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房的人一个又一个的走了，已经是该吃晚饭的时候了，人们渐渐地走光了。终于，传来一阵锁门声。
大队长刘贺叼着个大烟袋，在夜色中不慌不忙地向前走着，我不声不响地跟在后面。
拐过一个弯儿，大队长发现我还在后面跟着，就站住脚，低声地问：“你怎么还在这儿跟着呀？还不快点儿回去。”
我见四外无人，就悄声地说“您刚才不是让我等您吗？”
大队长用烟袋锅指着我笑声地说：“你这个小机灵鬼呀，真拿你没办法。跟我走吧！”
我跟在老人身后一声不吭地跟着，拐了几个弯儿，来到一座新房的大门前。
老人推开门走进去，向左用手一指，对我说：“你看住这两间行吗？”
这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小院。北房三间，南边三间房是新盖好的；西边是一个猪圈，院子东边有一口大水缸。
我走进南屋，三间房东边一间是大门道，中间一间是堂屋地，搭着一个锅台；里边一间是前沿炕，炕上空荡荡的还没有放任何东西。
这是新房，看样子还没有人居住过。
我对房子非常满意。
刘贺大队长又对我说：“这就是我的家。我看你这孩子人不错，就把你带来了。刚才那么多号房的人，我一间也没有给他们解决，只给你一个人解决了，你应该明白。”
我不禁喜出望外，连声道谢。
这儿原来就是大队长的家呀！看来大队长对我真是另眼看待。
这时，一个女孩儿从北屋走出来，站在门口好奇地向这边张望；看来，这一定是大队长的女儿了。
我向大队长打了声招呼，返身跑出门外，去招呼另外几个人搬进来。
已经连下了三天的小雨终于停了，北风呼啸着吹过来。初冬雨后的寒风刺骨的凉，地面滑溜溜的，结了一层簿冰。
大家一天没见我露面，工棚内的六个伙伴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工棚顶上的那层席表面亮晶晶的，上面的雨水结成了一层簿冰；工棚里到处在漏水，几十个人挤在工棚里乱哄哄的，许多人在骂街。这么冷的工棚根本无法睡觉。
我见了瑞民他们六个人，一挥手，说：“扛上铺盖，走！”
六个人听说我找到了房子，又惊又喜。旁边有人在唠叨：“真他妈邪了，他们怎么找到地方的？”
顾不了那么多，我们七个人扛着铺盖卷，搬进了刘大队长的新房。炕上只能睡五个人，二弟建民和三弟伟民让我把行李放在炕上，他们两人把自己的行李铺在屋地上，大家美美的睡了一觉。
半夜里我听见大门响，有人推门出去。
天刚亮，有人推开门进了堂屋，接着就是一阵搬动柴禾的声音。
我们缩在被窝里觉得很暖和，谁也没想钻出来看看。
我听见大队长的女儿在外屋说：“几位大哥们，我给你们烧烧炕。这屋一直没有人住，太潮。”
这女孩儿的心太好了，半夜起来去给我们搂苇叶，搂了两大筐苇叶又来给我们烧炕，真是让我们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
我赶快爬起来，穿好衣服，来到院子里，挑起两只水桶，来到外面大街上的水井挑水。我连续挑了三挑水，把水缸灌满了，又拿起扫帚扫院子。
大队长刘贺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刘建勋当兵在部队服役；老二刘建梅是个女孩儿，就是刚才烧炕的那个姑娘；老三是个男孩，因有关节炎长期在家养病；老伴儿在家操持家务。
大队长家生活很清苦，每天都是吃高粱面窝头。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时就把我们吃剩的玉米面窝头给大妈捎回来，但是大妈总是推辞，不好意思要我们的东西。
建梅是个长得很甜的女孩儿，挺讨人喜欢的，性格开朗活泼。
每当我收工回来，她便凑到跟前向我打听工地上的事情，还把她们这里的趣事讲给我听，我俩很谈得来，聊到高兴之处，二人不禁笑得前仰后合。
工地上的活儿很累，但是我们村带队的金三至今还没有来。头来时，他与我们讲好，去生产队催要工具，但是一连七天了还不见人影儿，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们这七个人，多数人是初次挖河的十几岁的孩子，势单力薄，真挖起河来根本不是别人的对手。我就出主意先将挖出的土从河口处垫成一条道，以垫道为名我们可以多推一些土。否则将土推到大堤我们就要走很远的路，那样进展就会更慢了。
几天下来，我们挖河的进度丝毫不比别人差。
这天，我们正在河内推土，本村的大队长林昌来了。公社组织各村干部到工地慰问，林昌代表我们村来工地看看我们。
一见面我就向他打听，看见我们带队的金三了吗？他回去催要工具已经这么多天了，怎么还不见回来呢？
林昌回答说：“他前几天让我把镐给工地送去，说完就回这儿来了，怎么会至今不见人影呢？
我们也觉得非常奇怪。
这天，当天快黑的时候，只见金三急匆匆来到了工地上。他说自己得了感冒，这些天一直在霸县住旅馆，由女朋友照料，至今未愈。这天听说公社组织人慰问，所以他就跑来了。
金三对我们讲他回家去要工具，到家却一扭头跑到了霸县；家中一直以为他在工地上，而我们却一直还以为他在家中，如果不是公社组织慰问，真不知他何时才能回来。
大家见他人虽留在工地上，却一点儿活儿也不干。金三说他来这里就是监督别人干活儿的，自己是领导，不是来干活儿的。
大家一见如此，情绪一落千丈，工程的进度明显就慢了下来。
晚上收工时，金三与我们一同回到大队长家的新房子里。与别的村的民工相比，我们的居住环境要好多了，他对此非常满意。
三弟伟民的关节炎犯了，干活儿很吃力。我看这里的活儿将来一定不会好干，就想让他回家去。
到了晚上，我看伟民的腿肿得很厉害，这里条件这么糟糕，如果病厉害了可就麻烦了。我把这情况向金三说了，建议先让伟民回家去，换一个合适的人来。他同意了，决定第二天早晨让伟民回去，到胜芳去赶汽车。
晚上我们收工回来，因为活儿很累，大家陆续都睡着了，我也觉得迷迷糊糊的。
突然，金三跳起来高喊：“快起来！快起来！都加班去！”
金三叫我们六个人拿上工具去工地加夜班，他说他要亲自送伟民去胜芳坐汽车。
我和瑞民六个人拿着工具，懒洋洋地走出屋；我抬头看看天空的星星，觉得时间有些不大对劲儿。
漆黑的夜，静极了。工地上静悄悄的，一个人影儿也没有。
我们六个人拿起铁锹往车上装土，我推了两车土之后，碰见工地上打更的老头儿，一见面他就问：“怎么这么早你们就来了？”
我告诉他我们加班来了，随后问他：“现在几点钟了？”
老头儿不紧不慢地说：“我刚才从屋里出来时是十点半。”
老天爷！我推了两车土才十点半钟，还不到半夜呢！这小子这么早就把我们轰这儿来了。
我想他一定不会真的送伟民去胜芳坐汽车的，因为他一向说谎话面不改色心不跳。
后来证实确实如此，金三根本就没有送三弟伟民去胜芳坐汽车，他把我们轰起来去工地，又叫三弟伟民自己扛着铺盖卷走到胜芳汽车站。
那年三弟只有十六岁，自己一个人摸着黑走了五里地，到胜芳汽车站又蹲了大半夜，早晨才乘汽车赶回家去。
第二天早晨，金三起床后，看见房东的女儿建梅，说了许多俏皮话。
晚上收工后，建梅看到我，对我说这人太嘎咕，不是个东西，如果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真想把他轰出去。
我听后赶紧好言相劝，建梅不再言语。
通过这几件事，大家的情绪非常低落，工程也被别人落下不少。金三一看着了急，又赶回家去搬救兵。
治保主任带着几个人来了，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他在商店用公款给大家买了两斤鸭梨，每斤一毛六分；在这里能吃到这么好的梨真是不容易。
这次工程我们打了大败仗，当我们工程结束的时候，整个工地上已经空无一人。最后等待工程验收，只留下我和金三两个人，其余的人先回家去。
我记得那是１９７４年的元旦，别人都在家中热热闹闹的过年，金三上工地去了，只有我一个人静悄悄地在屋中看书。
忽然吱扭一声，门开了，房东大妈和女儿建梅走进屋来，大妈手中捧着一大盘热气腾腾的白面饺子，让我赶紧趁热吃，并说如果那个人在家我是不会受到如此礼遇的。
我知道大妈家生活很苦，我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吃过白面，这次过年包饺子的一点儿白面还不知是怎么借来的呢！我怎能轻易就这么不客气的把饺子吃掉呢！
但是大妈的盛情难却，口中直说，这么多天了，一直没有拿我当外人，如果不吃饺子，大妈就要不高兴了。
我只得让大妈把饺子放下，趁大妈不注意时，又把饺子给大妈端了回去。
工程已经验收合格了，第二天我就要回家去了。到了晚上，我去向大爷大妈告辞。
大爷大妈详细地问了我个人的情况，并说早就看出我的言行举止不像乡下人。
我对大爷大妈整整一个月对我的照顾表示感谢。建梅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我临出门，看见她扭身进屋时在用手擦眼睛。
早晨六点钟，天刚蒙蒙亮，我就爬起来，扛着行李上路了。
大妈一直送我到村头，我已经走出很远很远了，隐隐约约还看见大妈的缕缕白发在晨曦的寒风中飘动，她老人家那摆动的手臂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的视线模糊了，一股咸咸的液体流进了我的口中。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忘不了那一家好心人。
徐水被扣
１９７３年决算盈余２０３。０４元，这与我养猪有很大关系。
为了多养猪，我骑着自行车到处去买猪饲料。
这天晚上收工后，我对妈妈说：“妈妈，我明天想去南边看看猪料的价格，您明天早点儿叫我。”说完后我吃过晚饭就睡下了。
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忽然听到妈妈叫我的声音，我一骨碌爬起来，拿了一条口袋，蹬起车来就走。
四周围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我顶着满天繁星，骑着自行车沿着乡间土路向着县城方向猛蹬。
县西的公路是直通宫村的，而宫村在县城的西北方，公路从北庄又一直向南通往大杨先务，我从家骑到大杨先务上公路，沿着公路去县城，走的路成为一个大大的三角形，这样一绕不下四十里地。
我骑车来到了固安县，沿着公路一直向南骑。道路两边的白杨树又高又大，把仅有的一点星光遮挡得严严实实。四周围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能凭着感觉向前骑，并不敢骑的太快。
突然‘唰’的一声，一个黑影飞快地从身边掠过，紧跟着又连着几个，若不是我躲的及时，险些撞个满怀。看着他们车上带的大大的口袋，我知道他们都是搞长途贩运的，最廉价的运输工具就是自行车，这些人靠卖力气挣点儿差价。
我沿着公路一直往南骑，过了霸县，还有40里地就是老堤了。
我不知道自己骑了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