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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何曾作伪
《红楼梦》“脂本系统”一词的含义，被红学界普遍接受的不是用来说明各种脂本之间的抄承、演变的源流关系的，因为这种关系相当错综复杂，研究者们完全可以也必然会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它作为在底本文字上早于程高刊本、未经程高改动过（当然，被以前的整理者、抄手也作过一些有意无意的改动，但远不及程高改动之大）的前期各种抄本的总称，却是公认的。后期的各种坊本则是据程高刊本文字或再加批印行的，即所谓“程本系统”。时间上的前与后，也是没有疑问的。
现在欧阳健要把红学史的时间顺序颠倒一下，把前期的本子说成是后期的，全盘否定脂本系统的存在，说脂本是篡改程本而成的，不顾事实地把足以否定他奇谈怪论的多得不胜枚举的证据都加以曲解或说成是伪造的，还连累那些对保存脂本很有贡献的收藏者、鉴定者、发现者，只要他们的存在不利于自己立论，一概毫不容情，几乎都被他说成是制造假古董、假文物的骗子。在欧阳健笔下，脂本作伪者是一支庞大的队伍。
“脂本系统”本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一书中列出的、不算程甲本在内，就有十一种，它们彼此间都有联系，共同之点大于差异，而且总体来看，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又比它们与程甲本的差异要小得多。最晚的甲辰本（仍早于程甲本好几年）较其他诸本接近于程甲本，诸本大体上的先后，有迹可寻。真正对《红楼梦》版本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其中不可能有哪一种是能够单独伪造得出来的。
但是欧阳健偏说能伪造。他首先集中攻击底本最早，提供我们研究资料最丰富，因而也最有价值的三脂本：甲戌、己卯、庚辰本。说什么“为了迎合胡适考证的需要，在民国以后制造甲戌、己卯、庚辰三脂本”，还发挥想像力说：“甲戌、己卯、庚辰所谓‘三脂本’，是在各不相谋的条件下炮制出来的。”这怎么可能呢？听听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是怎么说甲戌本来历的：“去年（1927）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按：后来胡适另文说明‘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文章接着交代此本残存的回数、“首页首行有撕去的一角，当是最早藏书人的图章”；介绍书中今存的五六条题跋和十余枚图章，从题跋上知道“刘铨福得此本在同治癸亥（1863）”；然后又仔细地说明“此书每半页十二行，每行十八字。楷书。纸已黄脆了，已经了一次装衬。第十三回首页缺去小半角，衬纸与原书接缝处，印有‘刘铨福子重印’图章，可见装衬是在刘氏得此书之时，已在六十年前了”。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刘铨福得到此书和怕它再破损而加以装衬是在胡适得书的六十年前，即同治二年“癸亥”。（按：我以为更确切的说法还应加“以前”二字，因为刘得书之时是否便即加题跋还难说。）怎么在欧阳健笔下忽然变成“民国以后制造”的呢？是不是以为胡适在蒙骗人，或者胡适被书贾、被制造假货的人给蒙骗了？
怎么认为都可以，但总得说出个道理来。你说“此本来历，胡适始终未作具体交代”（《脂批年代辨析》），胡适“并未对抄本的来历以及纸张墨色、字体行款、题署讳字等紧要关目进行鉴定”（《脂本辨证》）。胡适对此书来历不止说过一次，有时间、地点甚至登广告一起办新月书店的人，还要他怎么个“具体交代”？是不是非要找出那位已找不到了的卖书人的姓名地址，问个一清二楚才算“具体交代”？我想即使找到也未必真能弄清，最后还得凭鉴定得出结论。胡适说“纸已黄脆了，已经了一次装衬”，有“朱评”，有“墨笔眉批”，难道说的不是“纸张墨色”？“每半页十二行，每行十八字。楷书。”难道说的不是“字体行款”？书名、题跋都一再说了而且对照了笔迹，作了无可辩驳的鉴定，怎么说他没有对“题署”等“进行鉴定”呢？写文章总得据事实、讲道理，对读者掩盖真相总不大好吧。
当然，欧阳健自有其苦衷：胡适的鉴定，尤其是对此书纸张和收藏者刘铨福笔迹的鉴定，欧阳健是非掩盖不可的，哪怕是掩耳盗铃，也只好硬说没有了。否则，他遍地开花的那些文章，立即就会变成海外奇谈。
“为了迎合胡适考证的需要”刚刚制造好的本子，怎么能“纸已黄脆了，已经了一次装衬”呢？实物今天还在，有幸的红学家都见到了，岂能说假话？刘铨福（字子重，号白云吟客）的题跋有四条之多，且是行草，盖的许多印章不说，这笔迹又谁有这么大的本领能伪造得出呢？胡适说：“我在台北得看见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刘子重短简墨迹两大册，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写的书札。一珊在民国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两大册（也是中央印制厂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页）收了刘铨福的短简一叶，是咸丰六年（1856）年底写的，也是辰州时期的书简。这些书简真迹的字都和他的《石头记》四条跋语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些完全无关情况下别人收藏的书札，总不是迎合谁的需要伪造的吧？其实，要证明刘铨福的字是真迹，也不必去台湾出版的画册中找，冯其庸先生告诉我，他那里就藏有好几幅刘铨福的字，甚至还有他父亲刘宽夫的真迹。字是真的，本子是假的，同治年间的跋语，为胡适需要而亲笔题写于民国十一年之后，天下有这样的怪事吗？
这种荒唐事还真有。欧阳健一面认定甲戌本是在胡适考证发表后的短短几年内炮制出来的假货，一面又再三引用他认为假货上署有同治年月的刘铨福跋语和孙小峰（桐生，绵痴道人）的署名眉批，不说明它为何又可当作真的史料，而据此推断刘、孙六十年前的动机行为，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让矛与盾同时取胜，把读者搞得稀里糊涂。
刘铨福化名脂砚斋？
他的论点是：“脂砚斋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存在，他是与很晚以后才出现的脂本相伴而来的。”他谈到台湾一篇文章中提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王雪澄日记粘笺上记有“脂砚堂朱批红楼原稿，其目如‘林黛玉寄养荣国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与现行者不同。闻此稿仅半部，大兴刘宽夫位坦得之京中打鼓担中；后半部重价购之，不可得矣”等语，便又发挥想象，制造出三代脂砚斋说：第一代是刘宽夫所得的“十有八九也是书贾的伪托”的“脂砚堂本”；第二代是其子刘铨福，“他在这个本子上做了手脚”，“他将‘脂砚堂’改为‘脂砚斋’”，“脂砚就是刘铨福自己”；第三代是“在1927年卖给胡适的时候，显然经过了一次重新抄写”的甲戌本。
我现在要来证明那条笺记所记的“脂砚”不是欧阳健所说的什么“最早记录”，脂砚斋也绝非由“脂砚堂”改成的刘铨福，确实感到丧气。这跟要我证明司马迁早在班固之前就已存在有什么两样？欧阳健没有读过裕瑞的《枣窗闲笔》吧？或者即便读过，在创作“作伪说”时也想不起来了吧？裕瑞是高鹗同时人，其前辈姻亲与曹雪芹还有点关系。他在那本书中说：“余曾于程、高二人未刻《红楼梦》板之前，见抄本一部，其措辞命意与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处、减处、直截处、委婉处，较刻本总当，亦不知其为删改至第几次之本。”“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裕瑞的话不可能每个字都有事实依据，比如“脂砚斋”前的“其叔”二字，就有可能只出于揣测或传闻，但他在程、高未刻板前就见到抄本上“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却是已被今存之“三脂本”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枣窗闲笔》成书于1814年至1820年，其时，那位所谓改“脂砚堂”为“脂砚斋”而作为自己代号的刘铨福还没有出生呢。这又该怎么说？欧阳健现在发现自己的奇谈原来有这么大的漏洞，他准备作怎样的辩解呢？我也能猜到几分，他大概会说，“刘铨福化名脂砚斋”，就是受到那个胡编乱造的裕瑞的启示呀！
我并不想故意挖苦欧阳健，他确实玩过这种手法，比如刘铨福在甲戌本一条跋语中说：“《红楼梦》纷纷效颦者，无一可取；唯《痴人说梦》一种及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一种尚可玩。”这本是十分正确的见解，因为事实上苕溪渔隐和二知道人的眼光确实大大高出于当时纷纷效颦的流俗辈。我随便引几句二知道人的话，看是否如此：“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酸辛泪也。”你还能举哪一位旧红学家说过如此精辟的话？再如：“大观园之结构，即雪芹胸中丘壑也：壮年吞之于胸，老去吐之于笔耳。”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