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的时候也聊天，说话的人主要是我，张蕾在我旁边走，我就不停地说话，我不知道她听没听，反正我说我的就是了。我说话的内容是海阔天空，但也是胡说八道一气，有时我看见她在悄悄笑，就知道她在听，更多的时候，她走她的，似乎跟我是素不相识的路人，我于是更加卖力地说下去，每当那个时候，我一般都很紧张，结果说出的话也是语无伦次，一般说上十几分钟之后，她会露齿一笑，这样我便放松下来，接着说。
我这么说：“昨天我看了一本书，叫做《汤姆索亚历险记》，特别逗，你看过吗？其实那本书没必要看，没什么意思，但你要想看我可以借给你，可是我上午已经答应借给李晖了，李晖是我的好朋友，前一阵儿我们俩还不太熟，现在我们上课时经常下围棋，我们老师特事儿逼，他老要我们听讲，我们不听讲他就不自信，就觉得自己在胡说八道，其实他就是胡说八道，也可能不是，我一直听不太懂他讲的代数，讲到正弦时我还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讲了余弦，正切，现在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他是北京市一级教师，我们上课时，老有外校老师来听课，你瞧，这个商店里卖好看的信纸，比荣宝斋的便宜，李晖买过一沓，他用那些纸写情书，写给我们班王芳，可王芳把那些信交给刘老师了，刘老师是我们班教语文的，是我们学校最好看的老师，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分到我们学校的，她看了情书，找李晖谈话，最后答应不告诉李晖家长，李晖说刘老师说他文笔不错，他说以后我要喜欢哪个女生，他可以替我写情书。但他看的书没我多，他喜欢看打仗的小说，《静静的顿河》之类的，我不喜欢，我喜欢另一类打仗的小说，我看《二十二条军规》，可惜我没看完，因为那本书后面有十几页没有了，其实看书也没什么劲，要是有谁欺负你，你告诉我，我认识好多体校的哥们儿，他们特勇，我还认识一个画画的，画的国画特牛逼，他是画老虎的……”
后来，我们又一次约会，地点是在陶然亭公园，我们还划了船。
最后我们到北门附近的游乐场，在滑梯边，有几个小痞子把我们围住了，他们管我们要钱。有一个痞子还去拉张蕾的手，她吓坏了，哭了起来，我给了他们一块钱，他们给了我一个嘴巴子，我只好又给了他们一块钱，可他们又给了我一个嘴巴子，我急了，跟他们打了起来，被公园管理处的抓住了，差点叫我们老师来领我们。
我和张蕾被先放出来的原因是我们的作业本上五分多，那些人的书包里根本就没有作业本，有一个家伙的书包里放着整整一块板儿砖，他背着那个书包转来转去的也不嫌沉。
后来——大概因为那次我表现得还可以，过了几天，她先是写信告诉我再也不跟我来往了，又过了几天，她约去她们家看她拉琴，起初几下还可以，听了一会儿圣。桑的《天鹅》之后，我就把她这块天鹅肉弄到手了，我是这么干的，先是让她教我，她叫我摆了半天姿势，当然，我是受不了她捅捅我这儿、弄弄我那儿的，而且怀抱那么一个又大又空的木头盒子比怀抱一个姑娘的感觉要差得多，我是指，我推开低音提琴，把她抱进怀里。就这个动作，让她哭了好半天，而我耳边却响起了圣。桑的《天鹅》。
后来——我不在音乐厅门口卖望远镜了，有时我跟张蕾一起去听音乐会，我总是拉着她的手入睡，中间休息时，她把我叫醒，等音乐再次响起时，我又安然入睡，在音乐中入睡确实是件美事，有一次我在音乐厅中居然做了一个美梦，我梦见我骑着一只山羊飞到天上，山羊是张蕾她们家墙上画的那只，张蕾的父亲是天坛医院的大夫，业余画些油画，她母亲是音乐学院的教师，她们家住一套二居室，里面尽是些家具，没被家具挡住的地方挂着张蕾的父亲画的油画，另外，她们家里有个钢琴，据说她母亲会弹，我从未见过她父母，我只在她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去她们家。
我想，张蕾喜欢跟我上床，上大学后尤其如此，她父母离婚时我们上大学才上了两个月，她跟母亲住，地点是音乐学院的筒子楼，但每月三号她要到天坛医院家属楼她父亲那里去要一百块钱，每次她都不让我跟她一起去。
张蕾的母亲不怎么管她，不久，她母亲又结婚了，跟一个什么拉小提琴的住到了北太平庄，音乐学院的房子就空下来，我就搬了进去，我上大学虽说是住校，但我很少去，到三年级以后我一个星期最多去两次，我不爱上学，宁可在音乐学院的宿舍里睡大觉。
后来——大学四年间，我和张蕾过着夫妻一样的同居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四年，因为快乐，所以回想起来几乎没什么印象，只隐隐有个快乐的感觉，张蕾拉她的琴，我看我的小说，我们一同去买菜，一同做饭，一同看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同听那台板儿砖似的小录音机，一同听一些唱片，我们养过一只猫，后来丢了，还养过几条热带鱼，后来也不了了之，我们几乎每天都做爱。
后来——毕业前一个月，我和张蕾到一个朋友家去玩，回来的路上，我们坐的出租车和一辆迎面而来的卡车相撞，当时的情况我记不得了，总之，当我意识恢复过来，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浑身上下打着绷带，三个月后，我出了院，张蕾却死了，她的头在撞车时被挤碎了，这是医院的人告诉我的。
张蕾死后，我悲伤了好长时间，因为无法忍受失去她的痛苦和孤独，我就又找了一个女孩，天天对她讲我和张蕾之间的那点事，罗罗嗦嗦讲了半年，那个女孩终于失去耐心，离我而去。
后来——所谓我充满通俗浪漫情感的时代便正式告一段落。
在那个段落里，我看了不少法国浪漫派的作品，夏布多里昂，雨果，缪塞，华兹华斯，拜伦等等，甚至但丁。罗塞蒂也看了。
后来——当然要过很久，也就是多年以后。
多年以后，我已把那些浪漫故事忘得一干二净，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我靠写剧本挣下一笔又一笔钱，和一个又一个的姑娘上床，白天蒙头大睡，晚上出去参加由固定几个朋友组成的小圈子的聚会，常常喝酒到天亮。如果见《爱情故事》这样的书会看也不看的径直扔进垃圾筒，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成长。
后来——应该是关于张蕾的记忆。
关于张蕾的记忆，比较深刻的是上床。
我们常常边听音乐边做爱，张蕾对做爱的要求完全遵循音乐的要求，如果是流行歌，那么一混就完，如果是爵士，就得飘忽不定，如果是古典音乐，那可就复杂了——交响乐要气势如虹，小提琴就必须婉转缠绵，钢琴要诗情画意，四重奏得表现出四个男人的形象，每当她从一长溜儿的ＣＤ中随便抽出一盘，我的心便“噔”地提到嗓子眼儿，像小品之类的东西对付起来没问题，但交响乐确实叫我捏一把汗，不提模拟一个乐队一百多人轮番跟她做爱的难度，单是那一小时左右的演奏时间也叫我无法应付——所以，一天她兴冲冲告诉我把一套瓦格纳的四部舞台节目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买来，并如数家珍般解释给我听，那是一套迪卡公司出的十六张套装唱片，索尔蒂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头两张是两小时的“莱茵的黄金”，我虽面如死灰，但还勉强支撑，但听她说到“飞行女武神”并把四张唱片往我面前一丢时，我不仅倍感力不从心，而且立刻魂飞魄散，瓦格纳的内力强劲，尽人皆知，你就是同时播出一百张重金属唱片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更何况，作品中所弥漫的思想实在是单凭性交无从接近的，于是我白眼一翻，差点用瓦格纳似的唱段喊出——今天晚上乐队休息，停止演出！
张蕾死后，我搬回家，守在自己那个被色情遗忘的角落里，半年中没跟一个姑娘上过床。那些ＣＤ由于带着太多的性交记忆，被我扔到阳台上的一个大皮箱里。
23
后来，后来——后来——没有后来，一个后来也没有，全都是胡说八道！
没有后来，所有的后来全是胡说八道！
我喜欢用胡说八道来骗自己，骗自己说，现在的生活是虚幻的，我记忆里有另一种生活，
另一种我想要的生活，我浪漫时就想要浪漫的生活，我浪荡时也会有浪荡的生活，我想怎样便能怎样。我读了一段文字，就会想象，在想象中把那段文字变成另一个关于我的现实，我的故事，我通过想象来写下一段段与我毫无关系的事件，我写的绘声绘色，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就像《爱情故事》，就像琼瑶小说，就像《茶花女》，就像《蝴蝶梦》，就像一切酸不可言、引人入胜而又催人泪下的谎言一样，就像我的工作一样，就像我写的剧本一样。
我问自己，那是什么？那些都是什么？那些摆在图书馆里、摆在书店里、摆在书架上、摆在中学生枕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而那些东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谁会告诉我们真相呢？
真相是，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全是胡说八道，全都不着边际，全都与现实背道而驰。
真相是，我们不喜欢现实，现实如果被写成文字，装订成册，包上封面，打上标价，将会一钱不值。
现实一钱不值，现实无可救药，现实是无话可说却又非说不可，现实是贝克特，是荒谬，是笑料，是省略号，是空白。
没有人喜欢空白，空白是那种必须被涂抹、被填充、被掩盖的东西。
在面对现实的态度上，我想，只有对真相永远的追问才是真诚的。
而我的十七岁的真相在哪里呢？我从这里，从我三十岁所坐的这张椅子上，从我的电脑边，透过我吐出的香烟烟雾，我拿起十七岁所贩卖的望远镜，举到眼前，一直向十七岁的我望去，我看到我的身影徘徊在音乐厅的大门前，我看到自己读的关于哈佛生和钢琴家的故事，我看到自己曾经有过的幻想，我把那个幻想用望远镜拉近，再拉近，我看到我年轻时的愿望，到现在还不曾消失的愿望，那个愿望与我一起守在电脑边，在漫漫长夜中与我窃窃私语，诉说着关于人世间的无聊、寂寞与无助，时而编织出神话，时而坠入沮丧、冷漠与绝望之中。
24
我只喜欢几种特定的姑娘，这些姑娘的一切，在我心中早已想象多次，并已基本固定成形，总之，我与姑娘的关系永远围绕着那些大俗套兜圈子，我看上她，我从人群中挑她出来，与她相识，使她对我感兴趣，然后得到她，然后与她分手，如此而已。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我要做的，不过是一次接一次的重复而已。在这件事中，可笑之处在于，每次重复，我都竭尽全力，并且，乐此不疲。
这么干有何乐趣？没有乐趣。
有何困难？困难在于很多姑娘对我不感兴趣。
如何克服？
很简单，离开她们，去找那些对我感兴趣的。
为什么？
因为除此以外，我简直无事可做。
25
在医院，我终于拿到检查结果，一切平安无事。
一切平安无事，生命竟是如此坚强，我是如此健康，就连性病也都与我无缘。
一切平安无事，真没劲。
26
两天以后，我见到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