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性的。但是为时不久，改革派中的过激分子便开始为自己复仇了。他们企图一笔勾销苏维埃时期艺术遗产的种种尝试无果而终。过激派生拉硬拽地赶走原先的权威，一屁股坐上了书记们的安乐椅，却并没有能够创造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更不消说正常的创作气氛了。
1987年2月，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了创作协会的问题。我说，如果知识界在此时此刻陷入勾心斗角、冤冤相报的泥坑，那是最糟糕不过的事了。有时候在报上看到一些会议上所发生的情况，简直令人感到脸红。与此同时，许多艺术家也想协助推进改革，在这方面任何东西也无法取代文学、电影、戏剧。前一天我在同时代人剧院看了米·沙特罗夫的剧本《布尔什维克》的演出。全场真正是群情振奋，人们将每一段对白与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两相对比。因而我重又想到，不应当对艺术家发号施令、指手画脚，需要的是尽可能帮助他们理解改革的意图，找到自身在改革中的位置。
实质上，我们在文化方面的新政策也仅限于此了。一方面摒弃了“推土机方式”①（这个隐语无论对水彩写生还是其他艺术都完全适用），支持了文化界那些真正齐心协力反对粗制滥造、庸俗下流、腐化堕落风气的活动家。我们一再建议在文化界扩大公开性，使一件又一件的瑰宝还之于民。世界上以往数十年间出版的许多重要作品，一度不准与苏联读者见面，或者苏联人闻所未闻，如今纷纷翻译出版。
博物馆的馆藏对外开放了，菲洛诺夫、孔恰洛夫斯基、沙加尔以及其他许多对20世纪整个画坛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画家的艺术珍品，已经成为广大公众的财富。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多一点光亮 公开性（8）
我当时已用不着去苦苦思索应当为艺术界知识分子分派什么样的角色。一开始我便明白，没有他们定然难以唤起民众投身改革，但让他们自己也加入这一进程同样极其不易。
我尽量不错过每一场重要的戏剧和电影的演出，常常参观展览，同演员、作家、音乐家见面，有时是应他们的请求，有时则是我自己约请他们进行交谈。
1986年初夏与作家的会晤至今历历在目。其时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在即，出现了尖锐的争论，涌现出使作家协会面临分裂危险的各个派别。我决定邀请作家来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
中央书记处大厅里作家协会的25位头面人物济济一堂。我开诚布公地同他们交换对演出的意见，强调我们对创作界知识分子的支持还很不够，询问他们打算如何搞好文学工作。
交换意见时大家七嘴八舌，尽管在座的是一些相互竞争的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占据上风的情绪仍然倾向于消除门户之见，更积极地支持改革。或许，列昂尼德·列昂诺夫和谢尔盖·扎雷金等“元老”充满睿智卓识的发言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问题的长期积累、日见尖锐的利害冲突都对我同知识界会晤的气氛有所影响。我千方百计地力图消除他们的意气用事，平息他们的满腔怒火，但是时间愈久收效愈微。小集团的利益总是占据上风：为这家或那家杂志，为文学基金、书记处职位、协会的理事名额，全都要你争我斗一番。创作和全社会的利益则退居次要地位，不复予以考虑了。当时某些知识分子在国内外的种种丑行，大量不堪入耳的歇斯底里的污言秽语，如今回想起来都感到脸红。
也许，可以对我国知识分子当时遭遇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少作一些苛求。因为创作活动的取材数十年间都被限定在一个社会阶层——连同它的种种重大问题、特有的矛盾冲突和一幕幕悲欢离合。这一切全都反映在文艺作品里；结果突然间才弄明白，所有这一切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必须重新审视。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全是白费力气，对谁都毫无用场了。
当然，诸如此类极不公允、有失片面的错误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被推翻。真正富有才华的作品难以超越的价值终将被人们发现，至于它们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手法抑或是别的什么手法写成的，这已无关紧要①。但是，难道这种想法就能减轻一个艺术家的痛苦吗？他眼看着自己的作品正在遭受嘲弄和听任其被人遗忘呀。
显然，改革所引发的思想领域的革命首先震撼了知识分子。因此我倾向于不要严厉责备他们，更不必说揭露他们了。他们比其他人对变革的感受更为敏锐。这些人就其自身的职业而言，理应对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思考和反映，如今却面临危机。这是一种严重的危机，并非人人都能从容对付。因而许多人便开始歇斯底里大发作，满腔仇恨地攻击改革，攻击我本人。一些人是为其习以为常的小天地和舒心适意的秩序遭到破坏而复仇。另一些人则为自由所陶醉，竞先显耀其勇气。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经济改革 初步的尝试（1）
改革的前奏
我还将不止一次地回到公开性的话题。它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在各个生活领域进行改革的强有力的手段。而在这些领域之中，经济更是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之行（1987年2月）归来，我决定作一次短暂的休假，便于3月9日前往皮聪达。临行前向政治局交待了召开讨论经济改革的中央全会的问题，请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梅德韦杰夫提出这方面的设想，自己则着手阅览与经济有关的各种材料。
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了从前，当初奉安德罗波夫之命，我同雷日科夫一起，并吸收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曾试图以评论的态度客观地对国民经济状况作一分析。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当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但要开始实施，全国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改变。
如上所述，全国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接触军工综合体的数据资料。当然，我们都明白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但直到当了总书记之后，我才了解了国家军国主义化的真正规模。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来自军工综合体头头们的阻力，公布了这些资料。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
经济仍然沿着粗放的道路运行，明显表现出高消耗的特征。每件产品的劳力、燃料、原料平均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出1～15倍，农业尤甚。我们所生产的煤炭、石油、金属、水泥等材料，除人造与合成者而外，数量比美国多，而最终产品的数量却比人家少一半以上。汽车，尤其是农业技术装备，给消费者发货时并未配套成龙，装配十分马虎，运输途中便散了架，到达目的地后几乎都得重新组装。纪律涣散现象甚至蔓延到运输这样的重要部门。备用道和尽头线上成月地停放着数十辆甩下的列车，上面装载着全国急需的商品，任凭损坏盗窃。
1982～1984年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工作并不是要查明国民经济中的种种灾难。我们是在力求查明危机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确定改善经济形势的途径。当时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决定了今后数年领导层的实际行动。
或许，只在一点上没有分歧，就是大家都承认对经济的领导已普遍削弱并招致了种种不良后果：生产部门和各级管理部门中普遍纪律涣散、工作不负责任。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安德罗波夫那起初获得了一致支持的整顿秩序政策。但单纯采取纪律措施并未能延缓那些有损总方针威信的极其危险的情况发生。事情已经很清楚，单单依靠纪律解决不了大问题，需要采取更带根本性的方法。
后来意见就有分歧了。与当局没有利害关系的学者认为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实质上错过了科技革命的新阶段，在此期间西方世界已远远走到了前面，无论在经济的结构改革或者工艺更新方面都是如此。持这种观点（彼此略有差别）的有：古·伊·马尔丘克、彼·尼·费多谢耶夫、亚·伊·安奇什金、格·阿·阿尔巴托夫、阿·格·阿甘别吉扬、奥·季·博戈莫洛夫、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叶·马·普里马科夫、瓦·安·梅德韦杰夫、斯 ·阿·西塔梁、Р。А。别洛乌索夫、伊·伊·卢基诺夫、弗·亚·吉洪诺夫以及其他一些参加讨论的学者。他们证明说，问题不仅在于屡犯错误、对科技进步的作用估计不足，而且也在于经济机制陈旧过时、管理硬性集中、计划铺得太宽、缺少真正的经济刺激。不过对改善经济机制必要性的认可程度，当时仍未超过“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这种套话的程度。
从前，每当对经济中的困难和失误进行批评剖析时，总是责怪学者们。当然这些人也有一定的责任。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确已不再进行严肃客观的调查研究，却将很多时间用于注解（主要是吹捧）党的决议和领袖的讲话、论证官方的思想教条。对我国最著名的经济学者（НД孔德拉季耶夫、АВ查亚诺夫等）的镇压，对经济数学学派内部产生的先进思想的粗暴攻击，对“商品学派”的周期性清洗，所有这一切也都起了危害极大的作用。但尽管如此，经济科学中的创造性思想并未销声匿迹，批判性的、建设性的材料不断积累。这些材料在后来确定改革的思路时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方向的选择
如上所述，1985年4月，我们采取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路线。这一目标成了6月份召开的科技进步问题讨论会上的主旋律，党及其新领导班子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开展工作。直至苏共二十七大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都是如此。仅仅从1986年春开始，“加速”这一表述才开始与“改革”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授人口实，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起初也是打算用老一套方法提高生产增长速度，并不希望认真进行体制的改革。这类说法的可信程度究竟能有多大？
我决不想美化当时的经济政策，其范围的局限和深度的不足很快就已变得十分明显。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也曾希望依靠诸如计划加动员的方法、组织工作、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之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去改变停滞状态。
读者可以提出疑问：您刚刚说过，早在1984年就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那为什么却将其搁置一旁，仍然去搞老的一套呢？问题在于，前任给新的领导遗留下来的令人极为担心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应急的措施。当时我们觉得：暂且先做做整顿工作，用老办法对付一阵子，然后就立即着手进行深入的改革。很可能，这样做是错误的，结果浪费了时间。但当时我们的确是那样考虑的。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经济改革 初步的尝试（2）
若能将全社会在期待中积蓄起来的能量导向“井然有序”的轨道，而又不致破坏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这自然是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感到有利的事情。在领导层中，明确表示这种意图的有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沃罗特尼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