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举行了与“主要人物”的重要会晤。我决定会谈时要有外交部长参加，结果我们也这样做了。会晤内容丰富，而且次数很多，同布什、科尔、密特朗、撒切尔都会晤了。同中曾根也进行了饶有兴味的会谈。
不到三年时间，一个接着一个地相继去世了三位总书记，三位国家领袖，几位最显要的政治局委员。1980年底柯西金逝世。1982年1月苏斯洛夫去世，11月则是勃列日涅夫。1983年5月佩尔谢去世。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12月乌斯季诺夫去世。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
这一切颇具象征意义。那个体制本身也濒临死亡，它那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再具有生命活力。
我了解所赋予我的是什么样的责任重担。这对我乃是最大的精神负担。
当天我回家很晚。大家全都等着我，连早该睡觉的五岁孙女儿克谢尼娅也在内。我们一家人历来如此，已成习惯。大家都喜气洋洋，心情激动，但也为未来感到不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写的一本书中（原来记在她的日记里）回忆当时孙女儿曾对我说：
“爷爷，我祝贺你，希望你健康、幸福、好好吃粥。”
结果我真的不得不去对付一锅粥。
是啊，岁月如流。日前听到年岁更小的孙女娜斯坚卡几句堪称富有哲理的议论：
“爷爷，你瞧：冬天呀，春天呀，夏天呀，秋天呀，就这么样年年转圈儿，总是一个跟着一个地走。”
是啊，时光确乎流逝了……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1）
“手稿烧不尽”
我一生中从来不写日记，但常常使用记事本，历年来已积累了许多册，这是我的个人工作实验室。1991年12月离开总统的岗位，经历了俄罗斯当局对待我的种种不礼貌行为之后，我也并未放过事态发展中极为纷繁的种种情节。当时他们决定处理掉我为数众多的家藏图书中的大部分以及“非头等”重要的文件，其中包括笔记本。
然而，“手稿烧不尽”，并非全部笔记都销毁了。有几本赖莎·马克西莫卡娜保存了下来，有一本是在切尔尼亚耶夫的文件中发现的。这些难得的劫后余物有助于追忆那个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事实，以及许多足以判定改革意图的东西。
在切尔尼亚耶夫保存的那本笔记的开头，记的是同莫斯科无产者区居民的谈话，列宁格勒之行，同工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领导人以及学者专家的会见，给政治局和政府所作的指示札记。有的很简短；有的则较详细，例如就石油天然气工业状况同多尔吉赫的谈话。库纳耶夫、谢瓦尔德纳泽、谢尔比茨基用电话汇报各自共和国的情况。吉尔吉斯共产党领导人乌苏巴利耶夫和巴什基尔州委书记沙基罗夫对国家计划的抱怨。许多页记的是干部问题：解除Г罗曼诺夫的职务，Б斯图卡林调任外交工作，任命С科尔帕科夫为黑色冶金部长，批准鲍·叶利钦担任党中央建设部部长。
为了说明我担任总书记一职最初数日和数月所做的事情，现照录若干笔记如下：
3月：“供与葛罗米柯谈话用：1关于日内瓦谈判（争取继续谈判）。2根据里根来信——给予答复（新的口径）。3消除各方对签署延长《华沙条约》议定书的分歧。4关于《赫尔辛基协定》10周年。5复信密特朗总统（详复）。6复信拉吉夫·甘地（内含会晤的主题。时间——5月底至6月前半月）。7致函科尔总理谈秘密联系渠道问题。8阿富汗。需要有个切合实际的计划。9致叙利亚总统候·阿萨德的信。10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的建设性方针。11巴基斯坦——继续执行既定方针。”
还有一段有关阿富汗问题的笔记：“必须逐步调解冲突；同阿富汗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会谈关于扩大制度基础的问题；同索科洛夫和阿赫罗梅耶夫商谈军事方面的问题。十分重要：不得全面放弃阵地。”
“1985年3月27日：1质量。2向酗酒宣战。3居民中缺乏保障的部分。4用作果园和菜园的土地。5医疗。”
准备同葛罗米柯、切布里科夫、利加乔夫面谈：“1关于未来的中央委员会（商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及主席团成员、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关于ГВ罗曼诺夫；关于党中央主管国防的书记人选）。2关于外交部长：不限于外交部部内范围…… 需要一个政治上的大人物。”
关于同《文学报》主编亚·恰科夫斯基谈话的记载：“1老广场机关脱离了领导层根据新的任务进行宣传的安排（暗示济米亚宁和斯图卡林）。党中央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各部应当合而为一。2电视应当改革：存在着抢新闻的斗争，而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斗争。《真理报》应当步调一致。马克思主义宣传搞得很枯燥，青年人对其失掉兴趣。3要对历史进行科学和客观的研究：必须搞清历史，包括我国的现代史。4如果我们希望新政策获得支持，就应当恢复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5关于文学事业：文学和创作界中宗派主义的泛滥；对过去的美化。需要支持那些立场分明的人。有发展前途的文学应当与新任务配合一致。6不应当拿美国武器吓唬苏联人民。”
同尤·鲍·哈里顿院士的谈话：“1关于进行以核灌注方法获取激光的实验。2关于电磁辐射的研究，这种辐射对导弹控制系统可能发生的影响。3关于用高速运转计算机紧急装备中央的问题。”
即使这部分笔记也可说明，当时我面前真是问题成堆。我已经开始担心全盘政策的制定会被挤到次要地位，而总书记不得不昼夜听取汇报并作出具体行动决定：谁来修地铁，如何实现区域土壤改良，何处购置计算机，诸如此类。同时还必须刻不容缓地着手制定足以防止国家滑向危机并为它开辟光明前景的规划。
跳出机关的圈子
按照惯例，总书记的看法和建议应当提交党的中央机关审议并在党的组织中进行讨论。当时首先必须确定如何对待苏共党章，它已极其陈旧，连引用它都会感到难堪，只要提起它便会遭到嘲笑。新纲领草案的制定工作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契尔年科时期都曾进行过，但由于给此事的专门小组确定基调的是Р科索拉波夫，所以拿出来的材料散发着原教旨主义的浓烈气息，依然全是那一套司空见惯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甚至称之为伪马克思主义更为合适），只不过使用了略为现代化的语言进行表述而已。
当然，要做出真正切合实际的评价并提出颇具分量的思想，无论我们自己或整个社会，当时都还不具备条件。不过，召开代表大会以确认新的政治方针并解决干部问题，却是完全必要的。有的人向我建议不必急于抓党纲的事。但我认为，我们不应当仿效圣经中的先知，总是向人们预言无可置疑的真理。草拟纲领性文件的工作本身，在报刊和党员会议上，最后在代表大会上对其进行讨论，在我看来便是让党和社会动起来、使之对改革意图的感觉变得敏锐起来的一种手段。党的全体领导成员都赞成这些看法。至于谁是出于信念，谁又是仅仅为了不同总书记顶牛，这里就不必说它了。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2）
我上任之初，就立下一条规矩：讨论极其重大的决策时，不能局限于党的机构的圈子。前面已经提到，1984年政治局和15年前一样取消了关于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考虑到问题十分复杂，自由交换意见很有必要，我们决定不再作重开中央全会的打算，而是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会议，这个会需要精心地做准备。首先一步便是在中央委员会同经济界的实际工作者、专家学者、党的领导干部举行会见。谈话进行得极为坦率。在这个权威性的论坛上公开承认我国技术落后并得出必须改变经济机制、给企业以广泛的自主权的结论，这些都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在论证诸如此类的改革的必要性时，与会者中有人不无嘲弄地说：在我们这种事事都由上司安排的条件下，如果来上一位私营企业主，恐怕不要一两天就会逃之夭夭的。
我还谈了一个得到热烈赞同的观点：要是再不进行管理机构的根本改造和管理功能的权力分散，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经济方面的改革。意见完全一致：舍此任何改革都行不通，必然半途而废。有趣的是，一些顽固不化的老官僚也用这种口气说话，看来他们是认为此事与己无关，要不就是根本不相信有可能认真革新。
会上人们回忆起安德罗波夫在全国整顿纪律和秩序的情形。靠硬性的要求和整齐划一的行动也可以取得相当的效果，但这终归只是一时之计，无法弥补劳动和经济激励机制方面的种种不足。对纪律的狭隘理解似乎正在被类似的认识所代替，而纪律已经同生产的文明程度的提高密不可分。
总的说来，三月全会以后第一次“跳出机关小圈子”颇见成效。4月中旬我同利哈乔夫工厂的职工见了一次面：走访了汽车装配厂房、生活区、医院、商店，而同吉尔①人的交谈主要是在厂里不大的会议厅进行的。当时我首次公开谈到，从70年代初开始我们越来越落后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下降使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形势、国防问题的解决都大大复杂化了。以前我们达到高速度靠的是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现在这两方面哪一项也没有了。周期性的人口波动（这是战争的回声）导致劳动力缺乏，于是不得不依靠运用新的材料和自然资源。第一，这些资源并非用之不竭的，第二，它们的获取需要花费极其庞大的开支。只剩下一种选择：力争借助于推广先进设备、自动化技术、较少能源消耗和无废料的工艺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这种途径，可以而且必须保证国民收入不低于4％的年增长率。
这些看法和打算在与会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并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情形并非按惯例事先准备好的向“贵宾”表示一下敬意。吉尔厂与其他许多大型工业企业一样，当时已经切身预感到危机近在眼前了。
四月全会
在历届全会上通常都是先讨论主要问题，最后才是组织人事问题。这一次我们决定打破惯例，一开始就来个小“震动”。4月23日，我宣布全会开幕后当即提议选举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委员，尼科诺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表决结果照例无人反对。我向全体当选者表示祝贺，并请政治局委员登上主席台。我让利加乔夫坐在我旁边，并让他主持会议：“好吧，叶戈尔·库兹米奇，让我作报告吧。”我是有意识这么做的，为的是让克里姆林宫里新的排位顺序一目了然。
人们已经习惯把1985年四月全会看做改革历史的起点，尽管更准确地说起点应当从3月份算起：当时新任总书记已经宣布了即将进行的一些变革。顺便说说，不久前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一次朋友聚会上，电影导演马列·胡齐耶夫指出，基本的东西其实举行契尔年科葬礼时我在列宁墓上的讲话里已经说过了，后来则是对纲领的补充。此话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