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廉价工来代替，拒绝发给被开除工人的工资，并把要求结算工资的工人抓去监禁。消息传出，引起久受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的沪西12家日本纱厂工人极其愤怒，纷纷酝酿斗争。一些工人积极分子找到俱乐部，要求为工人撑腰。
李立三同蔡和森、邓中夏商量，认为发动一次全市日本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因势利导领导工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斗争。通知发出后，各厂来了几百人在安远路夜校开会。会议由李立三主持，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群众情绪高，有较好的工人组织，又值棉纱畅销，资本家急于多出产品，胜利是比较有把握的，决定不怕牺牲，全力领导好这次斗争。会上，又进一步研究了斗争的形式和策略，决定运用安源罢工“哀而动人”的经验。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能激发工人的义愤，又具有反帝性质，能争取到社会各界的同情。李立三报告以后，全体一致同意成立罢工委员会，李立三被选为负责人。会议决定：①劝告工人暂时忍耐几天，等领到半月工资再罢工；②公推6名代表与东洋老板交涉。谁知，东洋老板勾结巡捕房把代表抓起来，送会审公堂审讯，由日本领事陪审，以“煽动罢工”罪名，判处工人代表关押3个星期。经再次开会研究决定，由俱乐部出面，向东洋老板提出7项条件：①不准日本人打骂人；②增加工资两成；③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④同工同酬；⑤改良待遇；⑥罢工期间工资照发；⑦不得无故开除工人。这些条件，印成传单，分发各厂。
为了号召全市工人参加罢工，俱乐部还散发了大批通俗易懂、哀怜动人的传单。传单写道：“我们在日本人厂里做工，真是十分苦呀！每天要作12小时以上的生活，赚的工资却很少。一点不好，日本人就是拳打脚踢；一点小错，就要罚钱。日本资本家真把我们中国工人看做牛马奴隶一般，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不管我们工人的死活，不讲人道，毫无公理。”“日本人喝了我们的血，还要剥我们的皮，真是岂有此理！”“工友们齐心呀！一致罢工，坚持到底，反抗日本人的虐待，达到最后的胜利！”
在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与指挥下，2月9日，一场大罢工终于像火山爆发一样，从5厂东厂首先引发。这天下午4时，5厂各车间工人全部关车，冲出车间涌向厂门。厂门被资本家锁上了，并加强警卫，不许工人出厂。工人不顾阻拦，有的从厕所的窗口爬出来，内外呼应用一根大木头把厂门撞开冲了出去。随之，7、8、12厂的工人跟着行动，罢工工人近万人奔向苏州河边，由俱乐部派人接应，通过早已准备好的摆渡船，渡过苏州河，在潭子湾三德里前面集中。这里有几间空房，不属租界，又有一块空地，开会活动很方便。罢工委员会就在这里办公。工人集中后，李立三、邓中夏、杨之华、刘华等站在一个土高台上先后讲话。李立三在讲话中历数资本家欺压盘剥工人的行为，重申了7项条件，强调了罢工要遵守秩序，听从罢工委员会的指挥，团结奋斗，坚持到底。“立三同志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他提出的要求，完全符合群众利益，所以工人一致同意”。刘华宣布组织起内外棉纱厂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李立三代表罢工委员会给工人纠察队授了旗。一时间，“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打人”、“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齐心奋斗，坚持到底”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此起彼落。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第二天，5个厂的工人又集中在潭子湾开会，决定游行到沪西其他纱厂动员罢工。队伍从潭子湾出发，到恒丰路4区8署警察所前，同警察发生冲突，队伍被打乱并有人被捕。后集中起1000多人，到叉台角9厂、戈登路同兴纱厂、3厂、4厂、日华纱厂、丰田纱厂等动员罢工，这些厂的工人都纷纷响应，走出工厂参加到罢工游行队伍中来。到2月18日参加罢工的工厂发展到22家，工人达4万多人。
这样，上海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纺织工人大罢工，像烈火一样席卷了全市。中共中央通过报刊和传单对罢工斗争进行了广泛宣传，从而获得了社会的普遍同情。机器制造工人及其他行业的工人、学生团体、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纷纷发表支持日资纱厂工人大罢工的声明，成立了“东洋纱厂罢工后援会”，进行演讲募捐，援助罢工工人，浙江、江西等地的一些团体也发表声明给予支持。
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沪西纱厂工人大罢工，是上海工人在1925年响起的第一声春雷，也是五卅运动的前奏。
罢工开始后，工人纠察队到各交通要道口值班巡逻，劝阻一些被领班和工头逼迫去上班的工人不要上班，对一些工贼走狗发出警告。和对中国警察提出了“中国人不要帮助外国人压迫同胞”的口号，起到了团结工人队伍、争取社会同情、分化敌人的良好作用。
罢工坚持了10多天，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把“对马号”、“伏见号”兵舰紧急调来上海，妄图用炮舰压服；一面从日本请来了内外棉株式会社社长阿部彦太郎，策划了一场“谈判”阴谋。罢工委员会派出孙良惠率工人代表与日本小大班川村在戈登路30号日本俱乐部进行谈判。川村急于想让工人复工，态度嚣张，施加压力，说工人是闹事，并以“关厂”造成工人失业相威胁。谈判3小时没有结果。后来，日本资本家元木出面，要罢工代表到租界去谈判。最后，商定在舢板厂新桥北堍明月楼茶馆谈判。
谈判前，李立三与邓中夏制订出周密计划，作了成功与失败的两种估计，由邓中夏率工人代表参加，茶楼挤得满满的。在总商会斡旋下，劳资双方于2月26日签订了复工协议。规定：①今后如有虐待，准告厂主办理；②工人回厂照旧工作；③储蓄金满5年发还；④工资准两星期发一次；⑤警厅释放被捕工人。罢工委员会鉴于提出的主要条件已得到解决，取得了胜利，3月1日在潭子湾召开大会，放鞭炮庆贺胜利。
复工那天，日本领班一改平日蛮横凶暴的架势，一面放鞭炮迎接工人上工，一面赔着笑脸把工人迎进车间，向工人赔礼，下工时还放起了“天地响”送工人下班。
这次大罢工成为了五卅运动的预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运又一次很大的胜利。
二月罢工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工人们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因而更加相信工会，拥护工会，听工会的话。在这种形势下，李立三、邓中夏、刘华等研究决定，趁势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5）
3月12日，沪西工人俱乐部开会，李立三、项英、邓中夏、杨之华、刘华以及俱乐部积极分子和各纱厂工会负责人共20多人参加。会议由刘华主持，李立三讲话，提出了在罢工胜利后加强工会工作的任务和方法。到会代表交流了工会工作的情况，根据李立三的报告研究了在工人中登记、发展会员、健全工会组织的任务。到3月下旬，仅小沙渡、曹家渡和杨树浦3个地区，就发展2万多工人加入了工会。工会力量的壮大，为上海工运的进一步发展作了组织准备。
经过二月罢工，上海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至五卅运动前夕，由原来的8个小组发展到26个党支部。
据1925年上半年《上海地方同志名册》载：上海地方所属26个支部，党员297人，其中上海本埠的支部15个，党员220人；外埠支部11个，党员77人。
四、顾正红遇害成为导火索
二月罢工复工后，日本资本家并不甘心失败，伺机进行反扑，不但不履行双方议定的复工条件，反而在4月间借口棉纱销路不好，要开除工人。工会多次交涉都无结果。5月上旬，上海日本纺织厂同业会公开宣布不承认工会，并对罢工采取强硬态度。
面对此种情况，李立三与蔡和森、刘华等研究了对策，决定再一次进行罢工，并总结了上次罢工的经验教训，在策略上有所改变：不采取总罢工的形式，而是轮流罢工或怠工。先由5厂东西两厂和8厂、12厂罢工，7厂照常上工。因7厂是织布厂，纱厂罢工后，布厂的原料（棉纱）缺乏，开工不足，而工人的工资仍需照发。开始还发全工资，后改发半工资。到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借口无纱，把7厂厂门关闭，不准工人上工。7厂工人要求上工，聚集在厂门外的好几百名工人把厂门冲开，顾正红带头冲到办公室前，准备与日本资本家讲理，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副总大班元木、小大班川村等带着一批人冲出来，川村向顾正红开数枪，先后击中顾正红的腿部、腹部和头部，经抢送医院，于17日不治身亡。此时，工人们准备转到三德里去。在渡船上发现一名日本人冒充中国工人探听消息，工人们把他扭住。在围墙上岗亭的日本哨兵看见，就朝下面人群开枪，又打死2名工人，伤10余人，逮捕3人。
惨案发生后，刘华赶紧向中共上海地委作了汇报。当晚，中共上海地委正在开会，李立三报告了近期小沙渡工人罢工及日本人枪杀顾正红等情况，会议派李立三立即赴小沙渡进一步了解情况。李立三连夜赶到潭子湾，与刘华一起研究对策，当即以工会名义发表宣言，公布顾正红惨案发生经过，控诉日本人暴行；提出惩办凶手，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等8项要求。李立三写了《为日本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使文》，揭露和控诉了日本资本家屠杀中国工人的新罪行，并印成传单广泛散发。
5月16日，中共中央为援助纱厂罢工，发出了第32号通告，呼吁“各地同志对于此事，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19日又发出第33号通告：“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同日，李立三在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的宣传联席会议上发言提出：公祭顾正红，“作一大示威运动计划”。会议决议：确定了学生代表会、雪耻会、国民党上海执行会、店员联合会等方面的负责人以及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假文治大学召开新闻记者会；露天讲演与募捐同时进行；全国学联通告各地学生会募捐和抵制日货等。
惨案发生后，租界当局严密封锁舆论。“新闻报纸更因受捕房压迫，不敢揭载此项消息。学生会四发宣言，均拒而不登”。因此，李立三在22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地委会议上发言说：公祭顾正红大会可有万人参加，“现在还没有得到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之同情起来援助，现在的斗争，只是极明显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大活动，没有广泛的争取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同情与援助，是不对的。太过则反而引起政治上之压迫。”所以，这次会议“取消了原定的游行示威计划”。李立三的这个动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立三领导革命具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较高的策略水平。
游行示威因条件不具备暂时放弃，并不影响李立三要藉顾正红被害案倾力唤起工人群众的决心。24日，纱厂工会举行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