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然后领另一犯人走往澡堂。这一去一回，摸准了路线和地形，原来那大厅是六条辐射小巷的枢纽，坐在大厅里，一转身，可以看到六条小巷的动静。这种设计，可能是现代监狱管理学的创造。半年后我被转移到另一监狱，分上下两层，半辐射形，楼梯装在枢纽大厅里，每层四条辐射巷道，上下共八条，管理调度比这儿复杂得多。每次洗澡，既要通过楼上大厅，也要通过楼下大厅，才能去到澡堂。一次，因为调度失误，我从楼上下来，走到楼梯尽头，眼前闪过一个穿红毛衣的女犯背影，狱卒赶快把她拦到楼梯底下，险些碰个面对面。在那个监狱里，我曾被领去见一个外调的人，在提审楼的大门口和另一犯人面面相觑，似曾相识，但始终记不起此人是谁。这样猝不及防的遭遇，可谓平静中的不平静，带有一点传奇性。
最不平静的遭遇是美院派人来提审。来人是叶浅予专案组的负责人，和他同坐在提审桌上的是一个公安人员。公安人员神气平稳，而我那位红卫兵学生却显得有点紧张，装出一副凛然的样子。我站着，后面还站着一个狱卒，手里拿着一片小木片，这木片在我进狱第二天见过面，是现在还保留在文明监牢里的刑具。审讯开始，问的还是在牛棚里问过多少次的“中美合作所”，我说那晚在国画系教室里审了我一整夜，什么都交待了，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主审官公安人员指着墙上贴的八个大字，口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狱卒举起小木
片在我脖子上劈啪劈啪打几下，那个红卫兵看了有点惊讶，我猜想惊讶的是为什么共产党的监狱还用刑具。红卫兵马上和主审官咬了一会儿耳朵，示意狱卒不要打了，狱卒露出悻悻不悦之色。主审官意识到叶浅予老奸巨猾，榨不出油水来，作出“刑讯”收场的指示，向我交待了几句话，要我继续反省，好好改造，狱卒领我回归牢房。此事发生在进狱后两个月光景。我以为造反派把我交给公安局，从此撒手不管了，怎么今儿又来插手了呢？再一琢磨，他今儿不是主角，他是被请来陪审作证的。这一估计大概没错，因为从这以后，再没有美院的人来过，而提审照常，只由公安人员问话，有时还让犯人坐着答话。
这些日子外面造反派实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犯人进提审室先要向毛主席画像行鞠躬礼，表示请罪。每天早晨可以听到狱卒们在举行“请示”仪式中的口号声。
十年荒唐梦第一座监狱（3）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做梦的科学规律，而我在牢房里，却是日无所思，夜有所梦。是违反科学规律吗？否！原因是怕白天闹情绪，不敢胡思乱想，大脑皮层被压着，到了夜晚，大脑皮层放松，兴奋灵敏度加剧，梦就多了。可以这样认为，我在监狱里的表现，每天相当平静，但一到夜晚，吹哨归寝以后，脑子就活跃起来。先是东想西想，想这想那，双眼一闭，我便进入自由世界。见到妻儿父母，见到亲朋好友，见到名山大川，见到帝王将相，见到牛鬼蛇神，见到初恋的女友，见到死了的祖父母。有时饱餐美食，饱赏美景；有时握笔练字，构思作画；有时站在泰山之巅观日出；有时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有时倚在太平洋邮船栏杆上看大海；有时坐在巴黎大剧场看芭蕾；有时遇到梅兰芳、程砚秋；有时引吭高歌；有时拨弄蟋蟀。一觉醒来，屋顶25支光电灯亮着！窗外黑洞洞，努力追寻消失的梦境，追呀追呀，有时也能追上，便继续做我的美梦。
白天潜伏在囚笼里，夜晚邀游在自由世界里，这种反常的生活方式，足足度过了七个年头。这么漫长的道路，怎么能一天一天熬过来，现在想都不敢想。在当时，头脑却是十分清醒，却也相当糊涂，在清醒又糊涂中把时间一分一秒滑过。我们在正常的自由日子里不也是这样既清醒又糊涂的状态中把时间轻轻滑过的吗？我把时间倒过来，白天当黑夜，黑夜当白天，岂不也照样过舒泰日子吗？我看所有坐牢的人，都会自觉地找到一条生活的道路。
从想死到不想死，把黑夜变成白天，虽然是被逼出来的，可也算得一种变态的人生哲学吧。
1968年4月进牢，1975年5月出狱，七年中蹲了三处监狱。上面所记的第一所拘留所，蹲了大约半年，4月进，9月出。换到第二处，方向约莫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后来探明，这地方叫半步桥，是北京的老监狱，号称模范监狱。记得1949年参加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时，参观过这座监狱。我在这里蹲到1970年初，转移到北京北郊小汤山以北的“秦城”，这地方原来关押国民党战犯，设备现代化，有抽水马桶、自来水洗脸盆、暖气管道。1975年邓小平代总理执政，秦城的政治犯全部被释放。“四人帮”倒台，经过人民公审，判刑之后，也被关
进了秦城，这是后话。
1968年在北郊拘留所关了半年，春秋日子不好过，身上会长虱子、跳蚤；夏季也不好过，有臭虫咬。有一次来查卫生，问身上有虱子吗，如长虱子，把衣服脱下拿去用药熏。又一次医生来查健康，问有什么病，这时我已满61岁，身体挺壮实，无须治病。有一次来查牢房，查看有没有人偷吸烟的，幸而我因气管炎，早在1956年就把烟戒掉了，否则的话，进监狱硬戒烟，倒是一桩极痛苦的事。既然查烟，当然有吸烟的，进狱时脱光衣服搜身，谁还藏得住烟与火？这世界任何滴水不漏的地方，总免不了有透风漏水的角落，况且这儿还关着小偷扒手之类人物，自然有偷漏的渠道。
有一天，听到斜对面一个号子里，狱卒拳打脚踢，打一个犯人，问他为什么不听话，在牢房里耍花招。那犯人说，受了同房犯人的挑唆诱骗。于是狱卒又去打另一犯人，如此轮番逼供，揭露了狱内犯案的罪证。至于犯的什么案，因为关着门逼供，没法听清楚。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监狱也是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到了秦城，人人隔离，犯人内部无矛盾可言，要有矛盾，那就仅仅是犯人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了。
1968年秋天一个夜晚，狱卒通知我收拾衣服牙具，要转移了。过了午夜，也是一辆轿车，由一个公安人员押着，开出监狱大门，东拐西弯，路灯明亮，偶然还见到霓虹灯广告，确定我还在市区转游。半小时后，进入一座大院门，进门向左转，停在一座楼房门前，就是在前面提到的二层楼牢房。进门便是楼梯，先在梯旁办公桌前办了登记，换了一个人领我上楼。这里的辐射巷道叫做“洞”，沿着圆形走廊，走进第×号洞，打开第×监号，里面是个大木炕，可睡三四个人，面积约七八平方米。炕头有个大窗，窗沿高过胸口，照例是一条条铁栏杆封着，没铁丝网，也没有糊窗纸，仰头可以望见天上的星星，我面向天空端详了好久，心里痛快极了。等到铺开被褥，躺下休息，发觉身上痒痒，定睛一看，臭虫们已经出动，急不可耐，要尝尝新来乍到的新鲜血液。用手一抓，全是干瘪的，看来这间牢房已经空了很久，今晚我来大摆筵席，慰劳这帮饿鬼。如此一想，也就无所顾忌，老老实实献出鲜血就是了。次早醒来，混身发软，马上想到第二第三晚以及往后的消耗，不得不向狱卒诉苦，要求打一回滴滴涕。狱卒说夏天已经打过，怎么还有？我去请示，是否能再打一次。
三天以后，狱卒板着脸对我说，上面指示，不打了，明年夏天再打，你自己花点工夫捉虫吧！这回话在我意料之中，这三晚把虫喂饱了，以后可能会好些。再有，就捉，花点工夫，练就本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半年多来，培养了非凡的耐心，这点小问题，哪有克服不了的。这件事就以自我安慰的方式排解了。
在宽敞的新牢房里，生活方式和以前不同：放茅不定时，大小便要喊“报告”，狱卒给你开门上厕所。洞子长度不长，一条洞子没几间号子，来回走动不费时，厕所如果有人占了就得等候，因此练就了憋尿憋屎的本领，假使憋不住，那就提早喊“报告”，在厕所里多蹲一会儿。牢房里不放便桶，鼻子里少熏臭气，这是个进步卫生措施。那么，拉肚子怎么办？老叫狱卒开门关门，岂不要挨骂？事实却不尽然。我在监狱里从没泻过肚子，原因很简单，每天填进肚子的东西，就只那几样，绝无变化，保证泻不了肚。住“秦城”的最后两年，允许家属每年春秋探监两危睦沂舳啻缘模米蔚那兹送赐纯炜斐砸欢佟Ｄ橇侥暌裁焕６岳玻词估。谐樗硗霸冢貌蛔趴蚊排懿匏？/p》
新牢房新鲜事真不少。第一个白天，约莫九十点钟，听到近处有打锣、吹唢呐、拉胡琴的声音，像是京戏班子在排练节目。过了一会儿，听到高音喇叭响了起来，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寿无疆！”接着喊：“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报告最新指示，报完指示，来一段革命歌曲，歌曲之后，报革命组织的通知：上午10点在大礼堂斗争×××反革命老顽固，勒令全体牛鬼蛇神到场，革命群众踊跃参加，如不参加，那就抓游鱼。高音结束，左近大礼堂人声鼎沸，不一会儿全场鸦雀无声，只听得口号声此起彼落，最后听得人声冲出礼堂，斗争大会结束了。
这一上午喧闹，估摸是一所学校，而锣鼓乐曲吹拉声，则颇像一所戏曲学校。我知道北京市有所戏曲学校办在陶然亭附近，而1949年我参观过的那所模范监狱，就在陶然亭一带。这一下初步摸着了我被监禁的方位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已经临近，牢房窗口正对东方，如果计算准确，国庆那晚可以在窗口北角看到天安门焰火的闪光。
十年荒唐梦第二座监狱
为了饱尝眼福，10月1日这晚，吃过晚饭，静候幸福时刻到来。犯人不准带表，进监时手表已被搜走，半年多来，只凭感觉计算时间。今晚过分兴奋，老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于是采用当年站大卡车游斗的绝技：背“老三篇”以消磨时间。此法固灵，三篇没背完，窗口亮光一闪，赶紧站到窗口，向东北方向望，第二闪，第三闪……看到第一拨焰火放完，坐在炕上等候第二拨，忽然听到牢门小窗口狱卒问话：“天安门的国庆焰火看过瘾了吧？”这一问，心里感到甜丝丝，无异承认我的偷看已被批准，成为合法行为。我们之间的敌对状态似乎已
经溶解，表明我们暂时站到“爱国主义”的同一立场上，我可以大胆充分享受今晚的幸福时刻了。等到第二拨焰火放完，催睡的哨子吹响了，幸福的时刻已经告终，只得乖乖地钻进被窝。国庆之夜的闪光，继续从遥远的天空一闪一闪通过窗口射进来，怎么也睡不着。
自从调到第二座监狱来，提审的次数多了，外调的人也多了，三天两头被叫到提审楼去。这里的提审人员似乎水平高些，态度也温和些，这对犯人来说，似乎感到自己是个人。狱卒手上也不带那敲脖子的小木片，感到这地方像个人间社会，不像地狱变相图里的阎王殿，因而在提审或外调时情绪比较松弛。由于松弛，有时忘了自己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