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把我要借的书递过来时，我伸过手去接，可是她却使劲捏着书的一角，不肯松手。我抬头瞪她一眼，可是这姑娘火辣辣的眼光箭一样射过来，嗔怪的说：“难道就不能多呆一会儿吗？干吗那么急着要走？”
说着就把屋里唯一的一把椅子递过来，让我坐下，又转身把炉台上烤得焦黄酥脆的馒头片拿过来，斜靠在拒台上，用妩媚的眼光看着我，轻轻的“嗯”了一声，把馒头片塞到我的手里。
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坐在椅子上，低着头默默地吃着馒头片，不敢抬头看她那火辣辣的目光，屋子里静极了，只听见那壶水在火炉上吱吱的响。
那姑娘目不转睛地看了我一会儿，突然“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照着我的肩膀打了一拳，对我说：“瞧你那傻样儿！怎么不说话？我姓董，你叫我小董就行了。”
停了一下又说：“早点儿回去休息吧，明晚上演电影，我在后边等你，早点儿去啊！”
这姑娘真大方，比起来我感到自愧弗如，说起话来干脆利落，下起命令来让你有一种不敢不服从的感觉。
晚上演电影的时候，我悄悄地来到后边。不远处，有一群姑娘在议论着什么。我听见有一个人在小声说：“来了来了，就是他。”又一个人说：“这大个我们见过，是北京知青呢！”又有人说了一句什么，传来一阵笑声。
我正想悄悄溜之大吉，突然有人把一个姑娘猛地推到我的身上，还说了一句：“快过去吧！”
我抱住跌跌撞撞就要摔倒的姑娘，见是小董。她不好意思地挣脱了我的手，前去追打那几个推她的同伴，一边追一边笑骂。
这群疯丫头！
我自知不是对手，趁机赶快逃走了。
我们下班时从井口出来到宿舍有几里路远，大约要走将近半个小时。
早春二月，风还很凉。下班了，我缩着脖子沿着柏油路往回走。
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车铃声。我扭过头一看，只见四辆自行车并列着，一字排开沿着柏油路飞快地骑过来。路本来就不宽，我无处躲避，赶快退到柏油路旁边的土坡上。
四个姑娘大笑着飞驰而过，最边上的那个姑娘梳着两个羊角辫，故意用胳膊撞了我的肩膀一下，过去之后还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哈哈大笑着跑远了。
煤矿的姑娘有名的厉害，我真不敢招惹她们，只得自认倒霉。
在井下，我对放炮时的黄烟很不适应，呛得我不仅流眼泪，还有时肺部咳出一些浓痰。我决定去医院拿点儿药。
医院就在我们宿舍北边，几分钟就到了。诊疗室里非常安静，一个病人也没有。
我走进诊室，向大夫说明情况后，大夫给我开了些药。
这时旁边一位年轻又漂亮的女护士站起来，个子高高的，身材很苗条。她转过头来，我一看，认出就是刚才用胳膊撞我的那个姑娘。她戴着个大口罩，胸前挂着一个牌，上面写了三个字“赵艳玲”。
我从心里有些怵她，想不拿药了，站起身来要走。
可是她早己看出我的心思，肯定早也认出了我，按住我的肩头说：“别动！马上就好，拿完药再走！”
我只得又坐下来，心想：就拿点儿药吧，免得白来一趟。
小护士很快给我包了一些药，我拿了药刚要走，可是小赵却说：“等等！”
我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她手拿着一个注射器，里面已经吸了满满一针管药水，准备要给我打针。
我怕打针疼，连连摇手说不用打了，边说边向外走。
可是没想到这个姑娘好厉害，她一见我要跑，上去一下子就把我的裤子拽下来了，随手就一针。
我感觉屁股上一疼，猛地向前一窜，针头扎在屁股上，可注射器还在她手里，一针管药水全射到了屁股上，顺着裤子往下流。
我在背后的上衣里藏着三本书，被她一拉裤子全掉在地上。
我顾不得去拣书，提着裤子向外跑。
这个小赵护士在后面笑得前仰后合的，大声向我喊：“针头！针头还在上面呢！”
我用手一摸，果然针头还在屁股上面，随手拔出来扔在地上。
小赵上前把书拣起来，看见我已经跑远了，把手放在嘴边向我大声喊：“明天再来打针时再把书还给你！”
老天！我哪里还敢再去打针！也不敢向她去要书啊！
一个月后，我又返回北京去找杨书记，询问我们全家落实政策返京的事办的怎么样了，又带了一些礼物去见他。
杨书记非常和气地招待我坐下，倒了一碗水让我喝，然后不慌不忙地对我说：“我到上级请示了关于你们家返京的这个问题，，上级说根据１９６７年‘３。18’布告精神，在农村安家落了户就不能返回城市。”
犹如晴天霹雳！刹那间我大脑好似挨了当头一棒，变成一片空白。
我们返京的事情这么说肯定是没戏了！
太让人失望了！难道连一点儿希望都没有吗？
我有些不甘心，继续争辩道：“这个布告不就是‘十六条’吗？文革己经结束了为什么还要用这条政策呢？”
杨书记一边把我带来的礼物放进橱柜里，一边说：“党的政策永远有效，１９６７的政策也是党制定的嘛！”
我看争辩不出什么结果，决定自己亲自去公司询问一下。
我来到公司找到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索师傅，他说杨书记根本就没上这儿来，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我们返京这档子事！
这下我全明白了，正是这个昔日把爸爸赶回老家去的红卫兵头子，他在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进京哪！难怪几个月来毫无进展呢！
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我想到了去找妈妈单位的领导秦厂长。
秦厂长是个非常好的人。我一提此事，他立刻满口应允说：“小纪你放心，只要你爸爸单位办完了，我这儿马上就给办。”
可是杨书记那里明一套暗一套的，我一连去了多次，每次去都是礼物原样照收，可是事情也总是照样拖着不办。
怎么办呢？事情一拖就又是一个月，真急死人了！我吃不下饭，夜里愁的睡不着觉。早晨起来，枕头上头发掉了一大片。
这时有人告诉我，有传言说北京市从六月一日起停办各类进京手续，为了维护社会安定。
这消息不知真假，但万一证实是真的，那我们以前的努力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我急得不知如何才好，突然急中生智，决定给秦厂长打个电话试试。
我拨通了秦厂长的电话，对方正是秦厂长本人，我对他说：“秦厂长吗？我们这儿关于纪敏曾落实政策的问题己经办完了，你们那儿办得怎么样了？”
秦厂长在那边电话里说：“您尽管放心，我们这儿马上就办。”
放下电话，我立刻骑车就去找秦厂长，刚一见面，秦厂长就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这可好了，你爸爸那儿已经办完了，你妈妈这儿我马上就办，你等我的消息吧！”
秦厂长说到做到，立刻与小王阿姨马不停蹄的办理我妈妈的返京手续。
不久后，小王阿姨通知我，我妈妈返京问题己经全部办妥，并安排二弟建民与三弟伟民在妈妈原来的工厂上班，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４日进京报到。
大功告成！
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喜出望外，立刻骑车返回家中，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没想到，我们的户口在村中，在公社甚至在固安具都没有找到，那么我们的户口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１９６６年我们回农村时，把户口交给了当时村中的领导；可这次我一问，村干部却说：“你们臭地主黑五类还想要啥户口，那破玩艺我早就撕了。”
天哪！我们回乡十三年了，竟然当了十三年“黑人”，连户口都没有。
我办完了妈妈和两个弟弟返京的全部手续，拿着这些材料去找爸爸单位的领导杨书记，问他为什么别的单位能给办，他却不能给办，并且直接告诉他，公司并没有接到他所申报的任何材料。
杨书记非常尴尬，楞了半晌才说：“我们这就办，这就办。”
我们全家落实政策返京的问题就这样全部解决了，我激动的几夜睡不着觉。
我把这好消息马上写信告诉远在成都的姐姐。我写道：“亲爱的姐姐，当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当日夜盼望的事情即将成为事实的时候，谁能相信这是真的呢！”
写到这里；泪如泉涌；却再也写不下去了；泪水浸透了信纸；我哭着趴在桌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把这写了一半的信撕下来，夹在一个笔记本里，留作永久的纪念。又重新给姐姐写了一封信，这半封信我直至今天还保存着。
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万千思绪涌上心头，提笔写了下面这些诗句：
千古悠悠多少事，
尽在不言中，
惊回首，
遗恨无穷！
可叹红颜白发，
谁怜苦海苍生？
子建怀才悲作古，
屈原含恨“离骚”赋。
爱也翩翩，恨也连连，
缕缕情丝恩和怨，
三十春秋冷与暖，
壮志未酬死不甘！
青春一去不再还，
凌云之志化云烟！
空悲叹！
重整昔日旧河山，
何日辉煌再现？
没有亲身经历过，谁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呢？
十三年来，我们受尽屈辱，饥寒交迫，挨打受骂；我去挖河被压断了脊梁骨，挖煤又多次遇险；遭遇过龙卷风和特大冰雹，真是九死一生啊！
虽然我干活时累得吐血，却从来没有低过头；在非人的折磨面前，爸爸险些寻了短见。正是我们弟兄几人的崛起，才让爸爸看到了希望。正是党的否定文化大革命，落实政策返京的拨乱返正的英明决策，才使爸爸妈妈获得了新生，使我们全家重见天日。
“北京，我们就要回来了！”我激动地向着天空高喊。
我马上返回煤矿，辞去了那里的工作。矿上的会计告诉我，一个叫刘迎年的取走了我的全部工资。我并没有委托他呀，为什么他要取走我的工资呢？真是人心叵测呀！
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３日，我离开煤矿回到家，耐心地等待北京的消息。
不久后，消息终于传来了，让我从家中速速赶回北京，于５月２４日到单位报到，到爸爸原来的单位上班。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姑娘的心
姑娘的心
我把要回北京的消息告诉了我的几个好朋友，当告诉贾尚清时，我发现妹妹小娥的眼睛一亮，我当时并没有介意。
早晨，我急急忙忙赶到固安县去坐车，却意外地发现小娥竟守在门口等人。一看见我她高兴地叫了一声大哥，我们一同坐在了开往北京的公共汽车上。
我奇怪地问她怎么来了，她指了指手中的篮子说：“我去北京换鸡蛋呀！”
这个鬼丫头，她是不是借换鸡蛋之名而送我回北京呢？
大约过了两个来小时，汽车驶进了永定门。
下车后，我陪着小娥将鸡蛋送到五棵松的一个老头那里。从那儿出来，时间已经不早了，上哪去呢？小娥提议去中山公园坐会儿。进了公园，小娥买了几根冰棍。我们坐在一个长椅上，边吃冰棍边聊天。
时间过得真快，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