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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学者傅玄在《傅子》中指出：“巧诈不如拙诚”，意思就是一个人无论心思多么机灵诡巧，只要一涉及到“诈”字，此人就不可取了，而且只有拙笨、诚实才是无往而不胜的法宝。这段话对于骗子的最终结局来讲，未必不对。问题是一味地劝人两耳不闻诈骗事，一心埋头修行真善美的结果，往往是令世人对诈巧行骗之事失去警惕之心。
儒学之所以被中国传统社会官方文化奉为圣灵，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具有欺骗性。上述历代统治者、主流文化对诚、正的推崇，对骗、诈的打击，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使奴隶、农民们“修成正果”，无非是为了便利于自己的统治，老百姓心思拙朴，老实无知，岂不便利了统治者的管理？
其次，世人对行骗的无知，从客观上推动了骗子文化在隐潜形态下的发展。
骗子在某处行骗，一个骗术的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骗环境，而其中被骗对象的觉悟程度又起很大的作用。设若一个文明世界的凡夫俗子误入“桃花源”，面对一群不识“之乎者也”的愚民，行起骗术来岂不是如鱼得水？我们在前面讲述的骗例中大多可以看出这种规律性特征来。人心之欲望固然是骗术成功的突破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被骗者对行骗的警惕程度的高低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翻检史书，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尤其是在“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式的皇权、君权争夺中，真可谓“机关用尽”，而在统治者的日常政治活动，亦即“牧民”过程中，平息争端，加重赋税，权力争夺等等，无不是用尽诈谋，倒是有少数几位正直、诚实的官员，如海瑞、林则徐等，却无一例外遭到了排挤、打击，最终落得个流放、下狱的结果。在骗诈成习的大染缸里，又岂能容得下白布的清高？
明清时期的市民文化为骗子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风尚与社会观念随之发生变迁，哲学对社会与人生进行了新的思索，一种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从而为骗子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客观的与主观的条件。
明代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已初露端倪。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狷狂”之士，如唐寅、祝枝山、桑悦、徐威、张灵等人。唐寅“放荡不羁”，曾刻一枚图章，自封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从他的《桃花庵歌》中也可看出他的“澹泊自甘，狷介自处”的独行乐趣，歌词云：“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唐寅因为不拘泥于“礼”的约束，在民间留下了不少逸事。如他曾伪装成玄妙观的募缘道者，以修茸姑苏玄妙观为名，募得黄金五百两，然后“悉如诸妓，及所与游者畅饮，数日辄尽”。（杨静：《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
民间《三笑姻缘》的传奇故事，便是以他为主角虚构的。钱大昕曾有诗赞唐寅：“土木其形骸，冰雪其性情”，“狂士标格，才子声名”。（杨静：《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
祝枝山与唐寅交好，亦为著名“狂士”。两人时常在一起游玩取乐，“伯虎尝夏月访祝枝山，枝山造大醉，裸体纵笔疾书，了不为谢。伯虎戏谓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枝山遽答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祝枝山还有一书，名《祝子罪知》，毫不介意传统定论，对历史人物与文学史加以价值重估，“如谓汤武非圣人，伊尹为不臣，孟子非贤人”，“其举刺于夺，言人之所不敢言，刻而戾，僻而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这批“狷狂之士”的出现，将一股新鲜空气输入了封闭严密的意识形态系统。虽然这种影响、风潮只限于江南一隅，却给当时的理学势力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后世屠隆、李贽等人的“异端邪说”，都发源于此。等到王学崛起，明初沉寂的思想局面便被一举击破。
王阳明的“心学”造成了理学的瓦解，其对明代理学的解构性，不异于“石破天惊”。“心学”是一种高扬“心”亦即人的主体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作为理学家，王阳明与朱熹同样以建立伦理学主体性的本体论为目标，同样鼓吹“明天理去人欲”。然而，朱子的哲学并没有给人以地位，王学则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随着哲学家们关注的重心从外在的“天理”规范转向内在的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然之性，如性、食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也在明代中后期被加以注意和强调。
王阳明的门下弟子王艮，是明代中叶率先高扬人的自然之性的先导性人物。王艮之学被称为“非名教之所能羁络”。（《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王阳明学说中的若干“异端邪说”的因子，在这位“泰州学派”的创立者手中又有了创造性的发展。
王艮改造了陆、王一系所确定的“心”的伦理特性，而赋予“心”一种自然本质，此所：“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凡涉人为，便是作伪”。（《王心斋遗集》）
王艮所强调的显然是人的自然的不受既有观念污染的纯真的本性，以此来对抗仁义道德的“天理”决定论。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即“百姓日用即道”。这个“百姓日用”包含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这样一来，在理学家那里显得是“万恶之恶”的“人欲”便反成为了天经地义的“道”。泯灭人欲，窒息人自然之性的理学禁欲主义，在“泰州学派”日渐张大的势力面前，受到了强劲的冲击。
起于龙溪之学的徐渭也在学术主张上与泰州学派不谋而合。徐渭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不但长于诗、词、古文、戏剧、书法、绘画，而且精通哲学，又有军事才能，可谓“文武全才”。徐渭性格“通脱”、“豪恣”、“不羁”，“眼空千古，独立一时”，是一位很狂的“名士”。其思想基点是自然人性，他说：“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非有思虑以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徐渭主张人应该顺应自然天性，而不应该以外在的种种规范来束缚、戕害自然人性。徐渭对自然人性的注重，融贯于他的艺术实践之中。他的画用笔纵横无羁，线条刚健恣肆，水墨酣畅淋漓。他甚至将水墨直接倒在纸上，随其散化之形而作勾勒。其胆大气雄、纵横不可一世之态，远非前人所能比拟。同时画家内心的痛苦、激动、寂寞以及人格的真诚与精神的自由奔放，都淋漓尽致地流泻于画纸之上了。
徐渭在明中后期的文学艺术界鼓吹自然人性，李贽则在思想界高声应和。李贽思想的核心，仍然是对“自然人性”、对“人欲”的热烈首肯。与徐渭人心“莫非自然”论异曲同工，李贽提出“童心”说，认为人的“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为“童心”，是人世间最可贵的东西。李贽所谓的“童心”，其实也就是“人欲”，在这个问题上，李贽充分发挥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他在《焚书》第一卷《答邓石阳》中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人伦物理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根据李贽的说法，人间的道德观念、世间的万物之理，既不是王阳明的“良知”，也不是朱熹的“天理”，而是人们对“衣”与“饭”，即实在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要求，既然如此，人们的“私欲”、“物欲”等等，乃至于“好淫”、“好财”也就都是“自然之理，必至之符”了，因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无私，则无心矣”。（《藏书》第24卷《德业儒臣论后》）
徐渭、李贽肯定“人欲”，汤显祖也从戏剧界开始掀起了以情反理的浪潮。汤显祖认为“情”是人性的根本：“性无善无恶，情有之。”“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汤显祖诗文集》第3卷）
他认为人生一切，莫不以“情”为主宰，他的戏剧创作，就是为胸中不可遏制的情所驱使。著名的《临川四梦》，充满浪漫色彩的《牡丹亭》，更是“因情成梦，因梦成剧”的“至情”之作。
李贽、徐渭、汤显祖们对人自然之性的热烈赞扬，发之于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变迁，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格局。他们别开生面的呐喊，推动了思想界中肯定“私欲”正当性的思潮日益强大。这一时期大为繁荣的小说、戏剧也竞相以普通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作为创作题材，屠夫、小贩、商人、妓女、牧童、绿林、骗子、货郎等进入文学殿堂，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翁，而一改过去那种以帝王、将相的发迹史作为描摹对象的文学作品形式。“好财”、“好色”成为了许多作品的共同主题。与此同时，以唐顺之、归有光作为代表的“唐宋派”，以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竞陵派”，相互推引，以“独抒性灵”、“直抒胸臆”的创作，鸣奏出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主旋律。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对包括“好财”、“好色”在内的人的私欲的肯定，都表明了明代中后期确乎出现了一股反叛传统文化模式、冲撞僵化文化结构的早期启蒙思潮，它孜孜追求着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争取思想自由，憧憬于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调，而藐视以至圣至贤作为终极追求的理性教条，憎恨那种种假道学及满嘴仁义的伪君子。这一种旷古巨变，透过社会思潮与民间风尚，在明代中后期文化的各个领域中有面貌各异的体现。这种启蒙主义文化思潮，正像黑格尔所论述的那样：“时代的精神曾经采取了这个转变；它放弃了那灵明的世界，现在直接观看它的当前的世界，它的此岸，随着这样一个变革，经院哲学便消沉了、消失了，因为它和它的思想是现实世界的彼岸。……于是，人们就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并争取他们的自由得到承认，并且具有充分的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而活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
这正是中国早期启蒙文化的思想方向，它预示着一种讲求人性、尊重人性的近代社会的到来。
清代思想家中对封建禁欲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