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的最后一块大麻抽完，后来她给我讲嫖客的故事，讲了四个嫖客以后便又睡去了。
6
我叫出租车停在亚运村１１号楼下，然后走进楼洞，坐电梯上到８楼，出了电梯往右拐，走了三米后来到朱玲的门前，我敲了几下门，里面传来朱玲的声音，接着是她的拖鞋声，门开了，朱玲站在我面前。
“进来吧。”她说。
我进了门，坐到沙发里。
“大麻没了。”我说。
朱玲给我端来一杯茶：“你先喝口茶吧。”
我伸手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把身体尽量往沙发里沉下去。
“怎么了？”朱玲问我。
“没什么。”
“情绪那么低落。”
“谁知道——一直这样。”
“这样不好。”
“是不好。”
“你还有钱吗？”
“有。”
“姑娘？”
“有。”
“原来是这样。”
朱玲笑了。
“你笑什么？”
“我觉得你挺有意思。”
“有意思？”
“是，有意思”
“朱玲。”
“啊？”
“谢谢你。”
“谢我？”
“当然。”
“为什么？”
“你帮我买大麻——”
“这没什么，顺手的事儿。”
“可我什么也没干——天天呆着。”
“那不挺好嘛——总比干坏事强。”
我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
朱玲去了一趟厨房，回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信封，她递给我。
我接过来，捏了捏，信封里是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是一小块大麻。
我把它放进兜里。
然后，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水。
朱玲看着我。
“朱玲。”
“啊。”
“本来我不想告诉你——”
“说吧。”
“是坏事。”
“没关系。”
“我和辛虹在一起，她是我从三里屯带回来的一个姑娘，有性病，昨天夜里，我喝多了，跟她睡觉，没带避孕套。”
“你干嘛不早说？”
“刚想起来的。”
“那快去医院吧。”
“我一会儿去。”
“现在就去！”
朱玲急了，她三步并做两步，冲到门前，把门拉开：“快走。”
我看了她一眼，站起来。
“那我走了。”
“滚蛋。”
我走了出去，门在后面被重重关上了。
我靠在门上，吓了一跳，我突然感到有点害怕。
7
朱玲是我在“硬石”认识的，那时候是九四年，我二十六岁，刚刚开始写剧本，剧本的活儿时有时没有，有剧本写，就有钱花，就高兴，就能跑到外面混，没剧本写，就没钱，就不高兴，同样也要跑到外面混，总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和我的一班朋友天亮入睡，下午起床，聚在一起，往往一顿晚饭便吃到太阳落山，然后一起熬过漫漫长夜，直至天明。
8
在夜里，比起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电脑，或者一本本不知所云的书籍，我更愿意与别人在一起，无论那是些什么人，无论他们是好是坏，那是在九五年。
不用说，我那时陷入难以言喻的苦闷之中。
但在白天，我宁可睡去，即使吃上一百片安眠药我也要在白天睡去，白天是那些浑浑噩噩的家伙的天下，在白天，他们穿上西装或便装，她们描上红唇或画深眉毛，他们刷好牙齿，把脸洗净，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冲出家门，他们压抑着卑劣的念头走上大街，他们做出一个个计划，他们实施一个个计划，他们生产、交换、消费，他们控制别人，他们摆脱别人的控制，他们积极向上，他们是这个破烂不堪的城市的发动机，他们让这个臭气熏天的城市在人海里航行而不至沉没，他们奋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随着成功或失败，或沾沾自喜或垂头丧气，他们给自己理由，给自己借口，让自己存在，让自己有价值，他们在阳光下庸庸碌碌，一句话，他们在挣扎着，那一副副辛辛苦苦的尊容足以叫人肃然起敬。
他们是那些正常人。
而当路灯亮起，咖啡店开门迎客，酒吧的霓虹灯开始招摇闪烁之际，正常人便纷纷从他们的岗位上鱼贯而出，返回家园，他们拧亮电视，听听里面的胡言乱语，他们吃起晚饭，与家人一起谈论工作的艰辛，待遇的不公以及各种生活琐事，与此同时，北京这座城市猛地撕下面具，刹那间露出另一付面孔。
我喜欢北京的另一付面孔，我喜欢看电影院里情侣嘴里讲着甜言蜜语，手里却做着下流的动作，我喜欢看迪厅里怪异的着装和扭曲的形体，我也喜欢看酒吧里那些一言不发的孤独者苦捱时光，我还喜欢在饭馆里看人相互吹牛、讲大道理，我更喜欢看妓女们浓妆艳抹，去骗取嫖客的金钱与欢心——这些夜里的景致一再上映，我则不厌其烦地一再观看。
于是，我扔掉手里的书，熄灭烟头，忍住从胃里泛上来的阵阵恶心，跳下床，披上衣服，装好钱包，走出家门，去观看那些被黑夜撕碎的碎片，我麻木不仁，无聊至极，但我也因此而能忘掉孤单，忘掉自己的痛苦，不再想生活是否真正有意义。
9
朱玲是大庆介绍给我的，有一天半夜十点钟，我和大庆一起在他家边听卡拉斯唱的《蝴蝶夫人》，边讨论去哪里混，时常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们去不去这儿，去不去那儿，可那天我们不知为什么对那些人和地方不感兴趣，卡拉斯听完，换成贝多芬早期四重奏，然后换成老古尔德弹的带着哼哼声的《哥德堡变奏》，然后换成齐默尔曼弹的《莫扎特第2钢琴奏鸣曲》，越听越无聊，听着听着，有电话响，大庆接了电话，说了几句行行行好好好之类以后，便毅然挂下电话，关掉唱机，拾起外套穿上，顺手把灯关掉，黑暗里，我听他对我说：“发你一姑娘怎么样？”
“发我十个吧。”
“滚吧！”
我们俩迅速出门，上了一辆出租车，大庆对出租司机说：“硬石。”
10
硬石位于亮马河大厦，是个可以在里面吃饭喝酒蹦迪的地方，还有马来乐队伴奏，有歌手唱美国通俗歌曲，那天晚上，我们在里面遇到三个姑娘，其中的一个是朱玲，那时候，
她三十出头，即使在舞池里跳舞也戴着一个小小的墨镜，样子看起来不错。第一次跟她上床距我们点头见面不过两小时，我躺到她床上时却已醉得不醒人事。我喝醉时有个特点，就是别人根本看不出来，即使醉得天翻地覆我也能行走如飞，还能认路，正常与人对话，惟一表明我喝醉过的迹象就是我对醉时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概忘得干干净净。
朱玲结过婚，老公原来是个走私的，认识我的前一天，他终于一命归西，是因为抽白粉，他给朱玲留下一大笔钱和一身脏病。
这些，都是朱玲在以后的日子里断断续续告诉我的。当晚，我睡到她身边，帮她摘下耳环，除下墨镜，她提醒我，要戴避孕套，完事以后要洗澡，要仔仔细细的洗，不能马虎。
她对我说，“你现在是小孩，什么都不在乎，那是因为你什么也不知道，以后什么都知道了，就什么都在乎了。”
据说大醉的我如此对答：“我才不在乎呢！”
11
据说，正是那句酒后之言居然让朱玲非常感动。
感动的结果是我没有料到的，过了几个月，一天夜里，我正在灯下硬着头皮翻看一本晦涩难懂的电影符号学方面的书，电话铃声响起，我接了电话，原来是朱玲，她正在我楼下，通过电话，我听到她对我说“生日快乐”，我这才想起，当天是我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朱玲进来，送给我一瓶香槟酒，我们就在我屋内，一杯一杯地把那瓶香槟喝得一干二净，随后，我迷迷糊糊地睡去，朱玲坐到我的电脑前，一页页翻看我写的剧本小说，就那样一直看到天亮，我醒来后，朱玲果断地对我说：“你应该好好写，不该胡混。”
然后，根据她的建议，我收拾了一下换洗衣物，又从书架上拿了几本常看的书，然后把那些东西搬入朱玲的那辆日产马自达323型轿车，据朱玲介绍，那辆车已在停车场放了一年之久，如果她不开开，迟早会变一堆废铁，于是我便坐上她的汽车，来到她家，过起了所谓“干干净净的写作生活”，朱玲为我腾出一个书房，她整日忙着准备一顿又一顿的早餐午餐和晚餐，并轻手轻脚地端到我的桌上。
那一段时间，我过得可算是简单，除了写作，什么也不想，夜里闷的时候，我便与朱玲一起外出兜风，我与她往往一言不发，开着车，驶过一条条寂寞的街道。过了几个月，我写成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朱玲看过，十分满意，我便送到出版社，那是九五年的九月，然后，朱玲去了美国，她有一个老朋友在那里发迹，仍记挂着她，愿意娶她为妻。
临走时，她把门钥匙递给我，对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一趟回不回来，你要愿意，就住在这儿吧，电话费、水电费我已和物业管理算好，你不用操心。”
我把钥匙还给她，说：“我不用。”
我记得朱玲收回钥匙时，眼中竟露出一些伤感，她摸着我的头，对我说：“你长大了。”
朱玲在情感方面教会我很多东西，比如：不自我欺骗，敢于面对自己最无耻的念头，敢于行动，过后说实话。我与朱玲最好的女朋友偷情事发，她并没有对我大喊大叫，而是告诉我，说我以后还会有很多姑娘，但并不一定能碰到真正合适的。
有一天，她让我管她叫姐姐，她说，如果我叫了，那么以后就不再与我发生性关系，如果我叫了，她会真的像姐姐一样关心我。
我没有叫。
我当时喜欢与她发生性关系，我那时非常迷恋与岁数比我大的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她们往往动作下流大胆，忘乎所以，我喜欢看她们下床以后的正经样子，我还喜欢回想两者之间的差别，我认为那简直太棒了！
朱玲还教会我一些别的东西：做意大利面条，说下流话，用口红在镜子上写留言条，对人真诚，花钱大方，买合身的衣服穿，遇到倒霉事不抱怨等等。
还有，她始终要求我工作，写剧本，写小说，写诗，写一切可写的东西，不管那些东西能否换来金钱，她说：“你会写东西，就是在人世间有了一个像样的工作，千万别丢掉这个工作，不然，你在人世间就会变得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来到世间，再一无所有的离去是不好的，像我一样。”
直到现在我也一直认为，她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女人。
12
出了朱玲家，我走下楼梯，上了出租车，一直开到一个医院，像医院那样的地方我不熟，因为不常来。我曲曲折折地挂了号，买了病历本，来到泌尿科，接待我的竟然是个女大夫，她问我：“怎么了？”
我却不知该怎么回答。
她又问：“你挂号条呢？”
我把挂号条交给她。
“你是——”
“我和一得性病的姑娘睡过觉——”
“没带——”
“没带。”
“她是什么病？”
“我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
“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
“这样吧，你把那个姑娘带来，我先问问她什么病，很多性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