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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那四位鲁道夫等在他们的阁楼里瞎闹像往常那样在一起胡说八道：他们有吃的，全部也就只是一些面包和一盘鲱鱼，但是他们假装是在举行一个盛大午餐，像是有十道菜，酒杯没完没了，还有那鱼刀。总而言之，他们在胡闹。应当说，他们有点儿内心忧郁，有点儿不走运的青年那种悲伤，不过实质上他们是在胡闹，高兴地胡闹。当到了某个时候，门开了，穆塞塔出现，她总是那样光彩照人，但是她那一次完全不想那样。她说，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咪咪，咪咪不舒服，她是在街上找到咪咪的。咪咪是从小子爵那里逃出来的，她说咪咪快要死了，她说她想让咪咪同他在一起。他，就是鲁道夫。荒谬的是她说了实话。咪咪就在那里，真的很不舒服，都站不住了。她进来对鲁道夫说出一件非常小又非常大的事情你要我在这里跟你一起吗？
并非鲁道夫有多少选择。但是他所说的无论如何纯粹是真话我要你跟我永远在一起。
在那个时刻，这个〃永远〃具有非常短的整个气氛。但是当你说〃永远〃的时候，无论如何你说出了一件大事。而他说出来了，那是真话。他让她躺在床上。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她，连一杯葡萄酒、一杯咖啡都没有。真是丢人的事情。穆塞塔摘下自己的耳环，把它放在马尔切洛的手里，叫他去买点东西并叫一个医生来。咪咪不断呻吟，说她感到浑身都冷，也许她还有点说糊话了。那个时候她说，她喜欢有什么东西来至少暖暖手，至少能暖暖手。穆塞塔想，那讨厌的皮手筒，咪咪都要死了，也没有一套皮手筒来暖和暖和。不能，不能。于是她出去买皮手筒去了。如果咪咪想要它，她就要把它送给咪咪。哲学家科林内看到那一切，心都碎了，他作的研究足以明白：可以死，但不能在贫穷中死去，那不行。他除了他的大衣之外，什么也没有。他决定去卖大衣。他是那种有点幽默的人，从来不会放弃开玩笑的人。他告别其大衣，仿佛向其知心朋友说永别了。那是母亲的一幕。在任何其他时刻，这都是让人笑出眼泪来的事儿。然而在那种时刻，可以明白，谁也不想笑。死亡是吓人的，不说别的，它使你不可能笑，或者只是微笑也会使你痛苦，你毫无脱逃之路，就是严重得那么倒霉。但愿你还能忍受，如果在那个时刻，她在你面前，你还有想微笑的一点点可能。然而却丝毫没有。胆小鬼。音乐家绍纳尔德也跟在科林内后面走了。在小阁楼里只剩下了那两位，鲁道夫和咪咪单独两人。生活不时地以一种几何图形准确地运动，像演戏一样。最后的二重唱，像歌剧里那样，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终于要说那些事，任何人在那种荒唐的情况下都会说的那些事。很难想像他们会感到那是最后一次，真正的最后一次：他们说的最后的话，永远最后的话。也许他们有点知道，但他们不能真的相信，这是不可能相信的，谁也不能想到死，就是在要死的时候也不能想到死。任何人都不能。他们想着生活。咪咪想说许多事情，但最终她只说了一件事，其他一切均在其中鲁道夫，你是我的生命，我的整个生命。这样说似乎很俗，但是如果你想想，对她来说，事情确实就是那样的：如果她经历了值得记忆的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她同那位没有钱也没有未来的诗人共同经历的事。其余一切都是不值得记忆的贫困。就像我们大家都会做的那样，他们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是怎样开始的。那是一个典型，是一种惯例。再一次讲述那次她找不到钥匙，于是在地上找钥匙。你在口袋里有那钥匙，但是你不说，于是你用眼睛的余光观察她，你发现亲吻她该会是多么美好。你完全知道事情如何进展，她也已经知道。然而你又重新开始讲述它，这是永远不败的一种技巧：那个过去使你感到有幸福和激动的某些气味，使你有力量发泄任何悲痛。至于力量，那两人需要祭品。他们找到了这种祭品，那就是讲述那个夜晚，圣诞前夜，正好是在那个房间里的第一个吻。大概是由于其笨拙，鲁道夫的那句要命的话给她留下了印记：多么冰冷的小手，等等。他高声地反复说，似乎是在说出天堂的地址。简直令人不能相信。
当她又开始不舒服时，鲁道夫这次真的吓坏了。其他人回来了，每个人都拿着点什么东西，要让那个死亡不那么死亡的东西。穆塞塔拿着咪咪要的皮手筒来了。她想给咪咪送上那件最后的礼物，她做到了。咪咪已经病危到如此程度，以至已不很明白是谁给她拿来的皮手筒，但是她拿到了皮手筒并把它套进了双手，于是她入睡了，仿佛期待那不足挂齿的东西来使自己终于可以梦想某些漂亮的东西。穆塞塔注视着她并想着伟大的上帝，年轻人真的死了，穆塞塔心里想的是：如果有人该要死的话，那就是我，而不是她，她是一个天使，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个魔鬼。她发誓下一次将会是她死，死于肺结核：就像真正的上帝信守诺言。大家都在那个房间里，靠近天堂，远离人们和世界几个世纪。科林内、绍纳尔德、马尔切洛、穆塞塔、鲁道夫，大家都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结尾。亮牌。吹牛结束。咪咪静悄悄地走了，没有动作，什么也没有。
最后的女明星东京（一）
坐在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剧场的第二十一排，这个剧场是许多混凝土和一点儿木头造出来的。在舞台上一位夫人正在兴头上，唱着那些不可能的音符。我环视周围：在半明半暗中，只有日本人，数百名日本人。一个空位子都没有，全是日本人。这么说似乎是一个噩梦，昨天夜里做的。或者是BladeRunner。然而都是真的。只要你同佛罗伦萨歌剧院的二百名音乐家一起坐上一架喷气式客机就行了，跟着他们一直到东京的一个剧院里，他们在那里带去一点我们的文化和一段我们的历史。这是通常只有在报纸上才有的一件事情，包括安莎社的一条夸大其词的消息也称之为胜利的访问演出，半个小时的鼓掌，意大利万岁。你永远不会知道真实的情况。我想要说，总是有点那种旅游宣传材料的臭味，而只要你有点时间到那里去，看看日本人如何根本不懂我们的音乐剧，而又怎么可能提前一年花大钱买票，以便能在一个夜晚听一位夫人用他们不懂的一种语言发疯，演唱不是他们的音乐，做他们从来不会做的动作，名字也是他们连发音都不会的：《兰梅莫的露齐娅》。有点怀疑。而当你翻开另一页时你想：我想去一次，看看那里究竟情况如何。我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做了。我坐上了喷气式客机，飞过半个世界的上空。打上了领带，票子丢了，又找到了票子，找到了我的座位，第二十一排。露齐娅像上帝一样发疯地唱，以戴维娅的惊人的声音攀登着五线谱，周围，在那半明半暗之中只有日本人。准确数字是两千三百人。他们不是一场噩梦，而是一个谜。相比可能想像的情况不是那么没意思。当我们在西伯利亚上空下面一望无际一万一千米高处颠簸的时候，我问祖宾·梅塔，请他给我解释一下这个谜。祖宾·梅塔指挥佛罗伦萨歌剧院乐团和其他许多乐团。他有两三个祖国，他已经把他的这两三个祖国看得足够了，因而可以作为健康的实用主义者。他说：很简单，日本人在他们该有他们的音乐传统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大黑洞。什么都没有。他们要以某种方式来填补它。于是，在下面就用音乐剧。简单。也是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当你有机会在电视上看到有关那个黑洞的简短资料的时候：一位穿着和服的老先生用假嗓子没完没了地唱着那无力的小曲，其简单的伴奏是两位音乐家吃力地用一种小刨子那样的东西，拨弄那忧郁的班卓琴一类的琴弦。实际上，威尔第是另一回事。不过，例如《重归苏莲托》也是个黑洞，那是一种美好的黑洞。于是你可以对你的回答感到心安理得，如果不是后来，反正你已经在那里，你到了大街上，你可能上了地铁。你在一个叫做石布亚的车站下来，当你出来时，突然你面前是东京。几分钟就足以使你明白，事情应当是复杂得多。
石布亚是一个青年人的城区，在一个没有老年人的城市里，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在这里你三十岁就是最老的人。这个城区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那里行人之多使你要排长队过马路。出于无奈，他们在十字路口的对角线上也弄上了白色斑马线。当一个图腾红灯停住了那些汽车的时候，让人通行，柏油马路看不见了，只有那些人。你注意地看看那些人，你在他们所穿的衣服里找到了西方人所发明的那一切的完整标志：大木鞋子和大象腿裤子，球饰和朋克皮革，英国团体式的服装，带有马尔迪尼名字的米兰足球队运动衣，布拉加鞋，迈克·乔丹的耐克鞋，布拉格迷彩服，女裙服和网袜，多德格小帽，两用衫，嬉皮士式淡色小针织衣，约翰·列侬式眼镜，贝纳通西服背心，盖普牌长毛绒休闲服，阿玛尼上衣，托尼亚奇式背心。应有尽有。我没有看见昂贵的老牌爱斯基摩，不过要说一下，这里热得要死。再过一个月也会有那个。不是时髦，不是青年时尚，什么也不是。是一切。有许多欢快的回头客，每个人都有他所喜欢的世界。他们没有个够，他们挤满了商业中心，在那里从洗发水到四季服装，又是应有尽有。而那些回头客还真买。当他们饿了的时候，可以随意地在半个世界的各种饭菜中选择，你只要看一下周围就行了。从汉堡包到烤鸭，又是应有尽有。在那之后，这些回头客就坐在电子游戏机前面消化，在那里他们逐渐地变成了手持大刀的武士，棒球的投球手，复活的F1赛车手艾顿·塞纳，手持机关枪的刽子手，一个足球队的十一名队员。如果他们还想做点什么，那么他们就去找杰克汉斯博士，在那里他们给你穿上一套太空服，把你发射到塞普顿星球上。如果他们有一点时间，他们可以穿过城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