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入欧”国策，全面效法西方，改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和宪法法治，以出口制造业和外贸经济立国，以军国主义做后盾保障经济，以法制管理国内移民问题，以人口与资源优化配置带来生产力进步，无形中消化曾经过剩的人口，从而避免了中国式江湖化的社会瓦解。
韩国也自称礼教发源国，儒教之教化不亚于中国，不能说所谓“吃人礼教”对韩国现代化毫无影响。但韩国现代化时间的起点比中国迟，现代化却走在中国前面，甚至人民生活依然保有深厚的儒教传统，这让礼仪之邦——中国人汗颜。在一些国际大都市的公共场合，一群韩国人和一群中国人相遇，言谈举止立刻见出国籍。中国人的坐站姿、礼貌敬语、行为自控、精神力都不及韩国人更像儒门之后。这个事实很值得中国人反省：儒家文化非全盘清算不可？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否在“救亡图存”压力下显得过敏和极端？古老儒教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很复杂，未必全属消极，也未必全属积极，也有与制度转型无涉的中性因素，切莫一棍子打死。被妖魔化的“吃人礼教”并非造成中国落后于日韩的主因，反观中日韩三国，唯中国的江湖文化氤氲大盛于日韩，已然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从世界文化看中国文学和电影，除了江湖武侠还有什么新意？
江湖与近代中国苦难休戚相关。近代中国危机的根源，到底应该归咎于儒教还是江湖？韩国现代化提供的答案至少说明，儒教即便有负面作用，也并非全盘抗拒现代化。儒教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尚需进一步考量。
但是，没有一种因素否定江湖与近代中国灾难无关。事实上，江湖文化也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其头脑僵化地继续反“封建”，不如态度端正地重新审视江湖。“封建”要反，江湖也要反。有人说，江湖是蜕变的儒教，怎么能说与儒教无关？
是的，江湖是儒教的儿子。然而，案犯是儿子，与老子既有关又无关。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大迁徙
溢出家族的游民，泼出去的水
江湖，就是一些特殊的人，连同他们附着的一种社会模式。这些人脱离儒教定耕定居制度，离开家乡在外漂流，聚众谋生。
从历史上说，江湖先驱崛起于明清时代。那时候，中华帝国的核心制度——儒教因内部产生的人地危机，制度模式渐渐失效，宗族村庄人满为患，人们为谋生而被迫背井离乡，脱离儒教秩序的社会控制，进入一个体制外的自由空间，过着失控的移民生活。这是一段相对漫长的渐变过程，1500年前后是一个明显拐点，标志是近代教门摹本——罗教的诞生。此时，西方法律制度尚未传入，针对移民潮流的现代制度一片空白。旧者垂垂老矣，新者付之阙如。假如中西之间自古频繁交流，结局谅为不同，完全有可能避免制度文化的断层。欧洲现代文明鼓励人口迁徙流动，善于利用迁徙的劳力配置优势，消化大量移民，面对移民迁徙不以为悲，反而当作一种经济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寻求所谓“帕累托优化”和“帕累托改进”，这是工商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基本差异。
从最基本的层面看，江湖和现代文化都是移民文化，用来管理移民生活的文化制度。江湖是后农业时代的移民文化，现代文明是工商时代的移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具有可比性。但是在明清时代的1500～1800年，中国人对欧洲近代制度闻所未闻，或自命清高，或瞧不上夷道，自认“天朝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所以，一旦中国大规模的移民局面来临，制度管理上猝不及防，故而主流制度退去，自发博弈而生的惯例取而代之，江湖规矩应时崛起，这既是一种小发明，也是一种被动的权宜之计。
仔细辨析，江湖并非一种人，而是相似的一个类群。除了脱离家族定居制度以外，其他方面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江湖一词享有多义性，从狭义到广义拥有三重含义：
第一，秘密社会。
最狭义的江湖，是早期的道佛异教秘密结社，可追溯至东汉末年“五斗米教”、“太平道”和南朝“大乘教”直至元代“白莲教”，但大规模的秘密社会群体的崛起，主要发生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这300年间，其代表如罗教、黄天教、闻香教、弘阳教、圆顿教、天地会、哥老会……也是今日武侠小说的主要选材对象，与今日江湖精神渊源较深。
第二，黑社会。
19世纪后半叶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战争诸战乱后，游民人数激增，超过天下半数，饥饿流民涌入秘密帮会，使帮会失去严格的组织控制，膨胀之下蜕变成打家劫舍的黑帮，其代表如江浙青帮和川中哥老会。今人一说起帮会，几乎意同黑社会，其实二者略有不同，产生这一观念与此一时期恶名有关，也仅限于此一语境。这是狭义江湖之外的第二层意思，即黑社会。
第三，私人关系网操纵的小型民间社会。
民国以后，传统制度訇然倒塌，现代政治施展不开，权力文化陷入一片真空，江湖帮会和私人关系组织乘虚而入，掌握本土社会的主导控制权。军阀主导政府，黑道垄断经济，江湖老大成为民众偶像，群起效尤，民众习俗日益江湖化，导致整个中国社会运作逐渐奉行江湖规范，国家逐渐江湖化，黑白道和关系社会成为主流模式。由此，江湖又增添第三重广义，即由帮会（早已公开化的秘密社会）和关系社会，及其人情习俗和江湖规矩控制的大众社会。更准确说法，是社会生活被江湖控制的某些侧面，不是公众的全部，不是现代意义的公共空间。
以下五种传统社会群体可称江湖：
（1）黑社会；
（2）官场、生意场、军阀圈；
（3）商业流动人口；
（4）关系圈；
（5）以关系圈为核心的公众社会。譬如，“闯荡江湖”、“重出江湖”、“再战江湖”。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江湖
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曾或多或少拥有一些江湖因素，诸如侠客、黑帮、邪教之类，某些群体也热衷黑手党“教父”，不能说江湖唯中国独有。应该说，秘密社会和私人关系属人类共性，只不过这些共性在不同时空和文化得到不同的培育和弘扬。纵览全球，仅中国江湖曾于民国在最高权力上颠覆过整个社会，而且至今还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普通公众，干预商业文化和政治运作。唯有在中国，或海外华人社会，方可出现全社会江湖化，江湖惯例压倒正式制度影响社会。这是中国江湖的显著特征，因此中国江湖可称人类江湖世界的巨无霸。
江湖创造了一些特殊组织结构和制度。择要言之，在组织上，江湖创造了一种网络结构——私人关系网，即关系社会。它既不同于现代团体，也不同于传统宗族组织。现代团体，或称法人团体基于社会角色设计（职务），在此基础上施以正式规则管理。家族或泛家族组织（如结拜兄弟团伙）基于“辈分”、“名分”，施以礼教规则管理，二者只与角色或名分相关，而与真实的个人无关。恰恰相反，江湖私人关系网，完全基于人际关系好坏，甚至取决于某一时空内的私交好坏，而与角色名分系统无关。
此外，江湖还创造了帮会组织模式，既在结构上与现代团体相似，又在等级和称谓系统上与家族宗族组织接近，帮内称“师父、师母、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是团体与家族两种结构模式的混合物。
江湖还创造了许多因地制宜、五花八门的习俗惯例，也就是非正式规则，即江湖规矩。规矩随不同帮会而不同，甚至随不同香堂（支部）而不同，五花八门，因地制宜，有些取自儒教宗法制度，有些取自道佛经典，有些取自传统主流社会小传统，譬如人情和面子。
近几百年来，不管中国社会上层机构如何变动，封建朝代如何更迭，江湖始终是凝聚民间社会——即所谓“下九流”的重要因素。通过阶层流动——下层人物跻身上层社会，慢慢对上层军事、政治和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官场和商海的“应酬”延绵不绝，茫茫一片一望无际，实质上就是江湖运作。灯红酒绿、大吃大喝、夜夜笙歌、桑拿洗脚，非关中国人好吃懒做，而出于江湖运作的实际需要。江湖需要应酬，就像团体需要开会，科层制需要公文旅行。虽然江湖惯例是近代以来中国腐败现象的主要技术机制，但不能否认它也是晚清以来儒教崩溃之后，维系这个国家不至瓦解的基本因子。五百年来，曾经安居乐业的定耕家族体系土崩瓦解，在新的局面下，移民需要一定之规来管理，江湖临时担当了影子制度的角色。
这里说的江湖，不限于大陆，还包括海外华人社会。散居各国的华人习性大体接近，而与居住国的国民相去甚远。共同的语言和后儒家文化遗迹是主要原因，其行为首要特征是江湖化，讲裙带关系，讲人情，重亲族，爱面子等等。
以下四条足以标识华人与外国人之不同：
（1）讲关系：关系就是由亲属、熟人结成的社会资源和信用纽带，“多个熟人多一条路”，熟人之间相互帮忙，共谋生存；
（2）讲人情：人情是华人运作人际关系的不成文法律，它是兼有感情和利益成分的虚拟性媒介物，功能类似货币；
（3）讲面子：面子是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的一种价值，是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和运作人际关系的工具。
（4）讲“混”：混这个字，不容易译成外文，是中国江湖文化语境的独有概念；在中国，其含义不言自明，大约可分为以下几层：①捞钱；②日子过得滋润；③有面子；④有地位；⑤人际关系好；⑥飞黄腾达。“混”是一种江湖的核心价值，一种人生观体系，是江湖世界的价值目标和终极关怀。它起源于作为江湖先驱的流浪人、漂泊者、游民和流氓。
以上四条，正好构成今日江湖主型——即关系社会的结构功能体系。
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
江湖性格成为一面面镜子，印证江湖文化沉淀之深厚，“武侠癖”是其中之一。中国人崇拜武侠闻名于世，不仅武侠书报畅销海内外，武侠背景的功夫电影更打入了世界电影之都好莱坞。要理解中国人何以偏爱武侠，人人都想做“老大”，一切还须从江湖说起。没有江湖化，便没有武侠崇拜。
有一种浅显的解释，说武侠是中国文化的英雄。此言差矣，武侠只是枭雄，不是英雄。英雄何指？譬如孙武、吴起、霍去病、卫青、岳飞、戚继光、文天祥、林则徐，他们是拿俸禄的。这很关键，拿俸禄说明身处合法正统体制内，维护正式规则，这是非江湖与江湖的界限，是第一个要点。枭雄是谁？是宋江、晁盖、韦小宝、岳不群、黄金荣、杜月笙、许大马棒、座山雕，他们没人发饷，没朝廷出粮，靠自己去打砸抢，去巧取豪夺。这也很重要，是第二个要点，是靠抢，靠制造社会不公，而不是靠劳动。实际上，文学传统早有默认分类，前者是英雄故事，后者是豪侠故事，自古各有流派，各有受众。英雄不打家劫舍，豪侠离不了打家劫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