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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我收工后正要进工棚门，刚刚抬起一条腿，后边的人早等急了，抬起一脚踹在我屁股上，我人早己失去平衡，一下子向前栽去，工棚门口外高内低，我摔的不轻。不仅弄了一身泥，右肘下部碰在工棚里的铁锹上，磕出一个三角口子，鲜血不断地往外流。
我爬起身来想要同他理论，还没有开口，那边早已骂出了声：“臭地主嵬子，你还敢挡横是怎么的？别说踹你一脚，就是打死你也没有人敢哼一声！”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豁出命来也不能受这窝囊气。三叔在旁边死死拉住我，一边骂我不懂事，一边向那人赔不是，好象错误出在我身上。
真没想到，离开家几百里地远了，本以为可以痛痛快快地干活儿，不再受龟鳖气；没想到在海河这儿干活还要受气，难道我们这些人真的无路可走了吗？
胳膊上的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我满身污垢，如果伤口感染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强压下怒火，决定先去找医生给伤口上点儿药。
水银中毒
水银中毒
每个连部都有一个卫生室，可以为伤病员进行初步的诊治。
我来到卫生室，向大夫说明了情况。大夫是个胖胖的中年人，姓黄，是宫村镇的一名赤脚医生。
黄大夫见我进来，询问了一下情况，便说自己医术如何如何高，任何病都能手到病除，没有看不好的病。我随声附合着，心想快点儿看吧！只要快一点儿，我就谢天谢地了。收工回来，到这时候了我还没有吃饭，肚子早己饿得咕咕叫了。
黄大夫让我抬起胳膊让他看伤口，我高举起右臂，伤口还在不停地滴血。他看了看黑乎乎的胳膊，皱了皱眉，对着伤口吹了两下，拿起一个镊子，夹起一个棉球，我以为他要沾点儿酒精消毒，谁知他却直接沾了红药水，照着伤口涂了两下；我问他为什么不消毒，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随手拿起一个碘酒瓶子，对着我的伤口倒了一些，随后说：“行了，这回也消毒了，也消炎了。”
我用左手扶着右胳膊上的衣服袖子，走回了工棚。没想到回去一看，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既没有窝头，也没有一口粥。我拿着碗想去伙房要点儿吃的，伙房的大门紧闭，大师傅们早己熄灯睡觉了，明天早晨他们还要起早做饭呢。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工棚里，肚子饿得前心贴着后脊梁。干了一天的活儿，却要饿着肚子！由于活儿太累，每天二斤半的定量根本就不够吃。我受伤先去看病，谁还管你吃饭没吃
饭，自己先吃饱了再说。
躺在床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越睡不着越觉得肚子饿得厉害。我爬起身来，到外边喝了好多水，肚子撑的鼓鼓的。我躺在床上，这下可闲不住了，每隔一会儿就要去一次厕所，折腾了一夜，一点儿觉也没睡。惹得旁边挨着我睡觉的人直唠叨。
工棚内夜间是没有灯的。我每次去外边都要用手摸着一点一点地往外蹭。有时黑灯瞎火地摸到别人头上，惹得人家直骂。
早晨上工时，我的头晕乎乎的，有些直想吐，很恶心，还有些发烧。我心想：千万别病倒了，不就是饿了一顿嘛，也不至于这么松包呀。
坚持了一天，身上出的汗湿透了我全身的衣服，上衣紧贴在背上，晚风习习吹来，冷得浑身发抖。我用手摸了一下额头，滚烫。心想：糟了，这下真病了。怎么办？
等我走回到工棚，身上的湿衣服己经被秋夜的凉风吹干了。衣服硬硬的，上面结成了一层白色的盐。衣服上的汗迹一圈一圈的，像是大海中不规则的小岛。
我接受上次的教训，先吃完饭，然后强支撑着身体去看医生。
黄大夫听我介绍完情况，用手摸了摸我的脑门儿，说：“没事儿，这头痛脑热算什么”。我问他发烧会不会影响明天干活儿。他连声说：“不会，不会。咱们这儿上级有规定：不许出一个病号，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住医院。谁也不许泡病号。”说完，又往我右胳膊的伤口上涂了许多红药水，然后拿碘酒瓶子往上面倒了些碘酒，挥挥手说：“行了行了，再上两次药就全好了。”
我强支撑着身体，回到了工棚，一头扎在地铺上，昏昏沉沉地睡去。半夜，我突然觉得头仿佛要炸开一样疼，胸口好像在冒火。我用力爬起来，喝了几口水，觉得脖子两边有些别扭，用手一摸，才发现脖子比原来粗了许多，是两边的淋巴腺发炎了。
拂晓，上工的哨子吹响了。我烧的迷迷糊糊的，一夜似睡非睡，一爬起来，头沉得很，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点儿劲也没有。但不去上工是绝对不行的。我挣扎着拄着铁锨，跌跌撞撞地走出工棚，继续干活儿去。
就这样，我用顽强的意志又坚持了一天。头一直昏沉沉的，也不知这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晚上我去找黄大夫，他二话没说，照旧给我上的是红药水和碘酒。
回到工棚，我躺下以后，只觉得头越来越疼，脖子与腋下，大腿根处全都是又红又肿，浑身难受极了。
半夜，我烧的嘴唇起了大泡，很想喝两口水，但用了几次劲儿也起不来。没办法，只得原地不动，由于头晕恶心，晚饭只喝了两口稀粥；自己也觉得很奇柽，干了一天的活儿，怎么那么饿却吃不下去呢？
生死之间
凌晨上工吹哨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地听见班长在招呼我的名字，让我上工去。我只觉得他的声音越来越远，渐渐地消失了。似乎有人在我身上踢了几脚，但是我己经没有什么疼的感觉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一阵剧烈的疼痛使我睁开了双眼。我看见黄大夫手里拿着一根针，我知道他刚才肯定扎了我的人中穴。我平时爱看医书，知道人在昏迷中扎人中还是奏效的。
黄大夫又换了一根长长的大针，在我心口窝处用力扎了下去。这针差点儿要了我的命。我不敢呼吸，疼痛难忍，不能说一句话，只是焦急地向他摆手，不让他继续扎下去。
可是他装作看不见我的手势，继续向深处扎。我一开始只觉得浑身出汗，颤栗不己，后来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觉得有一股凉凉的液体流进我的嘴里，原来是有人在给我喂水，并同时有人不停地呼唤我的名字。我心中明白，阎王爷不要我，我终于又挺了过来。
黄大夫己经两天没来了，他怀疑我得了一种特殊的传染病，恐怕自己也传染上，所以躲的远远的，不再管我。没想到正是此举却救了我的命。
在我胳膊负伤的时候，他一直都在给我涂红药水，这红药水又叫红汞，药中含有水银，而且立刻就又涂碘酒，造成了碘化汞中毒。
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病是用药不当中毒引起的，这是我以后在医书上查到的。可能黄大夫至今也不知道正是他促成了我的重病，庸医杀人不用刀，我真希望他以后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由于活儿太累，许多人吃不饱，而饿着肚子是无法干活儿的。连长老夏发现后，最后作出一项决定：吃饭不再定量，随便吃，每三天中午一顿改善，每人中午一个一斤二两面的面龙；就是用面摊薄卷些菜蒸熟，像个小枕头那么大。一斤二两面如果不够吃，还可以加窝头，数量不限。我每次吃改善时要加两个窝头。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不仅欢呼了起来。是呀，我们终于可以吃饱了，而且能三天吃一顿白面。这对于我们这些干重活儿的人来说，真是特大喜讯。
早晨吃饭的时候，我一下子吃了五个大窝头，还喝了一大碗粥，这碗相当于平常的三碗。上午我推土的时候，每车我多加了两大锹土，自己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由于过于劳累，中午吃了八个窝头，而晚上则吃了七个。晚饭还没有吃完，人己经睡着了。第二天当上工的哨子吹响的时候，人还在鼾睡。迷迷瑚糊地爬起来，一边揉眼睛一边向外走；眼角的眼屎粘在睫毛上，一抠就会连睫毛一同带下来。现在我的眼睫毛非常稀少，就是那阵长期的海河生活造成的。
睡觉的工棚中间是过道，这过道大约二尺宽一尺深，两边密密地挤满了民工。虽然没有取暖设备，但是人挨着人挤着睡，翻身都感到困难，所以并不算太冷。
每天推土回来，一进工棚，就会闻到一股刺鼻的汗臭味。干活儿时人们穿得是球鞋或者是胶鞋，里面不透气。紧张的劳动使鞋内充满了汗水，一走路直打滑。
好不容易盼到收工了，大家一进工棚就立刻脱掉胶鞋，让泡得发白的脚出来透透气；这四五十双脚一解放，工棚内的味儿真是臭气熏天。说真的，我刚来时闻到这味儿直想吐，根本吃不下去饭。后来活儿太累了，肚子又饿得难受，也就不管那么多了，不但顿顿吃得香，而且越吃越多。
由于人多拥挤，我受到了‘穷人虫’虱子的特别关照；跳蚤早已是家常便饭，一叮咬上准会起一个大包，又疼又痒真难受。而虱子则不然，它咬人时一咬就是一大片，或者沿着衣服的缝边密密麻麻地排起长队，一咬就是一条红线。它是真正的势力眼，专咬穷人，没有听说哪个有钱人招上了虱子。
记得在家时与祖父闲聊，问过祖父虱子为何叫‘穷人虫’，祖父则出口成章，说：“身穿绫锣缎，一天三遍换，别说吃人肉，连味儿都闻不见。”穷人几天都穿一件衣服，不常换洗，虱子当然容易繁殖了。
祖父很爱写诗，他在京时曾用石榴树干做成一个拐杖，并在上面题诗一首：此杖弯曲质最强，流芳千古把名扬，如今落在麟祥手，舒展自如有主张。祖父在我家吃饭时，看到粥稀如水，便说：“数米做成一碗粥，鼻风吹得浪悠悠，好似一片清江水，却无渔翁把钓钩。”
拿祖父作的诗来比喻我们这儿的稀粥非常恰当，再说几百个人每人都要喝几碗粥，熬稠了也根本不够喝的呀！
每三天中午吃一顿白面，有时吃面龙，有时吃别的什么。那天中午收工回来，我们一群人一起往回走。我问大家：“你们猜猜，今天中午吃什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什么的都有。这时刮得是东南风，每个伙房飘出来的饭菜的味道会顺着风飘出几里远。我走到正对着我们公社伙房的方向，用鼻子闻了闻，有一股从来没有过的味道。我仔细一琢磨，噢，对了，是炸油饼的味道。以前在北京早晨吃早点时经常吃，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我马上对大家说：“你们谁敢跟我打赌？我说今天中午吃油饼！”话音刚落，所有的人都七嘴八舌地嚷起来，都说这是绝不可能的，吃什么也不可能吃油饼，因为以前从来没吃过。于是大家都想跟我赌。说如果不是油饼则把我的面龙让给赢的人，如果是油饼则输的人把油饼让给我。
我们很快走到驻地，来到伙房前一看，真的是油饼，每人两个，不仅喜出望外。刚才执意要跟我打赌的几个人，这时早己馏得不知到哪儿去了。
这时有人问我是怎么算出来是吃油饼的，我如实地告诉他们，不是算出来的，而是靠鼻子闻出来的，他们都非常惊讶。
工程己经到了最艰苦的阶段，用行家的话来说叫掏腮。什么叫掏腮呢？当挖河到了最后阶段，别的地方的土己经挖完了，只剩下河底和河坡之间的那块土，地方窄，土层厚，坡度大，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