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也注意到了某些偏差：批评逐渐带有侮辱、谩骂的性质，往往发表一些公然诽谤的材料，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另一方面，报纸版面和荧屏上充斥着专职的写作者：专家、教授、作家，首屈一指的则是记者们自己。而“来自生活”的普通群众又一次成了聆听教导和训诫的角色。并且每家传媒机构准许“公开露面”的只是些“自己人”，根本容不下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对于公开性的这一类“下脚料”，开始时我们还试图用往日惯用的方法加以屏除：总书记提醒“首席思想家”注意，那人则向宣传部长作出指示，部里再召集编辑记者开会，指示他们应当怎么做才对。
但是这些久经考验的方法渐渐不起作用了。编辑们开始“顶牛”，有些人干脆就不听话，用自行其是的作法考验党的领导的耐心。几乎每星期都要出现一批“大胆”文章，它们对当时公开性所允许的限度心中有数。最早扮演“领头羊”角色的是《星火》、《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等报刊。因此如前所述，在几次中央全会上、在机关和领导人中，一时对新闻界的为所欲为议论纷纷。我却愈来愈趋向于得出结论：必须保障公开性免受侵犯，但大众传媒也应当承担明确的责任。要办到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以采取“喝令”编辑的办法，而只能诉诸有关新闻出版的法律。我的这种想法最早考虑成熟大约是在1986年，但待到其得以付诸实施，已经耗去了不少时间。
由于有了公开性，改革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而只有真正“富有参与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编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轨道进行。
当我感到出自上层的意图被日益“架空”，在党政机关垂直领导部门卡壳的时候，便更加对公开性的意义做出了高度评价。言论自由能让你越过机关工作人员直接与群众打交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他们的支持。“反馈”形成之后，同样会对改革的发动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禁区
“批评禁区”很快就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认为还是给自己在“高层”的战友们留点情面为好，因为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们。什么时候容许过对库纳耶夫、谢尔比茨基、拉希多夫、阿利耶夫或者莫斯科“格里申帮”提出批评意见？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在区里可以批评所有的人，甚至区执委会主席。但是第一书记嘛，只要上面还没有撤掉他，你可千万别碰。这曾是一条铁定的规矩。因此，当级别越来越高的一个个党员领导如今相继脱出了“批评禁区”的时候，反应就近似病态了。有多少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党中央，指控电视和报纸竟然“胆敢”将久居高位的土皇帝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真理报》主编维·阿法纳西耶夫的埋怨也很多。各州都扳着指头计算，看看党中央机关报正面报道这个州或那个州有多少次，提出批评又有多少次。甚至干脆要求“保持平衡”，以免“委屈州里的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还通过中央委员会的院外活动集团①施加压力。
当年举凡牵涉到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等，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不仅是老百姓，就连政治局委员也不了解真相并在实际上成了“人质”，对高度秘密的问题只能在现成决定上签字画押，根本无权提问和议论。在乌斯季诺夫主管国防口的时候，实际上他就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顺带提一句，军队中的老兵倚老卖老欺负新兵的现象早就存在，但对这类消息却一直讳莫如深。
对外贸易是又一个封闭的领域，尤其是在武器销售方面：数量、品种、交货地点、货款金额等等。几乎同样的规矩也扩大到了粮食、石油、天然气、金属的贸易活动。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在外国所有的参考手册中向来都公开发表，而在我们这里却作为头等的国家机密对公众严加提防。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多一点光亮 公开性（3）
克格勃也完全处于报道与批评的范围之外。最多也就是从那里偶尔传出一条语焉不详的消息：驱逐了一名间谍，要么就是说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与帝国主义谍报部门有着瓜葛之类。
事实上全部统计资料都被审查的铁盖子捂得严严实实。有关经济、社会问题、文化、人口的资料，只有在党中央做出特殊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发表，并且还要大加删削和粉饰，居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尤其如此。犯罪率资料和医疗卫生指数同样被重重封锁。
不仅军事预算，而且国家普通预算的真实数据也是保密的。预算赤字对社会公众秘而不宣。千百万存款人从未料到，为了弥补赤字曾一次次非法地从储蓄银行挪用资金。又有谁了解国防支出的增长速度，多年来都高出国民收入计划增长数和实际增长数50％至100％呢！
发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预算草案完全正常。其中有一项“其他支出”拨款达1000亿～2000亿卢布。这些人民代表谁也不敢斗胆问上一句：“其他支出”究竟是什么东西？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占全部预算的五分之一哩。
当时又是如何对待极为少见但终归偶有发生的要求了解“微妙问题”情况的行为呢？要么干脆对这种“胆大妄为”置之不理，要么就解释说这是国家最高利益所不能容许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记不起姓名了）发言时就预算问题委婉地批评了政府，还点了勃列日涅夫的名，说了句这人干吗不管一管。马上麻烦就来了——这一“非常事件”被提交政治局讨论，中央委员会机关大为震惊，负责干部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奉命“明查”。
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的嘟囔埋怨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对我们的那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公开性与生态学
公开性尖锐地向社会抛出了生态的话题。不能说这个话题此前就完全禁止谈论。不，即便在斯大林时期也有人写过有关林地缩减以及有关奉“伟大舵手”之命建立起来的防护林带的作用的文章。在赫鲁晓夫时期，反对土壤沼泽化和盐渍化一度成为时髦的话题。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报刊上也不时披露一些有关某些最尖锐的生态问题的例证：贝加尔湖、咸海、拉多加湖、里海、亚速海等等。
但是尽管如此，终归划有一条硬性的界线，绝对不许逾越雷池一步。透露给公众的只是些只言片语的消息，人民群众无法想象由于粗暴、野蛮地对待大自然而造成的灾难有多大规模。公开性第一次让群众有机会获得有关的全部真相，而不是个别的、精心筛选过的片断消息：我们的土地、森林、水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城市里人们呼吸的空气质量如何。“绿色运动”得到了有力的推动。百姓对大型工业项目的建设计划的反应变得强烈起来——对核电站、化学和冶金企业、机场的建设尤其如此。
我至今还记得，伏尔加格勒市民对扩建为农业化学服务的企业的计划进行了多么激烈的抗争，不过设计人员保证生态环境不会被污染。别的地方也有这种情形，哪怕事情牵涉到紧缺药品和洗衣粉的生产。强烈的群众性的抗争迫使将北水南调的方案作为罢论，因为这个方案可能给环境带来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剧变。一些著名的作家也与保护大自然斗争的主要方面联系在一起。瓦连京·拉斯普京与贝加尔湖，谢尔盖·扎雷金与伏尔加河，奥尔扎斯·苏莱曼诺夫与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的核试验场，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与西伯利亚的河流与森林，瓦西里·别洛夫与俄罗斯北部森林，伊万·瓦西里耶夫与非黑钙土地带（一个村庄的毁灭就是一个国家的毁灭，这是他那些引人注目的文章的主题思想）。
公开性揭露了挥霍浪费的心理是何等严重：人们老爱说，我们拥有的一切永远也够用。简直不会开采石油，准确些说，那不是开采石油，那是用“铁掌靴子”践踏冻土地带娇弱的植被。在伏尔加河上建成梯级电站，灭绝了许多种珍贵的鱼类。我们已经得知90个城市（实际上是全苏所有的大工业中心）大气中有害物质的含量都超过容许的标准。当我们各族人民的遗传基因受到威胁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悲痛与愤怒的浪潮席卷了全国。
当时已经被迫关闭了1300家企业。这对经济来说自然并不轻松，也使改革大大复杂化了，但是，不管生产部门、地方当局如何反对，我们还是支持了社会舆论。对那些产品为生活保障所必需的企业，则让其采取紧急措施严格遵守生态法规与标准。也不能不反对种种过火的行为。例如，不可粗暴对待土地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些狂热分子却要求干脆放弃土壤改良。我表示反对：不应当丧失理智。他们正确地提出警告：我们不了解今天的行为会造成深远的后果；但是，合理用水可是上帝的旨意。即便是在美国，那里的气候条件较我们优越得多，也有着2500万公顷水浇地。不应当奋起反对整个土壤的改良，而是应反对进行改良时所使用的粗暴方法。
因此，在对待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公开性所带来的并不只是收益，也有花销。在报刊上、公开演讲中出现了一些堪称歇斯底里的“下脚料”。某些领导人和企业头头急忙抓住这些胡说八道的言论不放，硬说“绿色运动”会毁灭我们的经济。知识界对生态问题的反应已转变为总体性的结论。一些人从中发现了表明这个制度与生俱来的种种缺陷的新证据。另一些人则洞察了党政领导目光短浅、不负责任、屡犯错误的后果。大家全都更加猛烈地向政府发起攻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有时简直失去了自制力。我至今还记得政治局开会时的一个小插曲。“我决不允许挖苦我，挖苦我的家人！”他念念不忘电视上对他进行的极其恶毒的攻击，的的确确气炸了。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及其他突破口
公开性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和旅外作者的著作。
或许，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杜金采夫的《白衣》、贝克的《新的使命》等长篇小说堪称问路石。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多一点光亮 公开性（4）
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给我写了一封信，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