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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81年2～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承认必须制定专门的粮食纲要。当时特别注意到农业生产与工业部门、尤其是加工工业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当然有一种满足感，不过作为一个有相当经验的人，我很清楚主要的困难还在后头。这里没有必要当预言家。尽管代表大会做出了决议，许多高官仍然不相信仅凭这个指示就能产生像样的、范围广泛的纲要。他们的依据是：不知有多少次有关我国经济的重要决定最后都成了一纸空文！
农工综合体被人为地拆成三个教区：田野里和牧场里的农业生产本身，向农村提供物质技术资源的工业生产以及将“大自然的恩赐”加工成食品的加工工业。在市场经济中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伙伴之间的关系都是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建立起来的，在市场本身的作用下便形成了国家的调节作用：税收、贷款等等。而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三个教区”都属于各个不同的部委，由党中央各个不同的部、政府、国家计委来监管，彼此之间没有经济上和组织上的联系，管理就成了极大的困难。每个“监护人”都把持着自己的地盘，争取给自己那个部门投资。结果是严重的各自为政、互不协调、浪费资金，这一切都发生在所谓的“计划经济”当中！
当我第一次不是在边疆区的范围内、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接手这些事情，看到混乱、纰漏和不平衡的真正规模时，说实在的，我曾一时感到惊惶失措。分配资源的原则是：看谁能捞到多少，谁打通关节的能力强，谁的关系多。结果是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再加上部门内部的不平衡，全都让农村来承受。体制居然还没有瓦解，只能让人感到奇怪。
“我能够有所改变吗？”我想道。但是退却为时已晚。在学者和专家的帮助下，开始研究与农业生产相互作用的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问题。产生了将其联合成为统一的农工综合体的想法。我们并不主张农工综合体包罗万象。只限于完全为农业服务的企业，其中有的产品占了几个百分点。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一致同意除农机制造和加工之外，将农机公司、农用化学服务公司、采购部、水利部和水运部也包括在内。结果成了一个实力很强的综合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中集中了全国38％的主要生产基金。根据粗略计算，它可以提供将近40％的国民收入。
农工综合体应当由全苏农工委员会来领导，但关键作用应当属于各州、区的联合体，这些联合体应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农机企业、牛奶厂、肉类禽类联合加工厂、复合饲料厂等集中到“一个屋檐”下。拟议中的这些地区联合体应当拥有足够的权利，以免事无巨细均需征求莫斯科的同意。
自然，为解决和协商与建立农工综合体有关的所有问题花掉了许多时间。为了使这一改组更加保险、通过进一步的专家鉴定和最后审定，我再次（这已经是第二轮）同学者、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负责人、各级党委书记举行了一系列会见。
这些会见形成了“支持的主力”。农工综合体的想法即将成为现实，这个苗头刚刚出现，那些关心农村命运的人便纷纷写信、打电话、要求接见。纲要的主要观点得到积极的响应。对农民家庭副业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不再把它看成是极其有害的、对抗性的“私人经济成分” ，而是看成我们农工综合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生产起着补充作用。
各州、边疆区、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的支持尤其显得宝贵。他们先前到我这里来，多半是为了再搞到一笔购买饲料、肉类的基金。如今则是坦率地摆出自己的想法，谈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关心使人产生了希望，因为政治局决定将粮食纲要问题提交预定在1982年5月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我很明白，对党的领导人来说，第一书记的声音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党内的局面变得复杂化了。
宫廷把戏
1982年1月25日，苏斯洛夫去世。苏斯洛夫去世加剧了政治领导人内部潜在的斗争。应当承认，苏斯洛夫从未觊觎过总书记的职位，他对勃列日涅夫绝对忠诚，同时又能够对他表示异议。在领导班子中他起着某种稳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各种力量和各种性格之间的对抗。
如今他不在了。第一个问题是：谁来接替？这里实际上说的是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那个按照惯例逐渐成为“第一”的“第二”书记，此人在总书记生前就要逐步掌握权力的杠杆，承担起领导责任。显然，只有勃列日涅夫自己可以接受的人方可成为这一职位的候选者。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处于无论对人还是对主张都不能很好理解的状态。这种状态多半取决于契尔年科，他从早到晚，时刻不离勃列日涅夫的左右，只有总书记午睡的时间除外。每个星期四开完政治局会议之后，勃列日涅夫就去扎维多沃（一处由军人照管的狩猎场），契尔年科也跟着去。如果政治局的事情需要了结或者处理，契尔年科就在星期五耽搁一天，但星期六星期天一定要在扎维多沃度过。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0）
我认为契尔年科之所以有影响，除了因为多年与勃列日涅夫共事而外，还因为他在树立勃列日涅夫的宣传形象、树立杰出的无可替代的政治家形象方面，比谁做的事情都多。契尔年科周围有那么一批人，他们采取相应的方式对传媒、党的意识形态机关、各级党委进行引导。
这样就开始出现诸如“公认的领袖”、“大理论家”、“无可辩驳的威信”、“争取和平进步的杰出斗士”之类的陈词滥调。如果考虑到勃列日涅夫近年来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确切地说是只能上几个小时的班，那么要造成他正从事积极活动的假象就颇非易事。精心策划总书记在公众面前的每一次亮相、每次出行，替他写文章、写回忆录，出版文集。这些都正中勃列日涅夫的下怀。
契尔年科成了总书记的代理人、好像是他的遗嘱执行人之后，显然是指望登上“第二号人物 ”的职位。他那个“班子”的成员更是把自己那过分的野心与他联系在一起，这是一帮毫无政治威望的纯机关工作人员。契尔年科本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在分析苏斯洛夫去世后的力量配置时，也不能不考虑到某些政治局委员，首先是最大的共和国组织负责人，如库纳耶夫或者谢尔比茨基之流。一位曾帮助过勃列日涅夫的工作人员给我讲了下面这个小插曲。有一次谢尔比茨基来见勃列日涅夫。讲了半天乌克兰的成绩，临告别时，对所听到的内容十分满意的勃列日涅夫大动感情，他指着自己的圈椅说：
“沃洛佳，我走了以后你就来坐这个位子。”
那是1978年，谢尔比茨基正好60岁。这不是玩笑话，也不是一时糊涂。勃列日涅夫的确早就眷恋着他，一上台后，立即将被赫鲁晓夫发落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去的谢尔比茨基调上来，设法让他当上乌克兰的部长会议主席，后来又选为政治局委员，当时谢列斯特正如日中天，这也是为撤换谢列斯特作准备。尽管谢尔比茨基论个人资质不是挑大梁的角色，当时却也是个大政治家，信心十足地“带领着”共和国，如他自己所说的坚定地站在“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①的立场上”。这受到高度的评价。
我认为苏斯洛夫之死也促使其他人产生一些想法。例如，安德罗波夫就对老友葛罗米柯的一个电话感到意外，葛罗米柯相当坦率地为自己登上“第二号人物”的交椅摸底。他很清楚如今坐上这把交椅意味着什么，很清楚谁将接过勃列日涅夫的权力。此人经验丰富，深谋远虑。无论谁当政，他都稳坐外交部长的职位，长达27年之久，这可不是平白无故的。
安德罗波夫吃惊地、甚至有些慌乱地向我讲了这个电话的事情。他回答得很有分寸：
“安德烈②，这是总书记的事情。”
附带说一句，安德罗波夫对这个电话的反应也暴露了他自己的盘算。他也瞄准了空出的位子，我当时绝对相信恰恰应当由他来坐这把交椅。乌斯季诺夫也持这个看法，他与安德罗波夫私交甚笃。
安德罗波夫重返苏共中央机关的问题在我与他的交谈中曾多次提到。早在他去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期间，我就曾对他说道：
“您在国家安全机关干的时间够长的了，应当回到您原来工作的那座大楼。”
他作出一副把这当玩笑话的样子，付之一笑。
安德罗波夫对我说，苏斯洛夫刚刚去世，总书记即与他谈到调任中央书记、主持书记处工作并照看国际部。他补了一句：
“不过我还不知道最后的意见是什么。”
契尔年科的反措施是否会封杀这个意见，他一直看不准。尽管契尔年科影响很大，而且在总书记病情恶化时更是想一手遮天，勃列日涅夫病情稍稍好转，就表现出了提出并坚持自己观点的能力。最后，1982年5月24日中央全会选举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我觉得勃列日涅夫是在3月中旬作出选择的。当时安德罗波夫对我说，让他在纪念会上作关于列宁逝世112周年的报告。按照“克里姆林宫学”的标准，这就意味着勃列日涅夫已经最后打定主意。
报告大获成功。大概是多年以来墨守成规的演说第一次促使大家认真思考现实生活的重要问题。就在当时，安德罗波夫说，我们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知之甚少。
在选择安德罗波夫时，很可能还有一点无人提到过。勃列日涅夫在将安德罗波夫调任党的工作时，让费多尔丘克接手国家安全工作，此人对他绝对忠诚。安德罗波夫对费多尔丘克持否定态度，建议由切布里科夫担任。但是当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问他谁可以接替克格勃主任时，他却没有正面回答。
“这是总书记的问题，”他说。
当勃列日涅夫问到费多尔丘克时，安德罗波夫未提出异议，同意这个人选。
对我说来，重要的倒是另外一个问题：可别因为注意力集中在“宫廷把戏”上而把粮食纲要的起草放到次要地位，当时起草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
纲要的薄弱环节仍然是其资金筹措的来源问题。如果说我已经将农机制造业现代化问题去掉，那么提高收购价格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没有什么指望。这是我感到很头疼的事情。于是我着手确定一个最低限度数额，否则我就无法去参加苏共中央全会。财政部和国家计委都回避谈这个问题。此外，我听说吉洪诺夫、巴伊巴科夫和加尔布佐夫开了个会，会上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毫不客气地说：
“不许向戈尔巴乔夫承诺向粮食纲要提供拨款和资源。”
更有甚者，加尔布佐夫原先就找种种借口回避正面谈话，我召集的会他根本不参加。只得请助手找到他，让他给我来电话。
“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我对他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