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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移默化地沉积在百姓之间的礼俗制度，即所谓风俗化的儒教，是“面子”文化诞生的制度背景。这一点，正好是“尊严”演化成“面子”的逻辑条件。讲面子，就是礼教或礼俗制度的尊严观。尊严价值一旦进入礼教，或进入作为礼教遗迹的江湖，便是面子。而面子的价值，一旦走出礼教，进入现代话语，便是尊严。
礼教本自西周诞生以来，即具脸谱化和程式化特征。一部儒家经典《仪礼》似如一部剧本，许多章节就同戏词无二至。譬如《仪礼•；内则》规定，孝子清晨向双亲问安，台词、服饰、装束、饰佩、动作样样俱全，一概依照脚本，不得丝毫僭越。中国的尊严观不可避免染上面谱色彩，爱面子变成做戏。所以，反过来说，尊严一旦脸谱化，便成面子。
尊严价值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具有跨文化价值。不光中国人讲尊严，世界所有民族都讲尊严，凡人类必讲尊严，不过其具体形态依赖各民族的制度背景和文化观念。感性的、能实践的民族性尊严观，最终被整合成不同的模样，在中国人、玛雅人、印度人、西欧人……身上各有体现。同样讲尊严，讲得却不同。
中国人讲尊严，首先是面子。做人越传统，就越讲面子。
做秀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有尊严多半很有面子，这很好理解。
但是，并非尊严越多则面子越多，“有面子”不与“有尊严”呈正比。最有尊严，不一定最有面子；最有面子，不一定最有尊严。譬如，某文人不愿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当然不会飞黄腾达，于是在众人眼里没什么“面子”；但反过来，做人却很有尊严。因为不仰人鼻息，活得自由自在。有一则德国的故事说，歌德与贝多芬一同在花园散步，恰逢公爵路过，歌德立刻停下，伫立路边——脱帽弯腰、鞠躬；而贝多芬却不屑一顾，顾自继续谈笑风生，成鲜明对照。这个故事，若置于中国语境来诠释，便是：歌德有面子而无尊严，贝多芬面子小而尊严大。后来，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西方化、令中国人意外的结尾：当贝多芬旁若无人时，公爵居然退向路边伫立，向贝多芬脱帽致敬。这也许令中国读者不免吃惊，其实这是西方人借故宣扬人格独立的精神。《艾子》说：鬼，专欺负怕鬼的；同样的道理，奴隶主奴役甘愿做奴隶的。中国古代有不少贝多芬式的人物。譬如，道家宗师庄子，一世不愿为官，自甘清贫，浪迹江湖。在庄子眼里，自由就是逍遥，做官就是奴役。然而，社会主流与之不同，捐官买官晋爵，对下耀武扬威，自忖“很有面子”；对上却低三下四，人看“面子全无”。此时，讲尊严是一种奢望。此处是面子来尊严去，二者分离的。古代所谓“官痞”、“衙棍”，即有面子无尊严之人。
再说，百姓当中也有家境贫寒者，执意套取“份子”大张旗鼓地办喜事，学着富人讲排场。一番心机下，终于得以大操大办，面子固然有了，别人不定真看你高一筹。毕竟排场是别人给的，龙虾鲍鱼是大家凑钱买的，彩电冰箱是某人送的……不是你有本事。就算有面子，也是表面的，与自己的尊严无关。甚至是对尊严的揶揄。
面子这东西总是以一种假冒的“尊严”陶醉自己，自己跟自己做秀，明知道一切是假的，但是却很满足。这种“掩耳盗铃”的症状，经常导致面子与尊严决裂。死要面子，放弃尊严。那些极端爱面子者不免带“白日梦”症状，游离于精神分裂患者和常人之间。
观中国人日常生活，特别是那些高度江湖化的日常生活。譬如，应酬、做人情、走过场和逢场作戏，假面子多于真面子。即便真面子，通常也掺和些许水分，变作几分真几分假。中国人但凡说面子，无形之中都有水分。而不掺水分的人，是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实在人”、“老实人”。
《红楼梦》有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中国文化有特点，它不透明，就像伦敦雾。雾里行走，须有导盲系统，做人须有拨云见日的功夫。譬如面子这东西，假戏真做，飘如浮云，真假莫辨。读者不妨自忖每次面临“面子”的语境，是否能做到“世事洞明”，是否每说“面子”都体悟到自己和他人各有“里子”内藏。“面子”的复杂，就是一直与“里子”纠缠不清。
“里子”即利益，银子、欲望、权力、地位。面子在外，里子在内。面子可说得天花乱坠，而里子说不得，戳破就不好了。面子与里子相对存在，面子在嘴边，里子在心底。所谓拨云见日，就是拨开面子看里子，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当中包含双重诉求：面子最大化和里子最大化，又涉及双方的均衡。一旦涉及面子，潜意识要谨慎自省：这只是面子不是里子，千万别上当啊！于是，就有了逢场作戏，大家相互恭维，虚的面子到处送，实的里子到处抢。
“透过面子抓里子”，是中国人做人成熟的标志之一。
做中国人，不管其他方面多么成熟，如果这关过不去，肯定就不成熟，显得傻乎乎的，稚气未脱，听不懂别人逢场作戏的潜台词。不懂套话背后的双关语，不懂暗含的指令或威胁，不懂装疯卖傻，跟在别人后面傻笑。一晚上别人谈些什么，一字儿未听懂。面子上的逢场作戏，几乎相当于黑话，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明打暗帮忙，明捧暗贬，直至搅得天昏地暗。中国人若把面子当真，肯定遭人家嘲笑，昏头昏脑，幼稚可笑，被人骂作“白痴”、“十三点”、“木瓜”、“笨蛋”、缺心眼儿……与此截然相反，成熟的心智是跟着你们玩儿，俗语说：“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场面如何玩法，空话怎么分辨，背地里怎么回事，一清二楚。透过面子抓里子，正是混世江湖之道。
这就是面子的表面性、做秀性，它瞄准下面的“里子”，做大面子，为里子服务。
自我形象
在中国，“做面子”是树立自身形象的一种手段。譬如，青年人结婚时租借豪华轿车作排场，豪华轿车不属于自己，婚礼借来风光一下。它让结婚者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真实角色和地位，在梦乡中进入向往的境界。此时，结婚者努力以豪华形象示人，俨然处在向往的那种富有状态，因而“很有面子”。时下流行的豪华婚仪，但凡以“一辈子只一次”名义满足新人的虚荣心。在这种语境下，面子即个人形象，个人形象即面子，二者同义。新人类们所谓“展现个人形象”，是古人“有面子”说辞的现代版。在受过一些现代教育的年轻人看来，说“面子”既传统又老土。
另一种例子，初出茅庐的商人与新客户谈判，有些人会借一部豪华轿车赴约，希望新客户认为自己很有实力，以使谈判天平倾向自己。反之亦然，经同一文化熏陶的新客户也可能如法炮制，也借豪华轿车赴约。于是，二人演一出假凤虚凰“二人转”，直落得双方头次见面便云里雾里。江湖商人比普通人更狠之处，是他愿赌服输的性格，宁愿承受虚假交易的风险和竹篮打水的亏本，也要冒险争主动占先机，以求暴利。虚增个人形象，并非预谋诈骗。只有少数人真正从事诈骗，对多数好大喜功者来说，做面子只是一种默认的文化游戏，即“演戏”，也称逢场作戏。“演戏”是面子体制的派生物，当然也是礼教的派生物，它极力演出那种自己向往、以为别人也向往的样子，那种风度和气质，那种派头和实力，其逼真的程度，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不由得他人不信。至于对手，信不信则由己，这种逢场作戏的游戏，中国人习以为常。
两人演对手戏，如此假凤虚凰，巫山云雨中还能从事商业合作，便是对游戏参与者的智慧考验。所以，成熟的中国人一般显得很聪明，比外国人聪明，尤其比发达国家的老百姓聪明。令人惊奇的是，去欧洲旅行的友人一概认为欧洲人很笨，中国人比较聪明，当然限于普通人，不说哲学家和科学家。但是，所有的友人都不明白，笨欧洲何以比聪明中国富裕，人均GDP高20～30倍。聪明人折腾半天，比笨人贫穷，这在逻辑上不好理解。普通中国人之所以显得聪明，是因为社会文化和制度语境比欧洲复杂，要应付的压力多，其中之一便是面子语境。复杂语境孕育了一批小聪明，毫无意义穷讲究。越穷越讲究，规矩则越多。
不少男人随身揣两包烟，好烟请客，坏烟自用。形象固然“好”，但是消耗了面子制度的支付成本，使人不堪重负。“文革”期间，成年男子流行穿一种衬衣领子，只有领子没有衣袖，原因是省布料省钱。因为多数人很穷，喜爱干净衬衣的样子，买不起大量衬衣。自从发明了“衣领子”，就可以给人“天天换衬衣”的印象。
什么是自我形象？乔治•；米德互动论心理学认为，自己的主观评价和群体对自己的评价，经过互动交流被整合成一个感性意象，就是自己的形象。从根本上说，自我形象关注别人对他的评价，也关注自我评价，是两种评价互动融会的产物。在江湖文化中，面子的属性之一就是这样一种自我形象。江湖人的形象就是面子。
命根子
爱面子与不爱面子的差别，在于是否把面子当生活目的。对爱面子的人，面子就是生活最终目的，不容挫伤、侵犯，更不许剥夺。所谓：“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生命的价值就在一张脸。脸不能弄脏，谁弄脏我的脸，我跟谁拼命。背后反映的是世俗人生的价值观，主要是江湖世界和家族社会的价值观。当然，中国也有许多不太爱面子的人，他们遇上爱面子的人，若有事相求，则只好逢场作戏，曲意逢迎。假装自己也爱面子，迎合对方，捧对方，让对方欢心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说面子是生活目的，当然只限于爱面子的人，尤以江湖人为重。过去，家族主义者是爱面子的主角，不过当今，家族主义时代已然过去，面子文化的主要继承人是江湖。面子是江湖的生命价值，是混江湖的主要目标之一。让江湖人丢面子是一种禁忌，面子丢大了不亚于挖祖坟，他追到阴曹地府也跟你没完。
“命根子”的含义，相当于现代逻辑的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意思？逻辑上，目的和手段是一对相对概念，可以相互转化。一个目的，在另一条件下可能变成另一个手段。譬如，就业的目的是挣钱，而挣钱的目的是生活，生存是就业的最终目的，这组成一个目的手段链。以此可以类推，存在一长条逻辑链，直至一个目的，它的背后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即这个目的不需要其他理由来解释，它自身就是最终和唯一的理由，那么它就是最终目的。譬如生存就是终极目的，不需要解释，是人生的公理。类似说，爱面子就无法用任何原因解释，假如我们问爱面子的人：“你为什么爱面子？”多半回答不出。即便他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很难回答，爱面子就是爱面子呗，还问为什么？对他来说，背后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是面子，面子就是我，二位一体。
若理性解读，何以面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