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共事多年的一位同僚向我转述了他同当时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ГM科尔尼延科的谈话内容。那位副部长援引了葛罗米柯的话说，安德罗波夫刚刚去世，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便在“小圈子”里碰头，但关于新总书记候选人的事似乎并未能谈妥。对这个问题，好像乌斯季诺夫声称应当由政治局集体做出选择，至于他个人的意见，他准备推荐戈尔巴乔夫。
实情是否如此，我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一些情况可资佐证。
“小圈子”的会谈是在中央委员会总务部一位副部长的办公室里进行的。谈完后契尔年科继续呆在办公室，而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来到外面走廊上。助手和贴身警卫们正在那里等候他们，受好奇心驱使，连日来这些人的鼻子简直伸得长极了。总算他们运气不错，吉洪诺夫耳朵有点儿背，所以像所有的聋子一样习惯于说话比常人声音大一些。据目击者说，当时他突然发话，嗓门很高，引得走廊里所有的人都回头看他，说的是：
“我认为咱们总算做对了。米哈伊尔①还年轻。也拿不准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干。科斯佳 ②嘛，正好合适。”
我再说一遍，这些传闻中哪一种更接近真实情况，这伙人在“小圈子”里是否就契尔年科做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我至今也不清楚。不过，关于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瞩望的是我这一点，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乌斯季诺夫曾亲自对我表白过。为什么是另一种结果，他并未加以解释。而我呢，自然从来也不曾就此事追问过他。
不管怎样，新总书记的选举经过极其简单，我甚至想说是枯燥乏味。吉洪诺夫非同寻常的积极性决定了一切。契尔年科一宣布开会，吉洪诺夫为了防止乌斯季诺夫突然发难，便立即要求就“会议程序”发言，并一鼓作气提议选举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为总书记。
可能乌斯季诺夫是想等着契尔年科表示推辞，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因为他比旁人更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并且应当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领导国家根本不是他所能胜任的事情，正如俗话所说，他“就那么两下子”。然而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在类似的场合表示“反对 ”，不符合这个政治局的传统。于是全体同意吉洪诺夫的建议，投了“赞成”票，其中包括我自己。借口也是现成的：“最重要的是别出现分裂”。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1）
“科斯佳，这样正好，”仿佛吉洪诺夫曾如是说。此话可以这样理解：有希望了，下一任总书记完全可能就是他吉洪诺夫了。但对社会而言，即便国情特殊，契尔年科这种人出任一个泱泱大国的领袖一角也着实令人震惊。咳，另外随便换个人也好哇，哪怕略为有生气点儿呢，哪怕稍稍年轻点儿呢，可是偏不……
政治局会议之后以及随后的几天里，乌斯季诺夫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沉默少言，落落寡合；而他向来是以性情开朗、乐观愉快著称的人，很难使其一反常态。在中央全会上我也目睹了另一些角色：有的人早就该退休了，有些人已经退休，但是依然留任中央委员。他们仿佛从一场惊恐中、从安德罗波夫新政中恢复了元气，振奋精神，满怀憧憬：他们的好时光即将重来，那么太平，那么“安定”，换而言之，一派“勃列日涅夫景象”。
如今在总书记任上究竟是何许人呢？堂堂一个大国，它的领袖原来不仅身体衰弱，而且重病在身，实际上已成残废。这对任何人都不成其为秘密，凭肉眼便可以一望而知。他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身患肺气肿），根本无法掩饰。曾在安德罗波夫葬礼上陪伴撒切尔夫人的那位医生，不久便公布了对契尔年科寿数的预测，后来误差只有几周时间。
契尔年科与勃列日涅夫朝夕相处，善于察言观色，终于成了勃氏的亲信，也可说是影子。我已经谈到过，他的影响力也在于他为树立勃列日涅夫偶像立下了汗马功劳。契尔年科最强有力的工具无疑是实际上主宰一切的党中央机关。很难解释，他这么一个文静寡言、与世隔绝的典型的办公室官僚，哪来那么多好大喜功的计划。我想，这可能是前面提到过的“秘密小圈子”成员促成的，这些人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心中的种种奢望。
谈到契尔年科得以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原因，不可忘记政治局里一条根深蒂固的陈规所起的作用：领导人中的第二把手几乎是自动地成为第一把手。契尔年科1984年2月14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追悼大会上以新身份所做的首次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沉重的。它使我们每个国人，使外宾感到悲哀。契尔年科注定会让人们产生这种感觉。
情况很快就清楚了，尽管中央意识形态部门为宣传“总书记形象”作了极大的努力，社会各界却并未真正认可他。他个人才具的局限、政治和国务活动经验的缺乏、对国家现实生活了解的肤浅、意志的软弱，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
1984年4月，契尔年科做出效法和继承安德罗波夫道路的姿态，访问了莫斯科镰刀和锤子冶金厂，同工人们会面。但是这次接触并不成功，相反，会见倒成了火上加油。他在人群中特别难受。我们目睹了这一切，简直无法容忍。
安德罗波夫之死和契尔年科之当选总书记，在反对一切变革的人当中产生了新的希望。他们已不再伪装，加紧对契尔年科施压，力图与安德罗波夫的创新以及他的工作风格一刀两断。
最先对此有切身体会的是安德罗波夫的拥护者，其中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这并非突如其来之事。早在1983年安德罗波夫健康急剧恶化，我就听说这伙人已忙于搜集给我抹黑的材料，连行政机关也加入了“猎捕”的勾当。我后来成为总书记之后，方才得知此事的详情。
因此我对这类阴谋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们正在设法实现蓄谋已久的将我搞掉的计划。这也反映了“主角们”的意向，政治局刚刚头一次开会谈到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分工问题时就已表露无遗。
不出我之所料，吉洪诺夫发起了进攻：
“我不明白，干吗我们一定要让戈尔巴乔夫来主持书记处，”他以相当不客气的方式说道。 “谁都知道，他现在所从事的是农业工作。我担心书记处会被搞成农业问题审查处，并且会被用来压制其他工作。难免会发生这种偏向。”
我只是坐在那里听着，一言不发。
乌斯季诺夫反驳了他的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在领导书记处的工作了，并没有发现什么“ 偏向”。未能做到马上否决。于是格里申和葛罗米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采取拖延战术，实质上支持了吉洪诺夫。但最重要的障碍（乌斯季诺夫）岿然不动。契尔年科试图坚持某种意见，讲点儿什么，但萎靡不振，有气无力，空洞乏味。我当即有一种感觉：这一幕表演的角色是事先早就分配好的。任命我主持书记处的决议一直未获通过。
事实上我却仍然在继续领导书记处，并同时让新任总书记时刻了解各项工作。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党内的，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范围的。书记处发挥的作用愈大，工作上对干部的要求愈高，便愈加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不单是吉洪诺夫，而且还有外交部，尤其是总书记的一帮爪牙。
吉洪诺夫持续不断地以令人佩服的顽强精神奉行削弱书记处的方针。他力图讨好利加乔夫，不过这样做未必会有很大的效果。至于多尔吉赫，吉洪诺夫则利用屡试不爽的方式加以拉拢，在某些场合当面称其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现在多尔吉赫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位总理辖下的各种没完没了的会见和谈话中度过的。
无论如何，不到三个月时间，在党内特别是中央、在莫斯科，人们都“感觉”到了书记处的存在。有些人想方设法跻身会议，另一些人却生怕置身其间。吉洪诺夫暴跳如雷，横加指责，千方百计给我们的工作泼污水。
在这段对我来说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切身体会到了乌斯季诺夫的支持。我俩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我不能不指出利加乔夫当时对我工作和精神上的支持。我同雷日科夫一道卓有成效地做了许多工作。即便同济米亚宁也都能协同解决各种问题，他常来找我。
一句话，我感到信心十足，在某种程度上能以哲学家的态度对待一切，我已不再提起我在书记处的身份必须由政治局决议认定的问题。我遵循自己一条早已有之的原则：生活终将安排一切各归其位。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2）
戈尔巴乔夫效应
4月30日，契尔年科突然要我去见他。我跨进他办公室的时候还在猜想，可能是谈即将到来的“五一”节的事情。然而一问一答之间，气氛骤然变得颇为紧张起来。一开始他讲得不很连贯，前言不搭后语，说他不能再拖延问题的解决了，别人对他有压力，这会在工作中引起分裂和意见分歧的，诸如此类。
我问他：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您说的是什么，是什么问题呀？”
“书记处的领导问题。”
“您用不着这么激动嘛。既然事关信任的问题，咱们还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解决吧。我也想向富有经验的同事们了解了解，我的缺点和错误在哪里。希望不会是我在政治局的去留问题吧 ？”
“不是的，哪能呢，哪能呢。”契尔年科张皇失措地嘟哝着。
这时我情不自禁，激昂地大发了一通议论：
“既然如此，我就有权知道，反对我的那些人，究竟想要我怎么样，都有些什么样的批评意见。我们必须对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做出评价。它在众所周知的一个时期之后又增强了活力，不那么合有些人的心意。您当总书记的应当通盘考虑，作出判断。我眼见得有些人企图一步步窃取权力，这样下去后果也太危险了。因此我赞成解决问题，但是要在原则的基础上解决。领导层的情况很复杂，对话很有必要。既然问题已经成熟，就不应当再回避了。”
契尔年科再一次求我不要急急忙忙地表示意见，可他自己却又在作笔记。我们讲好5月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又就即将到来的节日互道了一番祝贺，然后就分手了。我离开时心情沉痛，想到总书记的立场犹豫不决，模棱两可，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
傍晚乌斯季诺夫来电话，向我祝贺节日，建议早点动身回家。原来领导层中的几个人（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其他一些人，每天都工作12～14小时，直到深夜。我向他表示谢意，并颇有情绪地向他讲述了刚才同契尔年科谈话的情况。乌斯季诺夫一听便看穿其中大有阴谋，顿时惶惶不安起来。他赞同我所采取的立场，劝我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不必为此伤心，因为他认为反对我的图谋注定会失败的。
5月3日大家参加政治局会议，按既定的全部议事日程进行了讨论。但是成为我同总书记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