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棵南瓜也被连根拔掉。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也站在那里发愣，气得浑身哆嗦，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我上前去问牛二皮，为什么把这些向日葵和烟全砍光。牛二皮两眼一瞪，大声说：“这就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还想复辟资本主义吗？”
又问养了几只鸡，几头猪，我们什么都没有，还没有钱买呢！他说如果养鸡就只许养一只，多余的必须杀死！
我真不明白，养鸡与复辟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向日葵和烟全部除掉了，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能了？简直是莫名其妙！
我问了一下别人，其他人的家里他们连碰都没碰，只有这几家专政对象被铲除了毒草，割去了资本主义尾巴。
爸爸气的浑身哆嗦，看着院内一片狼籍，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便有了记忆力。我记得最早的一件事，是我最不喜欢系在我肚脐上的那条白纱布，一有机会就想把它扯下来。
有一次我无意中谈到了这件事，妈妈表示很惊讶，说那时我才生下不久，由于肚脐恢复的不好，像个大无花果，所以很长时间腰间都要系着一条纱布。而且三天两头儿生病，整天往医院跑，唬得大人提心吊胆的。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那时还小，奶奶用一只手抱着我，另一只胳膊挎着一个篮子，去‘公和裕’粮店买面。
奶奶刚刚把我放在面柜上，我一挺肚子，便把一泡尿撒在了面柜里。
奶奶气得照着我的屁股给了两巴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那个卖面的人说：“嘿，这小子怎么上这儿尿来了？”又说，“童子便还能治病呢，没事！”说完拿了一根棍子，搅拌了两下继续卖。
我刚会走的时候经常穿着一身白色的小海军服，拉着一辆既会摇头又会‘嘎嘎’叫的小鸭子车到处跑
我小的时候姐姐很喜欢我，常常一有空儿就哄着我玩儿。我最喜欢姐姐那长长的大辫子，只要一趴到姐姐的背上就用手揪，疼得姐姐用力拧我屁股，但我忍住痛不哭，但仍然不松手。姐姐的力气好大，她可以一只手把我举的高高的，那时我好怕呀！
这么多年了，直至今日，我仍然很喜欢长头发女孩子。
姐姐比我大11岁，高高的个子，双眼皮大眼睛，梳着两条大辫子，是个身材苗条很漂亮的北京姑娘。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航校，毕业后到成都的一家飞机公司工作，成为制造飞机的工程师。
１９５８年姐姐叁加工作时孤身一人，远离北京，非常想念爸爸妈妈。
我记得那时每星期姐姐都会寄来一封信，每封信上泪迹斑斑，字迹都有些模糊。每次寄来的相片背面都写着：亲爱的爸爸妈妈，女儿在想念家乡。
爸爸和妈妈每当看到这里，都会潸然泪下。妈妈有时甚至哭出声来，埋怨爸爸不该让姐姐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今天写到这里，想起当时的情形，眼泪不由自主地滴落下来，浸湿了我的稿纸。
姐姐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她平时节衣缩食，把所有省下来的钱都寄给家中，逢年过节父母过生日更是从不拉空。
我小时候就暗暗下定决心，等长大了挣钱了，一定要像姐姐一样，努力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多寄上点钱给家。
姐姐结婚时，爸爸在四川饭店定了一桌酒席，我记得很丰盛，一共才花了十六元，但是由于我急着上学，却没有时间吃。
姐姐家共有三个孩子，前两个是女孩儿，最小的是男孩儿，叫小江，我记得是68年10月15日出生的，已经有半岁了。
69年夏天，我们的生活依然很艰难，天天挨饿，吃糠咽菜是家常便饭。当姐姐知道我们竟然用粉碎了的玉米轴来充饥的时候，来信让妈妈去四川，既能帮助家中节省一点儿粮食，也可以帮助照料一下最小的孩子，姐姐好脱身去上班。
为了少一张嘴吃饭，妈妈决定带最小的弟弟晓民一起去四川。
乘坐7次列车经过了几天的颠簸，穿山越岭来到了天府之国成都，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姐姐一家人。
久别重逢不禁悲喜交加，但是妈妈与弟弟只住了几个月就回来了。
姐姐所在的工厂是一家国防工业的大厂，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批三查”的运动中，妈妈来川所带的证明是“历史反革命家属”，给姐姐一家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万般无奈之下，妈妈只得抱着才11个月大的小江，领着弟弟回来了。
妈妈回来后对我说，这么多年了，姐姐家什么都没有，日子过得很清苦，拉扯着三个孩子真不容易啊！
69年春天的“珍宝岛”事件，使上级警觉起来，备战备荒为人民，村中给18到35岁的青年每人发了一根铁尖木杆的标枪，我和二弟用了两天的时间，把标枪磨的非常锋利，不知谁把这件事捅了出去，没有几天，治保主任便找上门来，不问青红皂白，把标枪全都没收了。
我在院子里种了二百棵大白菜，每天到井台去挑水，每棵白菜浇一桶水。静静的夜晚，只有星星眨着眼睛，许多人劳累了一天，已经进入梦乡，我却挑着两只水桶，光着脚往返于井台之间，每天挑到夜深人静，我感到非常疲惫了，才回家睡觉，院里的白菜每三天浇一遍水。几个弟弟也有空儿就挑水浇白菜。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种的大白菜长势喜人，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中不免喜滋滋的。
我看到别人编的篮子很好看，每个能卖上一元钱，自己就很想学。
我打了一些细柳条，把外边的绿皮剥去，放在院子里晒干，再用水一浸泡，这些白条居然很柔软。
有一天早晨起来，外面下起大雨，不能出工，我便把这些条子拿出来自己学着编，打底要用细而长的条，我一边干一边想，中午吃饭的时候，才编了个底儿，太阳下山的时候，篮子已经编好了，但是还有许多柳条，我索性继续编，把它编成花篮。
编花篮很费事，首先要选一样长而细的柳条约180根，依次插入篮子中间的缝隙里，再一根根斜着编成花，最后插花最难，要把每一根柳条都插的相同，看不出先后，而且必须每组花纹相同才好看。
我一直编到了第二天清晨，终于把花篮编好了。圆圆的，每根条都很均匀，花篮编的很漂亮。我把它用清水刷净，挂在阳光下晾干。
村里人看见我编的花篮，都非常惊讶，说没想到城里孩子手也这样巧。
我不仅学会了编篮子，还教两个弟弟编，他们的手也很巧，很快就学会了，并把多余的篮子拿到集市上去卖，把卖来的钱全部交给妈妈。
因为房子比以前宽绰了，妈妈把爷爷接到我们家来住，这样在身边好便于照料，爸爸和爷爷都非常高兴。
村南的一棵大桑树上不知是谁贴上了一条标语《树欲静而风不止》，我理解这句话是指阶级斗争永远不会停止。但这是四书中的一句话呀，下半句是“子欲孝而亲不待”；怎么用在了这里？
大街墙面上有人又贴了大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搞好一批三查，一查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四年了，不但没有要停止的征兆，反而愈演愈烈，连堂堂国家主席也被打倒了，‘文攻武卫’，武斗成风，真是人人自危，我预感到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了。
清河筑堤
69年的秋天，挖海河的任务又落到了我的头上。我11月1日出发，途径霸县，向南40里地就是老堤，老堤向南12里地是新镇，再往南就到了工地。
工地位于熊县边界，任务还是筑堤，大大的圆顶工棚就搭在大堤下边。
刚到工地，民工们纷纷扔下车子，找一处无人的低洼的地方“卸货”，方便方便。由于人多，大堤旁拐角处的一个小坑已经被灌满了尿。
大约过了几个小时，连长老夏匆匆忙忙的赶来了，他与连队伙房在后面耽搁了。他一来就到处乱转，看到我才说：“大个，你把铁锹拿着，带一个人过来。”
我叫了另一个人跟在他后面，他指着刚才大伙撒尿的那个小坑说：“在这儿挖，往下边深处挖，一直挖到见了水为止。”
我赶快告诉他，这个地方都是尿，老夏一摆手，不耐烦地说：“让你挖你就挖，甭废话。”
就这样，我们两人挖了两个多小时，挖了一个大约3米多深的大坑，远低于堤内的水平面，一直挖到脚下渗出水来为止。
大约一个小时后，坑内聚集了大半坑水，足有两米多深，老夏命令伙房打水做饭。我看着那混浊的泥汤，真不知道做出饭来是什么样。伙房的人用绳子拴着一个铁桶，坑中间搭上一块板，一桶一桶的打水倒入锅内，给大家熬一锅稀粥。
开饭了，每个人三个窝头半碗咸菜一碗粥。
我的第三期海河就这样开始了。
整个工期我们做饭用的都是这坑水，我没有听见一个人抱怨这水不卫生，因为各期海河都是用这种方法取水做饭，这样最省事最方便，这是我以后上了多期海河后才知道的。
这期工程大家起早挂晚，30天的工程17天就完成了。工期结束后，每人分了二斤玉米面和1。7元钱，大家领了东西就都推车跑回家去了。
逼上绝路
1969年11月19日晚11点多钟，我带着一身疲惫，兴冲冲的赶回了家，还未踏进家门就高声大喊：“妈妈，我回来了！”
咦？院里一片漆黑，怎么没有人吭声呢？
我进了屋，点着了那盏火苗只有黄豆大小的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爸爸妈妈都没在屋里。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了？我心中忐忑不安。
家中只有几个弟弟，还有那刚满一周岁的外甥小江。
看到我回来了，弟弟晓民忍不住压低声音哭了起来。二弟和三弟也哽咽着告诉我，爸爸妈妈被隔离审查，已经三天三夜没回家了。
我赶紧问他们，爸妈被关在哪儿了？弟弟说一直关在机磨坊里呢！
我听了顾不得满身的疲惫，扭身走出家门，去找爸爸妈妈。
机磨坊离家并不远，一会儿工夫我就到了机磨坊，看见房门紧闭，里面不断地传出皮带的抽打声和痛苦的呻吟声。
我趴在房子南边的窗户上，透过窗户纸上的破洞往屋里看，只见爸爸妈妈并排跪在地上，膝盖下面是一溜砖，爸爸嘴角流着血，脸肿得老高，眼睛已经挤成了一条缝儿，妈妈头发蓬乱，紧咬着嘴唇，闭着眼睛。
大队会计汪坝正拿着皮带轮圆了胳膊在抽打妈妈，每抽一下妈妈浑身就哆嗦一下，但是任凭怎样的毒打妈妈就是一声不吭。
庄儿走上前去左右开弓抽了爸爸几个嘴巴，后边还有人手里拿着皮带晃来晃去。
旁边是汪坝的弟弟耗子，对着爸爸正在破口大骂，双手叉腰，气势汹汹的样子仿佛要把人吞下去。
我看到这里，血呼的一下子涌了上来，我觉得我的心脏剧烈的跳起来，咚咚的像要跳出喉咙！
你敢打我可怜的爸爸妈妈，我跟你们拼了！
我返身回家去拿那把尖锹，一边往回走，一边咬着牙发着狠地喊：“今天我豁出去了！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
我往回一转身，正碰在一个人身上，黑色的夜幕下，我没有看清是谁，管他是谁呢！既然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