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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电各邻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详尽通报了当时所掌握的情况。谢尔比纳和工作组成员5月6日和9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5月中旬，包括外国记者在内的新闻界代表访问了乌克兰，他们有机会弄清楚西方大众传媒以种种方式报道的所谓基辅已经“空无人烟”、遇难的人“成千上万”是否属实。我们还派遣了一个以科学院院士列加索夫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日内瓦，他们在那里提出的各种报告以其专业水准、精确程度和直言不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3日，在有各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按照监督程序听取了政府工作组的总结汇报，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原因进行了第一次广泛的讨论，提出了核动力的前途问题。早在改革之前这个话题就已经在《共产党人》杂志上提出过，该刊发表的科学院院士多列扎尔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就此进行公开的讨论一事未能获准。现在关于“和平原子能”的前景问题成了一场广泛的社会性大辩论的题目。辩论着重涉及了核电站结构老化的问题，建设新的电站、特别是在从地震角度考虑不够稳定的地区（如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建站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我经过反复考虑，了解了核动力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双方，其中包括许多世界权威的论据，我终于得出结论：我们暂时还离不开它。萨哈罗夫院士说：“看来，未来可以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的仍然是核动力。不过应该保证它的安全可靠。”伊·瓦·库尔恰托夫也就此提出了警告：“对核反应堆应当称‘您’，它不能原谅过失，什么时候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发生事故。”
后来，根据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的建议，政府制定了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长期规划，规划已获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委托有关部门对原子能电站的技术进行评估，建议全世界共同努力提高核电站的安全程度，要求我国积极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活动。我在讲话时呼吁停止核试验，宣布苏联延长此前宣布的1986年头三个月暂停试验的期限（延至8月6日）。
世界在“翻越”切尔诺贝利、目睹万丈深渊之后，依然未能达成一致的决定。法国将近70％的能源来自核电站，日本也与此相近似。美国和我们一样，占10～11％。其他许多国家同样离不开核电站。
切尔诺贝利敲响了一记警钟，呼唤人类认清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纪。它促使人们意识到粗枝大叶地、更不消说犯罪般草率地对待自然界是何等危险。社会舆论集中到了环保运动力图引人注意的一些尖锐问题上。人们想起了50年代末在车里亚宾斯克一家核企业发生的那次事故和地面核试验的种种恶果。其后发生的任何一次故障都成了宣传报道的好材料。
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痼疾。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任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是又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论据。
“贯彻代表大会决议”
是的，切尔诺贝利使我和我的同僚深有感触，不得不对许多东西进行反思。我们认清了加强纪律和秩序的必要性，首先是在核动力部门。不过在考虑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仍然愈来愈确信单靠行政压力、惩罚、强硬措施、党纪处分、严厉斥责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推进改革。
我最为担心的是，事情这一次也会像往常一样流于“空谈”。第一个征兆就是出现在公共场所的那些口号：“贯彻二十七大各项决议”，还有报刊关于一致拥护这些决议的报道。在党组织和劳动部门，有些人正准备不声不响地断送预定的各种改革措施，因此，为了我们的行动计划不致落得个丢人现眼的下场，当务之急便是必须对1986～1990年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方案的草拟工作进行监督。
经过政府部门和政治局对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进行了多次讨论之后，6月16日召开了中央全会。我在报告中全面评述了旨在保障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各项改革设想。当时首次提到，在新的五年计划里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必须转而实行新的经营管理方法。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12）
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对新的经济方针作了一定的具体阐述。但我也没有忽视辩论中许多人的发言所流露的担心。已经习惯了数十年高官厚禄的那些人，生怕各项革新会将他们从高高在上的宝座“弹射”下来。在领导干部怀有这种心态的情况下，是很难指望取得成功的。
这促使我一周之后会见了政治局全体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各部部长。我向他们谈了我对全会的印象，指出党的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转变太慢，不在党内来个“小革命”事情就不会有进展。许多党委极少关心改革，躲避风头，观望等待。这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危险态度：社会已经觉醒，群众期待转变。中央书记处不可能袖手旁观。
当时干部问题是如何使我们深感不安，历次讨论与谈话的记录可资证明。我去远东（1987年7月底）前夕会见地方报纸主编时，责备他们犹疑不定与“失声”。我听到的回答却是一番苦涩的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那就请你把对我们讲的这番话也给区委、市委、州委的书记们讲讲吧。本来我们的报纸就是他们的传声筒，公开性对他们毫无用处。”
符拉迪沃斯托克①、共青城、哈巴罗夫斯克②之行使我深信，主编们说得很对。我在这里遇见了许多难以想象的事情：对待群众是如此草率应付、漫不经心，对他们的生活是如此冷漠无情。地方官员自然最不需要开放与公开性。相反，他们关心的是切勿家丑外扬。
对远东这个我国至关重要的地区，中央当局一向不够重视和关心。这里所发生的种种问题总是处理得马马虎虎，照例只有大祸临头时，才像灭火似地匆匆进行扑救。我国领导干部、学者专家、普通居民的多次交谈，为我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材料，正是根据这些材料后来做出了关于开发这一地区的各种决策。此行也有助于摸清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现状如何，那里的人们如何看待改革。答案并不令人欣慰：群众对变革的希望在党政机关中毫无反响，高官显贵们本能地或有意地抵制改革，连最简单的问题也不想加以解决。
举例来说，符拉迪沃斯托克渔民的住房问题一下难以解决，我倒可以理解，因为这需要时间和大量的投资。但是共青城呢，那里有许多制造现代化潜艇和飞机的国防企业，出于生产工作的需要几乎每天都要派运输机飞往塔什干，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市的领导人就不操心从那边顺便运些蔬菜和水果回来？为什么盛夏时节不肯为孩子们安排生产一些冰激凌？为什么市民们不得不千里迢迢地跑到中亚去购买家具？其实本市也能生产家具，只须扩大一下生产规模就行。
此次出行过程中，人们向我提得最多的要求就是：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应当让我们能够自己选举领导人，推选出一些聪明、正派、勤快的人。那样，事情也就顺当了。”
8月20日我前往克里米亚的下奥列安达疗养。但并没有得到休息。当时不可能有兴致去赶休假的浪潮：烦恼和不安纠缠着我，心里始终闷闷不乐。身处海滨仍然在继续考虑当前的局势，作笔记，发指示。我深感必须彻底更新干部，建立一套适应新任务的干部选拔与分配制度。与此同时，越来越觉得事情看来不仅仅是人员的问题，而且在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局限在现有制度的死框框里，而这种制度给予经济、政治领域主动精神所留下的活动余地是很小的。这就是说，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一定的改革。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早已不算什么大逆不道了。
外交政策方面的情况也不太好。日内瓦谈判实际上已经搁浅，结果徒然空耗了时间。我看出了这种局面正中美国人下怀，于是向里根建议立即举行会晤。
传到克里米亚的内部消息、报刊资料，与利加乔夫（他留下“看家”）、中央委员会和各州党委书记们的电话交谈，都加深了改革意外受阻的印象。我等不及休假结束便动身前往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想去这些熟悉的地方走走，同群众谈谈，检验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否符合实际。
奇迹并未出现。无论在克拉斯诺达尔还是在斯塔夫罗波尔，我都再一次深深感到改革的确步履维艰。民众对改革政策的支持并未稍减，甚至还增强了，而党政机关却按兵不动。表面上谁也不反对，全都“赞成”，可是什么也没有改变。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会按新方式进行工作呢，还是凭直觉表现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生怕“新的一套”会带来严重危险？
1991年11月，在我同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助理的职业政治家Э休特会见时，他告诉我说：
“从1985年开始，我一连三年都飞来莫斯科并沉浸到了这个首都的气氛之中，同政治家、新闻和知识界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会晤。印象吗？改革正开足马力进行，嗨，简直可说是‘波涛汹涌’！可是随后出了首都去外省，走个100～200公里，那里却完全是另外一种局面，就像俄罗斯人常说的：‘悄没声儿’……”
在雪片般飞向我本人和党中央的来信之中，类似的信件越来越多。白俄罗斯的一个来信人狠批了一通地方当局的工作，大声疾呼：“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快下令向司令部开火吧！”实际上这就是要国家领导人拾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作武器。我想来信人未必希望我们也来一场那样的运动，他对那样干的后果还是有所考虑的。就其实质而言，这是“心灵的呼唤”，证明了群众已经彻底失去信心：在现有干部继续掌权的情况下就别指望改革能够进行。
必须谈一谈干部的事情。初秋便开始筹备中央全会，报告的提纲渐渐形成。
起草报告的工作明显地拖延了，原定秋天召开的全会不得不两度推迟。在12月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讲述了最近一次会见各州委书记的情况之后确定地指出，他们当中许多人至今仍然被陈规老套束缚着手脚。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13）
“我深信，停滞不前的首要原因是领导成员的僵化。如果我们想扭转局面，就必须更换干部，改变干部政策。这也是在道义上有无资格从事领导工作的问题。在各级各类领导队伍中，养成了不能与群众公开地、坦率地对话的许多恶习。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谁会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不健全干部队伍，人民就不可能跟我们走。需要有一种公开性的气氛，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会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