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他的手握住我的手，他已经无力再做什么了。
我的父亲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严重脑溢血去世。于苏军建军节——1976年 2月23日安葬。普里沃利诺耶，这片父亲所出生的、从小耕种收获并且誓死保卫的土地，将他揽入自己的怀抱……
父亲一辈子为亲人做好事，却并未因为自己的病痛拖累过谁，便匆匆离开了人世。可惜他的一生太短促了。每次回到普里沃利诺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扫墓。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大学（1）
录取为住校生
我于1950年中学毕业，因成绩突出获得银质奖章。我已满19周岁，是应征入伍的年龄，需要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父亲的话言犹在耳：“毕业以后你自己看着办。你要是想工作，我们就一起干。想学习，就接着上，我尽量支援你。不过这事非同小可，主意只能由你自己来拿。”
我的倾向十分明确：继续学习。这是当年我的同龄人的典型倾向。国家正在恢复和建设，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师都很缺乏。往往是全班学生统统升入大学。即使成绩最差的学生，也能找到录取条件较宽的大学报考。
我的同班同学都报考斯塔夫罗波尔、克拉斯诺达尔和罗斯托夫的学校。我则认为要上就上最大的大学——国立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
不能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对于什么是法学和法制，我当时只有相当模糊的概念。但是我敬仰法官和检察官的地位。我把材料寄到法律系招生办公室，就开始等待。过了一些日子，没有任何反应。我发了一封已为回电付费的电报，这回得到了通知书：“已被录取，并提供宿舍。”就是说已按最高档次录取，甚至面谈也免了。看来，一切都起了作用：“工人农民出身”，工龄，已是候补党员，当然还有最高级政府奖励。总之，就当时主要靠前线战士来达到的对大学生社会结构的“优化”而言，我也算是合适的人选。
于是，我成了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头几个星期以至头几个月，我都感到不大自在。对比一下吧：普里沃利诺耶村和莫斯科。我从新朋友那里初次听到“莫斯科是个大农村”这样的说法。列宁格勒人特别喜欢重复这个说法。然而在我这个农村中长大的人看来，莫斯科是个庞然大物，一个巨型城市。当时的不安心情至今印象很深。
对我说来，一切都是第一次：红场，克里姆林宫，大剧院——第一部歌剧，第一部芭蕾舞剧，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美术博物馆，第一次泛舟莫斯科河，到莫斯科近郊游玩，第一次十月革命节游行……每次都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认识新事物的感觉。
尽管如此，最先回忆起来的，还是大学宿舍那其貌不扬的楼房，它位于索科尔尼基的斯特罗门卡大街上。我们每天都要辗转奔波七公里跑上一趟（乘地铁、电车和步行），到母校去再回来。每次这样的行进都使我们见识到新的市区，我们对这个城市愈来愈依恋了。当然，老莫斯科和她那素来就有的“俄罗斯特色”，那纵横交错的小街道小胡同，别说是5年，就是50年也休想弄清楚。然而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和胡同、宿舍周围大学生群岛的所有小岛却永远留在记忆之中：鲁萨科夫大街的大锤电影院和鲁萨科夫俱乐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广场那绝无仅有的情调，布赫沃斯托夫大街那古色古香的塔楼，索科尔尼基的公园。
到后来，已经是四年级了，我们搬到列宁山上，两个人住一套房，往往躲在“贵族之家”里一两个星期不进城。可当初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这些一年级学生是22人住在一间房里，到二年级是11个人，三年级6个人。
这里设有自己的带小吃部的饭厅，花上几戈比就可以买一杯茶，就茶吃面包，面包管饱，都放在桌上的盘子里。这里还有理发店和洗衣房，不过衣服常常是自己动手洗，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可供换洗的衣服。这里有自己的门诊部。这对我说来倒挺新鲜，因为我们村里没有，只有一个卫生站。这里还有图书馆、宽敞的阅览室，俱乐部里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运动队。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一个具有自己不成文的惯例和规则的学生大家庭。
我们大学生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文科各系的助学金为每月220卢布（1961年以前的币值）。诚然，我一度因为是优等生和担任社会工作，曾领到过很高的个人助学金，叫做加里宁助学金，金额为580卢布。此外家里每月寄200卢布。这笔钱的代价我很清楚：父母亲在自家宅院里种上蔬菜、养上鸡鸭，再拉到城里市场上去卖。
在莫斯科处处都得节约。不过，同我的大多数朋友一样，每到发助学金之前的那个星期，就感到特别紧张。只得吃“干粮”了，来上一个青果罐头或者是其他不超过一个卢布的东西。即使如此，那最后一个卢布也不是花在吃上，而是拿去买电影票了。
大学里的学习从一开始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学习占据了所有的时间。我学习起来如饥似渴，如醉如痴。家在莫斯科的朋友取笑我说，许多我觉得新鲜的东西，人家早在中学时就会了。可我念的是农村中学啊。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大学（2）
好奇心和自尊心
与我同年级的莫斯科同学，常常害怕别人知道他们对有些问题或有些事情一无所知。他们大概以为不耻下问就是表明自己无知。可是我的求知欲特别旺盛，什么都想弄个明白。到了三年级，我就能够与同年级最优秀的学生平起平坐，一起参加学生辩论了。
我们的法律系有何突出之处呢？首先是它传授广博的、各个方面的知识。首先是历史学科系列：国家与法的历史和理论；政治学史，外交史；其分量几乎与经济系相同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学；拉丁语和德语。最后，是一整套法律课程：刑法与民法，犯罪学，法医学和精神病，行政法，金融法，集体农庄法，婚姻家庭法，会计核算。最后，还有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和法，等等。
中心意思是，法律课程本身的掌握，需要切实通晓现代社会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因此就应当在掌握全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的情况下实现。
在我的心目中，大学是科学的殿堂，是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精英的集中地，是青年人的精力、激情和探索的发源地。这里可以感觉到千百年来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无论如何，存在着俄罗斯高等学校的民主传统。许多著名学者、院士都把在莫斯科大学执教、讲学看成一种荣誉。其中每个人都代表着学术流派，每个人都有数十部专著和教科书。他们的讲课打开了新的天地，揭示了我原先所不知道的人类知识的新境界，将莘莘学子领入科学思维的逻辑。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莫霍瓦亚大街上这座楼房里依然可以感觉到社会生活脉搏的跳动。尽管多半是以隐蔽的方式，却依然保持着创造性探索和健康的批判主义的精神。
当然，也不应粉饰大学里的实际情况。我上学的头三年正值“晚期斯大林主义”时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清洗和著名的“反对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运动”。
当时的气氛是极度意识形态化。和全国各地一样，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奉为圭臬的公式大行其道，被当成科学思想的准则。看来教学过程的目的就是从入学之初将年轻人的思想束缚起来，向他们硬性灌输一整套颠扑不破的真理，使之免受独立思考、分析、对比的诱惑。思想上的禁锢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在讲课、课堂讨论和学生晚会的辩论之中。
有一次，我在会上对一位教员分析问题的方法提出批评。当时我同宿舍的同学、过去的前线战士和年级的班长（如今已是教授，著述甚多）瓦列里·沙普科说，这样的话应当等考试过后再讲。我对他的审慎态度一笑置之。但是考试到了，我回答得很有把握，有一处在引用一本书时把书名说错了。主考官面露惊异之色。我马上作了更正，但为时已晚。
他挖苦地冷笑着在小本上记了个什么，我下面的回答他已经不听了。我答完后，他毫不掩饰幸灾乐祸的心情，说道：
“好吧，戈尔巴乔夫，稳稳当当的四分……”说着便毫不迟疑地立即在记分册上打分。
尽管其他科目我都得了五分，这门课我却没有再重考。于是我就失去了享受特定助学金的资格。这对我的自尊心、特别是对我的日常开支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
照我的看法，正是对于大学（对教授和学生）特别警惕。从全部情况来看，那里有一套对思想状况进行全面监督的得心应手的制度。对于官方立场的丝毫偏离，任何表示不愿轻信的举动，轻则可能在共青团和党的会议上受到批判。
在学校教授中进行新的一轮清洗的余音也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有时所罗织的罪名实在太荒谬，连当局自己也只得打退堂鼓了。例如，毕生从事基辅罗斯研究的大学者谢·弗·尤什科夫教授，竟被打成“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
在尤什科夫接受批判的学术委员会上，他情绪沮丧地登上主席台，并未详述反驳的论据，却只说了一句话：“请大家看看我吧！”只见他站在与会者面前，身穿托尔斯泰式男短衫，腰间系了一根带子，手里是一顶旧草帽，其整个外貌仿佛就是品行端正的俄罗斯老知识分子的化身。
会场里掠过一片笑声。人们并未就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指控进行批判，清醒的理智向情绪激昂的会场提示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失去理智了，这叫什么世界主义？”于是，对尤什科夫的批判就此草草收场。
我们都很喜欢听尤什科夫讲课。这甚至可以说不是讲课，倒更像是在客厅里的谈话，是关于远古时代、关于我们祖先生活的引人入胜的讲述。尤什科夫教授对自己讲授的课程可说是烂熟于心，游刃有余。我们却不止一次地给他设下独特的意识形态圈套，比方说：尊敬的教授，您在自己的讲课中为什么要回避引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呢？于是他手忙脚乱地打开他那个笨重的鼓鼓囊囊的皮包，从中找出一本自己的书来，戴上眼镜，寻找有关的语录。
我要是说大学学生所受到的密集的思想灌输并未触及我们的思想的话，那我就是在歪曲事实真相。我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产儿。如果说有部分教授（我今天觉得他们是）被迫地遵守了“游戏规则”的话，那么我们就把所学科目中的许多观点都当成了客观的现实，真诚而且坚定。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大学（3）
教育体制仿佛是在千方百计地防止学生掌握批判的思维方式。然而与其背道而驰的是，随着所学知识的日积月累，（到了三年级）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对于似乎已经学会并且掌握的东西进行认真思考的阶段。
今天的读者，首先是年轻的同胞，有人读了之后也许会皱起眉头，因为我这里要讲到，最先使我对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