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她像戴妮一样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愿意她是因为幸福而消失。
那一抹金秋的灰色
抵达悉尼的当日下午，乔伊斯基金会的艺术主任克拉拉女士就为我安排了一个媒体见面会。由于从北京出发到香港，在香港逗留了八个小时，接着又飞行十几个小时到达澳洲，我和翻译吴欣蔚已是头晕脑涨，只有一个睡的心思。所以放下行李，简单梳洗一番就去参加活动，我在下旅馆的台阶时觉得两腿发软。
那座旅馆是灰色的，不高，也就三四层的样子，没有电梯，呈圆弧形，天井里栽种着几棵高耸的绿树、一些藤萝及花草。当我们走到二楼时，迎面上来一个五十上下的女人，她穿一件灰色套头棉绒衫，瘦削的脸，淡黄色短发，手拄一根灰色的拐杖。楼梯很窄，她停下来，侧着身，满面和善地望着我们，让我们先过。当我们经过后，从背后传来了她继续攀爬的声音，那是一根拐杖敲击水泥台阶的声音，清脆，但让人觉得沉重。
吴欣蔚说：“她会不会是爱尔兰来的得奖的女诗人？”
我说：“不可能，她拄着拐杖！”
也许我在国内见惯了那些青春靓丽、活泼风骚的女诗人，所以在潜意识里认定女诗人与拐杖是无关的。
第二天，克拉拉女士将爱尔兰诗人引见给我们，她确实就是那个穿着灰色衣裳的拄着拐杖的人！她的英文名是KerryHardie，我叫她“开瑞”，我对她讲，在中文中，“开瑞”是吉祥之意，她听了很高兴。
由于我们的报告会和作品朗诵会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地，所以在悉尼最初的日子，我们之间的接触并不多。克拉拉女士说，开瑞身体很差，所以不敢给她安排过多的活动。她每天很早就休息了。
我们真正的了解，是在达尔文市开始的。我们一同乘五小时的夜航飞机到达尔文参加作家节。达尔文天气闷热，我和翻译被安排住在同一间屋子里，而她自己独享一间。为此，她主动给主办方打电话，为我们交涉，让我看到了她的善良。达尔文是个小城，人烟稀少，风景优美，我每天吃过早饭，喜欢坐在海边公园的长椅上，看海上的风景。海的变幻并不大，可海上的云，变幻却极为妖娆。我喜欢看那些来去无定的云。有的时候从海边归来，会碰到开瑞，她总是笑盈盈地问我：“你又去海边了？”这时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逃课的孩子，因为我知道，即使是在旅行中，开瑞也在每天坚持读书写作。克拉拉女士说，开瑞在爱尔兰影响很大，连总统都盛赞她的诗歌，所以我曾固执地以为她是一个写“政治抒情诗”的诗人。
从达尔文回到悉尼后，我们受皮特先生的邀请，又一同来到蓝山国家写作中心。我们住在Verona，那是一座米色的二层小楼，位于蓝山中，每个房间都有工作间。澳洲正值深秋季节，蓝山上的枫树红得如火，当年去加拿大想看久负盛名的枫叶，没有如愿以偿，在蓝山却是得到了意外的回报。每天清晨，清亮的阳光和此起彼伏的鸟鸣会早早把我唤醒。我索性起床，去呼吸新鲜空气，出了门，我会发现开瑞已经起来了，她神色怡然地散着步，我便和她简单交谈几句。开瑞知道我英语极差，所以她总是放慢语速，挑那些最易懂的单词和我交流。很奇怪，别人讲的英语我听起来如闻天书，一头雾水，而开瑞讲什么我基本都能听懂。她对我说，她家不住在都柏林，她喜欢乡下的生活，她家的房屋前像蓝山一样有许多鸟，说着，她还调皮地嘬着嘴，学那形形色色的鸟叫，我们开怀大笑。由于在蓝山要住八天，我也有了创作冲动，所以白天时埋头写作，到了晚上大家聚集在一楼的壁炉前的圆桌上，才可以畅快交谈。由于身体的缘故，开瑞滴酒不沾，而我喜欢喝澳洲的红酒。每当我步行下山去酒铺买酒时，开瑞就会笑话我。她对我说，你喝得太多了！其实我再贪杯，最多不过半瓶左右，但她总是提醒我要节制饮酒。有的时候，她会像小女孩一样好奇地舔一舔我的酒杯，微微沾一点葡萄酒，在赞叹它美好的时候，却强迫自己放下酒杯。这时我就很同情她，憎恨她不能离身的拐杖。开瑞说，她原来身体很好，可是有一年，她的腿突然失去知觉，这样她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年。在病中，有一次她见到一个女巫师，她从一只水晶球上，看到了中国的长城，预言开瑞有一天会康复，而且会来中国。果然，她靠着拐杖能自如行走了，而且医生告诉她，再经过一场手术，她将会扔掉拐杖。而巫师的另一个关于她会看到长城的预言，也实现了。因为“悬念句子奖”是由澳大利亚、中国和爱尔兰共同举办的，作为获奖者，她将访问中国。开瑞说她获知自己得奖的消息时，眼前出现的就是长城的形象。
在蓝山，翻译吴欣蔚译了开瑞的一些诗给我看。我非常喜欢她的诗，清新而带着淡淡的忧郁，深沉而又明亮，比如那首《冬天的心》的结尾：又是准备迎接黑暗的时候了/夜空被繁星撕成无数碎片/风，呼啸着/穿过坚固的堡垒/却熄灭不了堡垒中熊熊的火焰！
开瑞喜欢穿灰色的衣服，在金秋的蓝山，这抹灰色比紫白红黄还要灿烂！当我在山林中为了使壁炉的火更加蓬勃而自如地抡着斧头劈柴的时候，开瑞就歪着头站在我旁边，无限惊奇地看着我；当我散步被山村中游荡的狗给吓回来时，她就上前拥抱着我，安慰我。我们分手的时候，她执意要下山为我买酒，为我们的告别晚宴助兴。想着她拄着拐杖步行两里路去酒铺，我的心除了感激之外，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我谢绝了她，开瑞显得有些怅然。
当我在都柏林的酒吧端着爱尔兰的黑啤酒为欧洲杯足球赛而欢呼时，开瑞已经来到中国，登上了她梦想的长城！开瑞那天可曾穿着灰色的衣衫？如果是，那么古老的长城接纳的，就是一朵来自爱尔兰的透明、忧郁而又温柔的云！
我说我
我生来是个丑小鸭，因为生于冰天雪地的北极村，因此不惧寒冷。小时候喜欢犟嘴，挨过母亲的打。挨打时，咬紧牙关不哭，以示坚强。气得母亲骂我：“让你学刘胡兰哪？”
我幼时淘气，爱往山里钻，爱往草滩钻，捉蝴蝶和蝈蝈，捅蚂蜂窝，钓小鱼，采山货，摘野花，贪吃贪玩。那里曾有一些问题令我想不明白：树木吃什么东西能生长？树木为什么不像人屙出肮脏的屎尿来？鱼为什么能在水里游？鸟儿为什么能在天空中飞？野花如何开出姹紫嫣红的色彩？如今看来，这些问题我仍旧没想明白，可见是童心未泯，长进不大。
父亲是小学校长，在哈尔滨读的中学，在五六十年代人烟稀少的大兴安岭，他就是秀才了。他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喜欢喝酒，顶撞上司，清高自负，极其善良。因为喜欢曹子建的《洛神赋》，就想当然地把我的名字冠以“子建”二字，幸而我还能写点文章，否则迟家若是出了个叫“子建”的农夫，他起的名字就是一个笑话了。父亲毛笔字写得好，在永安小镇时，每逢春节他都要铺开红纸，饱蘸笔墨书写对联。他鼓励已上初中的我编写对联，我欣然从命，有一些被他采纳后龙飞凤舞地写在纸上，贴在寒风凛冽的户外。看到门楣上贴着的对联内容是由我胡诌的，我便沾沾自喜了。那算是我最早的作品，编辑和发表者是父亲，我没有一文的报酬，读者只限于家人和左邻右舍。
我喜欢小动物，养过一只毛色发灰的野猫，将它的腿缚在椅子腿上，否则它就乱窜乱跳，比老虎还要威风。我还养过狗。当然，这是些有兴趣的收养。最无聊的是养猪养鸡，这些家禽家家户户都养，没什么特点，尤其是猪，它食量惊人，放学后不得不出去给它采菜回来烀食，把人累得头晕眼花的目的无非是让猪长膘，之后把它杀掉当成美餐分食，而食物又化成了田地肥料，这样循环往复地一想，便觉无趣，觉得人是世界上最无聊的动物。
大自然亲切的触摸使我渐渐对文字有了兴趣。我写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它们给我的感动。比如满月之夜的月光照着山林，你站在户外，看着远山蓝幽幽的剪影，感受着如丝绸般光滑涌动的月光，内心会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这时候你就特别想用文字去表达这种情感。我爱飞雪，爱细雨，爱红霞漫卷的黄昏，爱冰封的河流，爱漫漫长冬的温存炉火。直到如今，大自然给了我意外的感动后，我仍会怦然心动，文思泉涌。
我出身的家庭清贫，但充满暖意；我出生之地文化底蕴不深厚，但大自然却积蓄了足够的能量给予我遐想的空间；我的祖父和父亲早逝，亲人的离去让我过早感觉到人世间的沧桑和无常。我明白一朵云聚了会散，一朵花儿开了会谢，河水总是向前流，春夏秋冬，日月更迭，周而复始。大自然的四季轮回，令我们每时每刻能感受到，让我们明白它们是万古长青的，而人生的四季戛然而止后，我们还看不到人的轮回，只能用心灵去体悟、发现和领会。我渴望着年事已高时能做到“不说人间陈俗事，声声只赞白莲花”，能够在老眼昏花时看到人生真正的绚烂境界，那将是一种大喜悦、大感动。
对于生活，我觉得庸常的就是美好的。平常的日子浸润着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的情感，让你能尽情品咂。对于文学，我觉得应持有朴素的情感，因为生活是变幻莫测的，朴素的情感能使文学中的生活焕发出某种诗意，能使作家葆有一颗平常心和永不褪色的童心，而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一个作家最应具备的素质。
画自己很难，因为人是渴望完美的动物，画自己难免要不由自主地美化。作家在自述中描述自己，表达自己的情感，也难免会沾染上某种虚荣习气，因此还是不多说为好，免得骄纵了自己。
记得一九九七年我迁入新居后，曾站在阳台看楼下空地上的那一排排死寂的仓棚，心想若是把它们拆了，建一座花园该有多好。天遂人愿，去年果然是将那些仓棚一扫而空，修了花坛和凉亭。然而它带给人的并不是赏心悦目的感觉，而是持之以恒的喧闹。孩子们在花坛四围奔跑嬉闹，凉亭常有打牌的吆喝声。最近，一个精神病患者又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每日拣了垃圾箱的破布，披挂在肩上，坐在凉亭的石凳上，吃着随便捡来的剩饭，满面尘垢地望着往来的居民，心无旁鹜地笑。楼下的小花园倒不如先前的那些仓棚能给人带来安宁和遐想了。理想与现实究竟有多远？我想要多远就有多远。
（本文选自湖南文出版社出版的
《假如鱼也生有翅膀》）
迟子建，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发表作品四百余万字，出版有三十余部单行本。曾获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激情阿切斯（外二篇）
张建永
激情阿切斯
与灵山秀水，苍翠欲滴的美国东部平原相比，科罗拉多高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色彩和风格。数亿年前，她冒冒失失从海洋深处崛起，经历美国西部风霜雷电的千万次锤炼、冲刷，早已是伤痕累累、坑坑洼洼，她苍老、劲健，百年孤独地展示红色、沧桑和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