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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辩证法父母之命第二课（3）
变的另一方面，属于我对家庭、社会、世界的认识。解剖自己从初恋到顺从母命和罗彩云结婚的过程，发现我在小学读书时，样样求上进；进中学以后，学习劲头一年不如一年，到了第三年，竟胆敢和女朋友一道跳级投考大学，投考落榜，父亲破产，绝了求学之路，无情地把女朋友忘得一干而净，以至于只求一条吃饭自立之路；等到上海站住了脚，却又向封建家庭投降，甘心作封建道德的孝子贤孙，这反反复复的变态心理，到底是什么思想根源？
应该说，从15岁到25岁的10年间，周围环境对我影响很大。“五四”运动后，崇拜西方文化，向往个性解放，交女朋友，学时髦，放任自己。父亲破产，受到挫折，要求在社会上找个立身之地，用以摆脱困境，表面看来，实事求是，实际是进一步放任自己。等到立稳脚跟，命运可以由自己掌握了，思想转了一个大弯，认为父母为我找对象，免得自己交女朋友的麻烦。碰得巧，可以捡到一个美满家庭；碰得不巧，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自己仍然可以逍遥自在，还是对我有利。回首当年，我真那么坏吗？坏到真那么自私自利吗？追根寻源，不能不归根到新旧双重社会对我的挤轧，逼得我走上一条自私自利的道路。用现下的语言来评判自己，可以戴上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
罗彩云之为人，最不可饶恕的是她的“文盲”地位，光这一点，就不能和我般配。那么，我事前怎么不作点调查呢？我曾想过，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初小毕业，一个高小毕业，小妹还当了几年家庭教师，至少都能读点通俗浅近的书。罗家是书香门第，罗彩云的祖父当过两任县太爷，父亲在浙江省省政府当秘书，哥哥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不用调查，这样的家庭出身，她怎么也不会是个文盲，可她偏偏是个刚进小学便告退学的半文盲，这是大出我意料的。为什么说半文盲？因为她还识得几个字，1935年我和梁白波谈恋爱时，她曾费了大劲，写过一封似通非通的信给我，其中主要的一句话是：“家花哪有野花香，野花不久长。”此外，麻将牌里的“东南西北春夏秋冬中发”十个字，她不用看，手一摸就摸得出来，在娘家早就练成一副摸牌的本领。到了上海，左邻右舍，朋友眷属，没一个不摸牌的，因而她自然而然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社会，乐在其中。这是环境给她造成的生活方式，无法抵抗。
碰上我这个机会主义分子，只要不给我制造太大的麻烦，我会随遇而安。在初到上海阶段，她人地生疏，我自认为对她有保护的责任，比如那次她从半楼梯摔下来，我承认是我失职，事后陪她逛街买衣料鞋袜，弥补我的过失，记得我还陪她到一个朋友开的照相馆，经过特别设计，拍了两张婚后合影，两人相对微笑，看来相当融洽而富于情谊。直到今天，我还从旧相册中找到那两张照片，给我女儿和孙女看，表示我当年对罗彩云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
由于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进程，我们两人各自所处的地位，所接触的世界，差距愈来愈大。到了1935年，我认识了那位女画家梁白波，吸引我走进了另一个天地，个人的事业和个人的内心世界都获得某种程度的和谐，原来的这个不太协调的家庭就被破坏了。
这个家庭是被梁白波破坏的吗？不是！是我自己所积累的心理变态破坏的。上面提到，每当我感到寂寞空虚时，就会独自出去寻乐，寻觅垫补。白波的出现，真正填补了我心灵上的空虚，促使我下定决心改变我的生活环境，以求灵魂获得比较稳定的充实。但是要改变处在夹缝中的生活环境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脑子里还残留着封建道德对我的束缚。1935年到1937年两年间，我和白波的同居生活就如同逃犯那样，时时处在颠沛流离之中，而罗彩云则如缉私的巡警，随时可以追踪袭击。记得1936年被袭击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请到罗彩云的住处，优礼相待，罗氏俨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看成我的姨太太，我为白波的受辱而不知所措。罗氏大概请教过她的牌友，设此圈套，迫使白波听命于她，保持她的权力地位，与她分享同一个男人的利益。这个苦肉计理所当然被我拒绝，我和白波便躲到了南京。半年之后，罗氏又生一计，带了她的父亲，也就是我名分上的岳父大人，闯来南京廊东街我和白波的避难所，由其父作证，逼我定个名分，确定罗氏的正统地位。白波不得不躲在邻居家暂避，我则被牵着鼻子送罗氏父女回上海，由律师作证，立下字据，保证罗氏每月应得的生活费，才把我放回南京。经过这后一次袭击，白波如惊弓之鸟，表示要结束这种耻辱的浪漫主义生活。我把这次回上海立字据办分居手续的详情告诉了她，保证以后她再不会遭到袭击，她才回心转意，继续同享新才子佳人的生活。
我和罗彩云之间为什么不能办离婚？一是她本人不同意，她所恃的理由为她是明媒正娶，处于正统地位，照旧习惯，除非犯了族规家法，才能办离婚。另一方面，按当时上海习惯，要离婚就得付一笔终身赡养费，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但有个变通办法，叫做“变相离婚”，即由男方保证每月付给一定数目的生活费，保持女方的夫人地位，但二人分居。按照我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接受这后一种变相离婚办法，以换取我的自由地位。当然，这里也还有一个我对罗彩云的同情心问题。我总觉得，她自幼未进学校，处于文盲地位，不能完全由她
本人负责，归根结底，我不该凭一时冲动，甘心屈服于包办婚姻，铸成了大错。另外，我脑子里还有封建意识，认为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有保护的责任。总而言之，是我自己对半封建半开放的社会采取了妥协态度，造成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局面。
1937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8月13日进攻上海，我急忙从南京赶到上海，把罗彩云和刚断奶的女儿送上沪杭列车，平安回到浙江老家。抗战八年，我在大后方，罗彩云带了儿女在老家跟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日寇投降，次年我曾回浙江探望过她们，当时儿子申已进中学，女儿明明才上小学。
婚姻辩证法父母之命第二课（4）
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之前，把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嘉兴张乐平家。第二年我从美国回来，受聘到北平艺专任教，明明就在戴爱莲的照顾之下，进小学，升中学，最后进了戴爱莲的舞蹈学校，继承后母的事业。儿子申于1949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成了美术事业的后继者。1953年申从美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当教师。他结婚后，把母亲接到无锡一同生活。在此之前，由于儿子的劝导，罗彩云在浙江老家和我办了离婚手续。以后她一直和儿子、媳妇生活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住了三年牛棚七年监狱，无力支付罗彩云的赡养费，全靠儿子、女儿供养她。有一个时期，明明曾接她母亲到北京住了一阵。后来也许因为罗彩云是反革命分子叶浅予的老婆，被赶回南京，仍然依靠儿子生活。
1975年我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女儿告诉我她母亲已于1970年某晚吞服了过量安眠药离开了人间，最后一句遗言是向儿子说：“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听了这个消息，我神经为之一震，立刻感到自己对此负有严重责任。这是她对生活完全绝望的控诉，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回首当年由于我的轻举妄动，应了一句名言叫做“始乱终弃”，我后来又被梁白波，戴爱莲所弃，可以说也应了一句名言叫做“因果报应”。
我真信什么“始乱终弃”和“因果报应”吗？不！自从和罗彩云办了离婚手续，我以为再也不欠她什么了。认真回忆1935年那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两极——我要向上，她却拉我后腿；我在创造精神财富，她却在136块麻将牌上浪费时间；我要求灵魂解放，她却拼命往我身上捆绳索。我挣扎得好苦啊！所谓“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站在罗彩云的角度看是合乎情理的，然而，从叶浅予的角度看，不也是挣扎得好苦吗？！
现在是1989年，我正在写婚姻生活的回忆录，首先想到的是罗彩云。是她，使我切身体验了男女之间爱的基础是什么；是她，使我明白包办婚姻本身就是罪恶，结婚双方本人不能负责。我之所谓同情或恻隐之心，是封建人道主义的迷药，我曾被迷药迷住了心窍；我的一些忏悔语言，实际是虚伪的。封建道德不知伤害过多少人，罗彩云被伤害了，我也被伤害了。个性解放是人的固有权利，谁也无权阻止。我完全肯定我和梁白波的结合是合乎情理的。至于罗彩云之处于文盲地位，她自己不能负责，她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我对这次婚姻的盲目性。后来一旦清醒，一旦觉悟，应该坚决纠正，不应该拖泥带水，阴阳怪气地拖累对方。我有内疚，也是实情，等到变成白发老翁，才来暴露内疚，未免太虚伪了。在罗彩云问题上，我不怕人骂我害人，也不怕人骂我虚伪，我是徘徊在封建与开放夹缝中的一个怪胎。1954年我儿子劝他母亲和我办离婚手续，是下一代人挽救上一代人的合理行动，我很感激他这一大胆的行动，使我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婚姻辩证法一见钟情第三课（1）
1935年，父母包办的结婚生活已经过了五年，罗彩云为我生了一子一女，儿子丢给了祖母，女儿还在襁褓之中。这位罗夫人是个文盲，并因束胸，自称乳房分泌不出喂孩子的母乳，所以两个孩子都是奶妈喂养的。当时我也曾想过，到底是天生没奶，还是学了上海一般少奶奶的作风，摆派头，不愿喂奶，把时间都消磨在麻将桌上。
无巧不成书，正在为雇奶妈烦心的时候，《时代漫画》编者鲁少飞座位旁，来了一位女
画家，正给编者看她所画的一幅漫画：《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我抢过来一看，又用眼神在女画家身上从上到下溜了一圈，思想上似有所动。动什么？当时摸不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所有向《时代漫画》投稿的人都是男的，没见过一个女的，而这幅讽刺上海少奶奶的画，似乎也在讽刺我那位罗夫人，正合我的心意，它偏偏出自一位女画家之手。只这一幅画，就显示出这位女画家的才华和机灵。她名叫梁白波，作品只签一个英文笔名——BON，不知是何来源。
鬼使神差，我篡夺了《时代漫画》编者的权，和这位女画家打交道了。她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以前在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上过学，学的是油画，上一年曾在菲律宾一所华侨中学教过画，最近才从那儿回国，正处在失业当中，有人介绍她向画报投稿，试着靠拿稿费过日子。她问我她那幅讽刺现代妇女的画怎么样，我说编者已决定发下期封面了，至少可以拿稿费五元。我问她现下要用钱吗？她说身上还有点，不需要。经过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