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些学员住在管庄西里的一个招待所，虽然那房间有些破旧，但在北京能有一个便宜的住处已经不容易了，我们称这里是“家”。这里住着的多是外地来京打工的人，走廊的那端还有两对夫妻。
山西的那个叫“梅凡”的女孩是学校的业务员，她的工作是在大街上发传单，每天早出晚归，有时还会哭着说想爸妈。安徽的纪冰常打趣地说：“‘梅凡’，‘没烦’啊，怎么这么多烦恼啊？！”我到那里没几天梅凡就走了，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李月姐大我四岁，有她在的时候，屋子里一定是烟雾缭绕，不知道她一天会抽多少烟。我不喜欢她喝酒，不想看到她喝醉时痛苦的样子，她满腹的心事却从不对人讲。
在刘霞姐那里，我学会了积极而且乐观地面对生活，和她在一起，整个人都会充满希望，有着浑身用不完的力气。她会对我讲高尔基、梵高、鲁迅等人的故事及作品。在工作之余刘霞姐还参加了函授。在她的身边我感受着真诚与热情，她的一言一行都告诉我，她是个稳重可信赖的人。整个冬天，她只穿着一件绿色的已经过时的大衣。
街上的清洁工挥动着扫把，随风卷起落叶。在异地、在深秋，绝对有理由放肆一个人的忧伤。孙校长推荐我们四个学员到一家寻呼台去面试，孙莉有些不情愿，校长有些不耐烦，一字一顿地说：“记着，在这个地方，学校是求发展，而你们是求生存！”。我虽不大理解他的话，但在心里却掠过一丝痛楚。“生存、发展”不时地在耳边响起。
我和小鞠顺利通过了面试，孙莉回来后趴在床上大哭了一场，我知道她伤心的原因不只是这些。在我开始工作以后不久，李月姐去了一家报社做打字员，孙莉搬走了。
我在北京的生活刚有点儿稳定下来，哥便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想看看在这儿能不能找点活儿干，在家种地赚不了多少钱啊。”来北京的这段日子让我清楚地了解，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是多么地困难！但我又不能直接对哥说出这样的话。强烈的自尊使我不愿对舍友说出实话，只是告诉她们，哥是来看 我的。
我请了两天假，陪哥找工作。我们买了好多求职报，打过多次电话，也不知走了多远的路。我们累了，在车来车往的大街上，没有可以停下来歇息的地方。饿了，我们只能吃碗面条填饱肚子。
第二天，哥在一家物业公司面试成功了，做销售。我真为他高兴，还叮嘱哥一定要努力，好好干。晚上回来却看到哥一身疲惫的样子，还有沮丧，“那儿的事不能做！”哥的话一出口，我的心紧绷了一下，“他们是搞传销的。”哥低着头，“后来我又到其他公司去过，结果都差不多。”
我从哥的脸上就可以看得出他的痛苦，沉默了许久，我说：“哥，你该学点手艺。”“妹，你知道，那是要交学费的！”
哥走了，他说到沈阳老叔那儿，在建筑队也许可以做些什么。他拖着沉重的行李远去的背影撕裂了我的心。回来后，我趴在床上痛哭流涕，那些求职报被我撕得粉碎……。在这样的城市中间，我和哥都是那么无助和无奈！而我却不能帮他！我的哭声震撼了我自己——总有一天，我会改变贫穷！不要哥再次失望和难过！我不能一直这样活着！
北方的冬天来得快而且冷，冬天的雪花飘洒着我对家乡的思念。
我和小鞠很快就适应了工作并且做得不错，第一个月我就被评为“优秀寻呼员”。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天未亮时起床，用20度的水泡方便面，然后去挤公交车，但工作的认可给了我生存的勇气和信心，我需要工作！
挤车是件头疼的事，在这样的都市，人的数量远远地超过了车的承载能力。冬天的早晨，踩着冰雪铺成的道路，等候在站牌下。车门开了，在许多冲过来的人群中我把小鞠推上了车，但那里再没有可容我的缝隙。车启动了，小鞠焦急地喊着：“王姐——”。那天早上还好我准时到了公司，小鞠的眼睛红红的，见了我就哭了，抱着我说：“车上有个老男人从身后摸我。我害怕……；以后我们一起走，好吗？”
城市太大，充满了诱惑，在北京时有金钱上的诱惑。那是一个老板，说是做心理咨询工作，而实际上是算命而已。他对我说：“寻呼台能赚多少钱啊？女孩子买化妆品都不够。还不如在我这里做打字员……”，还当着我的面给了他手下的一个男孩几百元钱。但是我根本就不会心动，我知道人做事要明辨 是非。
有一天下班回家，在那条小路的拐弯处突然出现了一个摆在地上的旧书摊，那卖书的人和其他小贩不同，他倒真像一个知识份子，戴着一幅眼镜，文质彬彬，30多岁的样子。我不由得停下来俯身去看，书的确很旧，但少有，而且每种书也只有一本，这跟其他的书摊也不同，更加吸引了我。我捧着一本《中硫砥柱，各有千秋》看了好久，忘了这是人家还要卖的书，当听到卖书的人用一种温和的声音说：“如果喜欢就送给你吧！”，我才意识自己在哪里，又是多么不好意思。抬头看时，他微笑着，真诚地重复一句：“送给你吧！”“我喜欢爱书的人，人活着若不读书岂不如同行尸走肉？”原来这些都是他自己珍藏的书，因为要搬新居了，不方便带走才拿来卖的。他又选了两本书放在我手里，说什么都不肯收我的钱。在我还没有能力买新书的时候，这多少满足了我对书的渴望。
快过年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很有节日的气氛。招待所整栋楼却突然安静起来，听得到走廊另一端房间关门的声音。房间里只剩我和小鞠、洋娥三个人。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我们用前些天准备好的饼干、面包还有好多零食来过节。外面小吃店早就关门了，我们买不到一点热的食物。管理员阿姨破例允许我们到她的房间里看电视。
第二年的春天，由于工作用嗓过度，扁桃体发炎，声带充血。我不得不辞职。
第一部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3）
四
工作的那段时间，想得最多的是我要攒钱，也许有一天我可以重返校园呢。这样的想法支撑着我，而这时，工作没了，还要留下来继续打工吗？我是多么想去复读，我希望父母能支持并原谅我，但愿在将来能让我来补偿自己的过失。于是，我回家了。是信念，是幻想，是不安？
东北的春天不像是春天，风沙像开玩笑一样地捉弄着祈盼绿色的人们。也在那个春天，我的幼稚在现实面前碰壁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家里似乎没有了我记忆中的温暖，父母也或许因为我才感到沉重。母亲建议我学理发，但这件事她好像想了好久才说出口，她的语气充满了无奈，讲话时眼睛不看我：“丫头啊，你得学点手艺，将来靠自个儿吃饭，别让人瞧 不起！”
想重新复习求学的路被堵死了，只好再次离家出走，另谋生路。
叔叔家在沈阳，家里人求他介绍我在一家理发店做学徒。当灰色的围墙在黑暗中渐渐地显露出来时，母亲送我上了车。我不敢回头看她，不敢对她招手，因为我知道，她一定流泪了。习惯了大街上拥挤的人流，但这喧闹的城市总让人感到不安，毕竟我不属于这里。幸运的是，在那家店里我认识了大我八岁的钱姐，她善解人意，像对待妹妹一样地呵护我。
两个多月以后，夏季悄悄的来临。老板介绍我去望花街的理发店打工，钱姐自己在皇姑区开了一家店。
我的老板是位漂亮的姐姐，看起来稳重大方，刚结婚几个月，平日我们都叫她“姐”。她的丈夫姓马，在单位上班，长得比较瘦，可人挺诚实。和我一起在那里打工的还有两个女孩儿，陈玉、于娜，她们和我同龄，相处起来也很容易。我们三个人睡在厨房上面的小阁楼里，在同一间浴室里洗澡，一起做饭，于娜是安徽人，做菜的时候免不了有些争执，但我们很 快乐。
我从来不怕烫发水会把我的手怎么样，也不怕被焗油膏染黑，也许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一遍又一遍地洗那些用过的毛巾，再晒到外面。
陈星的歌曾经在那时很流行，“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把活儿干，心里头淌着泪，脸上流着汗”。店里的音箱反复地播放着这首歌。
我的心在流泪，在淌血。我的求学梦越来越远了。
“哎，不错嘛！专门雇了一个洗头的？！”一位顾客和老板搭讪着。我在一边忙着手中的活儿，心头却像扎进了一根刺，骤然疼痛。
姐姐和其他的老板不同，她愿意教我，适当的时候会给我机会学习。一次给人理发的时候，我实在完不成，急得头上直流汗，姐姐走过来：“妹儿啊，帮我看看毛巾干了吗？”然后很自然接过我的剪刀。客人走后，她没有怪我，而是问我知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告诉我该注意什么。那些话让我觉得是那么的亲切，心里很是感激。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姐姐就怀孕了。我在那儿工作了几个月后，她的身体很难再支撑下去了，站久了脚会肿得厉害。如果没有了她，我们三个女孩子也没把握坚持下去，姐姐不得不出兑了她的店。合同还是我帮忙写的。
我走的那天，姐姐站在门口，眼睛湿湿的。马哥送我去的车站，还塞给我一点零钱。
第一部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4）
五
离开了那儿，我又要开始为生存而奔波。我再一次陷入了迷惘。而另一种想法在头脑中逐渐清晰，同时又令我惶恐。我不想再把时间花在简单的求生存上，不愿只是一味地给人洗头发，我决定自己开店，我要尝试，我想，这条路也是我打工生涯的转折。
有了母亲的支持和理解，我更加充满信心。可父亲呢，似乎从毕业以来，我们的意见就没有达到过一致。不知从何时起，我和父亲的隔阂越来越大，我们之间像是隔着一堵墙。
我用所有的积蓄在苏家屯的一个住宅小区兑了一个小店，开始了我新的一轮城市漂泊生活。
初秋的中午，几位老人在店前街边的柳树下悠闲地坐着聊天。我的小店仅以张贴在外的红纸就表明开业了，为了能让大家了解我，前几天优惠，还好，有人来捧场。我想我并没有让人失望，尽管有人怀疑地说：“那不是个小孩儿嘛！”手艺上的事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除此之外还要有热诚的态度。
房东姓白，是两位和善的老人，在生活上对我很照顾，他们喊我“小王”。奶奶晚饭后经常过来和我聊天，讲日本侵略中国时，妇女走在大街上要往脸上擦锅底灰，讲她嫁给爷爷之前从未见过他。我问奶奶最初能接受吗，她笑了，露出雪白的牙齿，那笑容让她的脸上多了几道皱纹，可又是那么幸福的 样子。
我的小店里除了理发该有的工具外，还有一张床，一个电饭煲。我变得不怕黑，不怕晚上一个人睡，也习惯了米饭和着咸菜度日，我过得辛苦但开心。
斜对面的单位有位打更的老大爷，头发虽已花白，可腰却始终是挺直的。他的房间里书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