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意见书”。然而边疆区检察长助手的意见是：“潘·叶·戈普卡洛的案卷中找不到按照第17条、第58条之第7款、第11款对其行为定性的依据，因为侦查材料无法证明戈普卡洛参加反革命组织一事。”他建议将当时意味着必死无疑的按照第58条定性改为按照第109条定性——职务犯罪。但这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开始清洗，我们区的局长自杀身亡，于是1938年12月干脆把外公放了。他回到普里沃利诺耶，1939年又重新当选为集体农庄主席。
我还清楚地记得外公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回到家里、至亲的亲人围坐在用刨子刨光的农家桌子旁的情景。外公讲述了对他所采用的一切手段。
为了搞到供词，侦查员用耀眼的灯泡照得他头晕目眩，严刑拷打，用门挤断他的双手。这些 “通行的”折磨均未奏效，于是又想出新的招数：勉强给外公穿上湿皮袄，再硬让他坐到烧烫的炉灶上。外公挺住了，其他许多刑讯也挺了过来。
曾经同他一起坐牢的人对我说，每次审讯后，都是全牢房的人照料他，使他康复过来。外公本人只在那天晚上讲了这些事儿，而且只讲了这一次。此后再未提起，至少公开场合再未提起。他深信不疑：“斯大林不晓得内务部机关干的事儿。”而且从来不为自己所受的苦去责怪苏维埃政权。外公并未活到高龄。他去世时59岁。
我的爷爷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部战线作战，从那时起家里留下一张照片：爷爷以优美的姿势骑在一匹黑马上，头戴一顶有帽徽的美丽无比的制帽。“这是什么军服啊？”我问道。爷爷避而不答，他当时已老态龙钟，弯腰驼背，却身体干瘦。
当初这样的照片制作起来十分简单：在挡板上画一匹马和一个剽悍的骑兵，在面部的地方挖个洞：只须将头部塞进去即可。（顺便插一句，这个传统也延续至今。也许顺应当今时代增添了点新的东西：可以同任何一位画在挡板上的名人合影留念。）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5）
爷爷安德烈的命运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同时又是典型的我国农民的命运。他与曾祖父分开后自己单过。家庭变大了：生了6个子女。可倒霉的是只有两个儿子，村社分土地又只给男人。需要让现有的份地多产些东西，于是全家老小日以继夜地在地里干活。爷爷安德烈性格专横，干起活来对自己和家人都毫不留情。然而付出的劳动却并非总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旱灾接踵而来。渐渐从贫农变成了中农。三个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就是说，该预备嫁妆了。需要钱，而农家弄钱的惟一途径就是出售自产的粮食和牲畜。果园也帮了大忙。爷爷喜欢侍弄果树，渐渐地培育出一个很大的果园，各种果树应有尽有。他懂得嫁接，有时一棵苹果树上忽然结出三个品种的苹果。果园带来莫大的好处，而且给家庭带来欢乐。
1929年大儿子谢尔盖（我的父亲）与邻居戈普卡洛的女儿结婚。起初小两口住在爷爷安德烈家里，但不久便分开单过了。土地也得分。爷爷安德烈不接受集体化，没有加入集体农庄，一直是个体农民。
1933年斯塔夫罗波尔闹饥荒。就饥荒的原因何在的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是否特地制造这次饥荒来最终制服农民呢？要么是天气条件起了主要作用？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我们这里倒确实是天旱。然而问题不仅仅在旱灾。大规模集体化破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基础，破坏了农村中经营管理和生活保障的习惯方式。我认为这才是主要的。当然也加上长期滴雨未下。可说是雪上加霜。
饥荒来势凶猛。普里沃利诺耶的村民饿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有的人家成了绝户，直到战争前夕，那些破烂不堪、没有主人的农舍仍然孤苦伶仃地留在村子里。
爷爷安德烈有三个孩子死于饥荒。他本人则于1934年春天因未完成播种计划而被捕，当时上面给个体农民定了这样的计划。可是缺种子，计划便无法完成。爷爷安德烈被当成“怠工者 ”派到伊尔库茨克州去伐木。奶奶斯捷潘尼达带着阿纳斯塔西娅和亚历山德拉两个孩子留在家里。我父亲承担了所有的操心事：谁也不需要家了。爷爷安德烈在劳改营干得不错，于两年后，即1935年提前释放。他带着两张突击队员奖状回到普里沃利诺耶，立刻加入集体农庄。因为他会干活，不久即开始管理农庄的养猪场，养猪场始终在区里位居榜首。爷爷又开始获得奖状。
至战争前夕，生活开始走上正轨。外公和爷爷都在家里。商店里出现了花布、煤油。集体农庄开始按劳动日发给粮食。外公潘捷列伊将草屋顶换成瓦屋顶。留声机随处可以买到。流动放映队开始来放无声电影，尽管次数还很少。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开心的，是有人时不时从外面运来冰淇淋。人们在劳动之余、星期天举家前往林带休息。男人们唱拖长声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歌曲，喝伏特加酒，有时候打架。小男孩打球，女人们则彼此讲讲新闻，并照料丈夫和孩子。
就在一个这样的星期天早晨，1941年6月22日，传来可怕的消息：战争开始了。普里沃利诺耶的全体居民都聚集在村苏维埃旁边，那里放了一个收音机，大家屏住呼吸，聆听莫洛托夫的演说。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6）
战争
战争我全都记得，尽管有人会觉得这是夸大其词。后来、战后经历的许多事情现已淡漠，而战争期间的情景和事件却深入脑海，永生难忘。
战争开始时，我已满10岁。我记得，短短几个星期村子就空了：男人没有了。区军事委员会的动员通知书是在大家都已收工的夜晚送来的。人们正围坐在桌前吃晚饭，突然响起一阵马蹄声。人人都屏息静气…… 没事儿，这次通信员跑了过去。父亲和其他机械师一样暂缓入伍，因为正在收割粮食，然而到8月份他也入伍了。晚上接到通知，夜里集合。早上把东西往小车上一放，就往20公里开外的区中心进发了。全家出动来送别，一路上眼泪不断，嘱咐也不断。区中心是最后告别的地方。妻儿父母捶胸顿足，号哭声汇成一片撕心裂肺的呻吟。父亲最后给我买了冰淇淋和巴拉莱卡琴做纪念。
到秋天前，动员结束了，村里只剩下妇女、儿童、老人，也有一些男人，那都是病号和残疾人。如今往村里送的已不是动员通知书，而是第一批阵亡通知书。人们又在晚上提心吊胆地静候着马蹄声。通信员在谁家的房前停了下来，鸦雀无声，一分钟后便传来可怕的、完全不像人发出的、无法听下去的号啕声。
家里只收到一份《真理报》。那是父亲订的。现在该我看了。晚上则读给妇女们听，都是痛苦的消息。一座座城市都让给了敌人，我们这里已经出现了疏散的人。我们男孩子在战前曾经激昂地唱过那个年代的歌子，满怀热情地反复唱过“人家的土地我们一寸不要，但自己的土地一寸也不给，”这时希望并且相信法西斯分子眼看就要挨一顿狠揍了。可是快到秋天时，敌人已经兵临莫斯科和罗斯托夫城下。
战争期间的第一个冬天提前来临，而且寒冷无比。这样的冬天我此生再未遇到过。降雪出现在10月8日，这在我们南方是异常的现象。而那是一次怎样的降雪啊！暴风雪过后，村子盖上了一层很厚的积雪。一部分农舍连同建筑工地、牲畜、家禽全都压在雪堆下面。那些能够从屋里出来的人纷纷挖通道、修隧道，把邻居刨出来。
积雪直到来年春天才渐渐消融，那是个名副其实的“白雪王国”。只是王国里的日子十分艰难。一日三餐倒还凑合。可拿什么取暖呢？砍果树。照料牲畜谈何容易。农庄牲畜的喂养情况尤其糟糕：干草还在地里，道路却掩盖得踪迹全无。得想想法子。总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路开出来了，开始往回运干草。这些事全是妇女干的，其中也有我的母亲。
然而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她和几个妇女出去后不见回来。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仍不见人。直到第四天才通知说，几位妇女被捕了，关在区监狱里。原来她们迷路了，糊里糊涂地把国营单位草堆的干草装到雪橇上去了。警卫人员将她们抓起来。这就是事情的原委。差点导致悲剧性的结局，因为当年对“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判得又快又狠。使她们幸免于难的是“盗窃者均系军人家属，均有子女，况且她们拿走饲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集体农庄的牲畜”。
农庄和家中的劳动极其繁重，什么都缺，孩子衣不蔽体，半饥半饱，为丈夫提心吊胆。压在妇女身上的负担数不胜数。然而她们居然有力量每天不厌其烦地做事，坚忍不拔地背负自己沉重的十字架。
漫天大雪使得通讯陷于中断。邮件成了稀有之物。当时村子里还没有收音机。好不容易收到报纸，大家便一行不落地从头看到尾。晚上，妇女们经常集合在谁的家里，为的是坐到一起说说话，议论议论新闻，读一读丈夫的来信。大家都是靠这样的聚会来支撑着。不过这样的相聚往往也变成发狂似的大哭，令人毛骨悚然。
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听说莫斯科固若金汤、敌人遭到迎头痛击的消息时是怎样的欣喜若狂。还有，随《真理报》一起送来的名为《丹娘》的小书，讲的是女游击队员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事迹。我向聚在一起的人们高声朗读。大家都因德寇的残忍和女共青团员的勇敢而感到震惊。
父亲上前线后，家里的许多活也得做。1942年春天起，又加上了菜园里的活，菜园供养着全家人。母亲天刚亮就起床，开始刨地除草，然后把活交给我，就去农庄的地里干活。后来我的主要职责是储备喂奶牛的草料和家里取暖用的燃料。我们那里没有树林，就用压缩的粪便做厩肥干，但那是用来烤面包和做饭的。为了取暖，都是储备草原上带刺的猪毛菜。一切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们这些战时的孩子跨过童年，一下就进入了成人的生活。忘记了嬉戏打闹，中断了学业。成天都是一个人，忙得喘不过气来。不过有时候……有时候忽然忘掉世上的一切，为冬天的暴风雪或者夏日果园树枝的簌簌声所迷住，我心驰神往，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遥远的、虚无缥缈的、却又如此向往的世界。那是幻想的世界，儿童想像的世界。
从1942年夏末开始，一股撤退的浪潮从罗斯托夫滚滚而来，经过我们这个地方。人们踽踽而行，有人背着背囊和口袋，有人推着儿童车或者手推车。拿东西换吃的。驱赶着奶牛、马群、羊群。
外婆瓦西里萨和外公潘捷列伊也收拾起自己的什物，不知往哪儿去了。人们把村石油站的油桶打开，将油料倒入水量不大的小河叶戈尔雷克。放火烧掉尚未收割的庄稼。
1942年7月27日，我军放弃了罗斯托夫。撤退得杂乱无章。战士们个个神色抑郁，疲惫不堪。脸上留有痛苦和歉疚的印记。炸弹爆炸声、隆隆炮声、射击声越来越近，仿佛从普里沃利诺耶的两边包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