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和他们一
起散步，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完全替代了他们的母亲。
K先生和太太经常谈论离婚的事情，但从没成功，因为K先生，一位充满爱心的父亲，不想让任何一个小孩感觉到被遗弃的悲伤。因为对小孩子的共同兴趣，一开始就在K先生和杜拉之间建立了一种感情的链环。杜拉关心K先生的孩子们，显然是为了掩饰一些她急于隐瞒自己和别人的东西。
相同的判断可以从她对孩子们的行为看出（参考女老师所对待她的），也可以从她对父亲和K女士关系的默许看出——换句话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爱恋着K先生。
当我告诉她这个结论时，她不同意。她马上告诉我说，别人（例如她一位表妹——曾在B城和他们住过一些时候）曾对她说：“为什么你总是对那个男人不礼貌！”而她自己就是无法回忆起这类的情感。
后来，当各项资料使她难于坚持她的否认时，她才承认在B城中，曾经爱过K先生，但自从湖边度假那一段遭遇发生后，那就成为过去了。
她指责自己的父亲：说他对良心的最迫切呼唤竟然充耳不闻，说他只看到对自己的爱情有利的一面——这些指责反过来必然落在她自己的头上。如果杜拉爱K先生，为什么她在湖边度假那个遭遇中拒绝他呢？或者为何她的拒绝那么粗暴，好像她深受他的伤害呢？而且，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子，如何会因为一项既不唐突又不冒失的求爱举动，而感觉受辱呢？
她还指责父亲：说他的健康不佳只是一种借口，他利用它来达逞私欲。这些指责，一样地隐藏了一大段她自己的秘密。
一天，她向我诉说一个自觉的新症状，她常感觉到像穿刺般的胃痛。“你又在模仿谁了？”我问她，这一问一针见血。
二、临床现象暗恋与病痛
暗恋与病痛
——杜拉认为，那个病完全是由于堂姐的嫉妒所引起的……
前些日子她曾访问她的堂姐妹——她已死去姑母的女儿们，较年轻的一个已经订婚，这消息使她的姐姐得了胃痛而病倒，被送去西木林（Semmering）治疗（一处有名的疗养地方，位于维也纳南部约50英里的山上）。
在杜拉看来，那个病完全是由于堂姐的嫉妒所引起的，当堂姐想要什么的时候，她总是病倒，而现在她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离开家里，免得嫉妒她妹妹的幸福。
但是，杜拉本身的胃痛却说明，尽管她还认为堂姐是一个诈病者，她却把自己比做她的堂姐，她这种“心理模仿”的背景也许是她也嫉妒那幸运女孩的爱情，或许她把堂姐最近失恋的遭遇比做自己的遭遇。
杜拉也从K女士那里看到病会带来的好处。她知道K先生一年中有部分时间旅行在外。当他回家时，他常发现太太健康不佳，但杜拉知道前一天她还好好的。杜拉了解到，丈夫在身边会使他的太太病倒，而太太则高兴生病，以免履行她所厌恶的夫妻间的性义务。
当讨论到这点时，杜拉突然说出在B城的起初几年，她的健康时好时坏的情形，就像K女士的情形一样，于是我怀疑她的健康状态与别的事情有关。
由于其联想的相邻性——时间上的相邻性，我们可证明出一种尚未公开的内在性关系的存在。例如写字，如果“a”和“b”写在一起，那么“ab”就形成了。这是精神分析的技术性原理之一。杜拉曾有过无数次的咳嗽发作，并且导致失声。她所爱的人的存在与否会影响她病症的出现或消失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发现一些巧合的事实，或其他暴露真相的事实。
我问她这些发作的平均时间有多久？“一般3~6个星期。”K先生不在的时间有多久呢？“也是3~6个星期。”她回答得很勉强。
杜拉的病证明了她对K先生的爱，就像K先生的太太的病证明了她对丈夫的厌恶一般，只要假定杜拉的作为刚好和K女士相反；在K先生不在时，她就生病。他在时，她就好起来，至少在病症发作的初期似乎如此。可是在后期，我们必须忽视她病症发作的时间，与她暗恋的男人不在的时间的巧合性，因为巧合的规律性将暴露她的秘密。因此，到后来，发作的时间长短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记得许久以前，当我在查柯（Charcot）的诊疗中心工作时，我曾见到歇斯底里性哑症的病人如何以笔代言。这些病人写得比别人更流利更快速，或者比他们以前写得更好。
杜拉也有同样情形。在失声发作的前几天，“写得总是特别容易！”其实这不需要心理学来解释，这只是由于生理上的代价需要使然。
K先生在旅行的时候常写信给杜拉，同时也寄风景明信片给她。尽管他的回家总是出其不意，令K女士防不胜防。杜拉是唯一知道他何时回来的人，况且，一个人跟一个不在身边的人通信以代替交谈，这和一个人失声的时候，以写代说的情形完全一样。
因此，杜拉的失声可做如下的象征解释：当她所爱的人离开的时候，她就放弃说话的方式。既然她不能与“他”谈话，言语也就丧失了其价值。另一方面，写字的方式得到重视，因为它是与那个不在身边的人联系的唯一途径。
那么，我是否可以说，在任何病例中，只要有周期性的失声发作，我们就可以诊断为，有一个为病人所爱的人存在，而他（她）有时离开病人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杜拉病症的决定性因素十分特殊，我们不能预测是否有类似的病例不时出现。但是我们对目前这一病例中失声的解释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们岂不是让自己变成一部华而不实的作品的受害者吗？我并不这么想。在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个常被提起的问题，即歇斯底里症状的病因，是来自心理上的或身体上的，或者如果前者是对的话，是不是所有症状都来自心理因素呢？
像许多未成功解决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仍有待于执著的研究者去解决。任何心理的或身体的一方面，都不足以涵盖问题的真正本质。就我所知，每一种歇斯底里的症状都牵涉到两方面。如果缺乏某种程度的身体的配合因素，缺乏身体器官的某种正常的或病理的过程，它就不能产生。而且除非它有心理上的意义，否则它不能重复发生两次以上——重复出现的能力是歇斯底里症状的特征之一。歇斯底里症状本身并不含有这种意义，只是借用了该意义，就如连缀上去一般，并且意义随时可以改变，随着那被压抑而急于想挣脱束缚的思想而定。同时，有某些因素在发挥着作用，使潜意识的念头和身体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变得合理，而且也使那些关系接近某种典型的形式。
就治疗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来自“意外的”心理素材，而症状的解除有待于找寻它们在心理上的意义而定。当精神分析可解决的已被清除完毕时，我们开始建立各种有关症状在身体上的基础——通常是一种体质上或器官上的假说。
在杜拉病例中，我们不能满足于只以精神分析方法对她咳嗽与失声的解释，我们还得指出其器官上的因素，指出使她表达对一个周期性不在她身边的男人之爱情的“身体的配合因素”（Somatic pliance）的来源。在本病例中，如果症状的表现与潜意识精神材料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惊人的关系，我们也将在其他任何例子中，得到这种惊人关系的印象。
在这里，也许有人说，精神分析指出：解答歇斯底里问题的线索，并不在于“神经细胞的分子与分子间的奇特不稳定性”，也不在于一种很容易就进入“催眠状态”的方法，而是在于“身体的配合因素”。不过在回答这种反对意见时，我提到，这种新见解并不总是使该问题简化，而且已经使它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因此，我们不必再处理整个问题，而只要处理有关歇斯底里与别的精神病之间不同的部分就可以了。所有的精神病，其潜意识的精神趋势在得到“身体的配合因素”所提供的形体上的配合之前，都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相同过程。在身体的配合因素尚未形成之前，不同于歇斯底里症状的现象便会出现：不过，它仍然是一种有关的东西——也许是一种恐惧或强迫性行为——总之是一种精神病。
二、临床现象生病的真正动机
生病的真正动机
——杜拉生病的目的，只是想夺回她父亲的关心，促使她父亲和K女士分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杜拉对她父亲态度的深层次含义。她指责她父亲是一个谎称有病者，事实上这个指责是她对自己早期多病的自责，在潜意识里，也是对目前状况的自责。
这个时候，医生所面临的工作，通常是推敲那些由分析得到的暗示或隐喻。我告诉她说，目前她的健康问题是由于心理原因引起的，而且，就像她很清楚K女士的病一样，有其他目的在作祟。
我认为杜拉是想借病达到她的目的，那就是让她的父亲离开K女士。但她的请求或吵闹都未奏效了；也许她想吓唬她父亲使她的目的得逞（她曾写过诀别信），或者，乞求父亲的怜悯（她曾多次昏倒）；或者，如果这些都失败的话，至少她会对他施行报复。杜拉很清楚，她父亲非常疼她，一旦他知道女儿生病，常急得掉泪。我相信只要她父亲告诉她，他已经为了她的健康而牺牲了K女士，她马上会痊愈的。但，我希望她的父亲永远不要那么做，因为如此一来，她便拥有了秘密武器，将来只要有机会，她便会再度生起病来。要是她父亲无动于衷的话，我想她就不会那么容易痊愈了。
下面，我对“生病的动机”在歇斯底里症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一些概括性的
评论。生病的“动机”必须与生病的经常性的严格区别，也必须与症状所由来的材料相区别。动机与症状的形成无关，而且在开始生病时并不存在。它们是后来才出现的；不过，疾病的全貌要在“生病的动机”出现后才完成1923年附注——这点不太正确。“生病的动机在症状开始时并不存在，而只是随后才出现的”，这个见解已站不住脚。对在该文下一段中，生病的动机被提到，在生病以前即已存在，并且它们是促使疾病发作的部分原因。后来由于区别生病的“原本收获”与“附带收获”，我找到更好的道理，在本段后面几句中所提到的是属于“附带收获”部分。至于“原来收获”，则在任何心理症中，都可以识别出来。首先，生病会导致心理负担解除（我们说这是“逃避入疾病中”），虽然大部分病例，到了末期，这种“逃避”已没有什么效果，可是，当精神困扰时，它是最经济方便的解决办法。像这种原本收获的成分可以说是“内在的”或心理学上的，而且也是持久的，除此以外，还有外在因素（例如前面曾
提到K女士与其丈夫的关系）也可以促成生病的动机，这是原本收获的“外在的”成分。。它们的存在可以在任何一例长期病痛的病例中发现。
一种症状初起时，总像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进入病人的精神生活中，到处遭敌视，这就是它为何会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消失的原因。一种症状，在刚出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