柑镌�6月19日致电日本外相币原所说：“不仅英、日两国，即其他各国亦感受非常之痛苦。”罢工使帝国主义者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英国海外部1926年6月30日写的该部在华工商经济情况报告中说：“五卅运动对英国工商者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少？那是无法估计的。”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7）
帝国主义者面对“三罢”斗争，继续采用屠杀政策，自五卅到6月10日止，又枪杀60余人，重伤70余人，轻伤不计其数。为此，罢工委员会不得不决定改变斗争策略，不再发动工人学生到租界演讲，同帝国主义者发生直接冲突，而努力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把五卅运动推向全国、全世界。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各大、中城市，以及穷乡僻壤的乡镇，都掀起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大小城镇600多座，有1700万中华儿女直接投入斗争，“开创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的新的一页”。
由于仅上海一地参加罢工的工人就达20多万，没有经济上的救助，要坚持罢工是非常困难的。李立三与总商会商量，登报或直接致电各大商埠、国外侨商和国际组织，呼吁劝募。通告发出后，先后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侨胞和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捐赠源源而至，据统计达到2375942。48元，给五卅运动以有力的支持。这些捐赠由上海总商会负责收集，再由各工会办事处分发给参加罢工的群众。救济费支出浩大，而总商会为了破坏罢工，又从中克扣渔利，经常拖延，不及时发放。“李立三不辞辛苦，多方奔走，经常要为此事到总商会直至到会长虞洽卿家去谈判，一直坚持到复工为止。”
七、面对复杂的斗争审时度势
正当“三罢”斗争日益高涨，全国各地反帝怒火炽烈燃烧之时，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从北京回到上海，就开始搞妥协活动。他在拜会交涉署时就表示“决向各商劝导早日开市”，并与外国商会联系，“设法改善局势”，又专门成立了“五卅委员会”与工商学联合会分庭抗礼。
6月11日“五卅委员会”开会，修改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交涉条件，删去了撤退海军陆战队、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4条要害条件。当晚7时，总商会突然召开联席会议，邀请工商学联合会的代表参加，讨论修改过的交涉条件。李立三当即发言：“事前未悉今日开会宗旨，不能代表本会……市民对外应一致主张，此刻另提条件，似不妥。望总商会暂照前提条件之主张，俟接到（工商学联合会）答复后，再行损益，则仍一致。”
会议开到深夜12时，“结果声色俱厉，不欢而散”。虞洽卿、方椒伯认为，他们提出的交涉条件，并非要工商学联合会通过，即擅自于13日上午9时送交涉署转交各国驻沪领事团，同时在报纸上公布全文。
13日中午，总工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总商会修改的交涉条件，决定“致函总商会警告”。
14日工商学联合会发表声明：“各报所载总商会另提13条，本会并未参加讨论”，以澄清当时社会上的谣传，误以为13条是经工商学联合会同意的。
16日、17日工商学联合会连续开会，讨论“发宣言反对总商会条件案”。17日，工商学联合会在闸北区召开市民大会，有200多团体3万多人参加，李立三在讲话中痛斥了总商会破坏爱国运动的丑恶行为。
19日，上海总工会率66个工会20余万罢工工人发表宣言：“无论外人如何强硬，政府如何妥协，总商会如何让步，我20余万罢工工人，誓当团结团体，坚持罢工。”
总商会迫于帝国主义者的强硬态度，于19日下午二时秘密开会，决定21日开市，退出三罢斗争。
20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各工会代表会议，讨论对付上海总商会开市的办法和态度，有6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多人参加。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李立三在会上提出开市的7项条件：总商会要负担罢工工人生活费；开市后仍与英、日实行经济绝交等。会议决定“无论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工界要坚持到底，决不上工。”
同日，又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有1万多工人学生参加的大会，作出3项决议：①开市不开工，但罢工工人的生活费须由总商会维持；②各商店将已办之英、日货聚集焚烧，以示坚决；③开市日期，至早须在25日（端午节）后。
在此情况下，总商会接受上述条件，决定组织国货提倡会，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由总商会负责筹款，援助工人继续罢工；25日起全埠各商店一律悬挂白旗，各店员均一律臂缠黑纱，以示哀痛；26日开市。至此，持续25天的上海总罢市方于27日宣告结束。
罢工斗争坚持到8月，已逾两月。参加罢工的20多万工人连同他们的妻儿老小约100万人陷入饥饿状态，这是个十分紧迫而又严重的问题，再坚持下去已有许多困难难以克服。同时，在中国人民反帝浪潮之下，各帝国主义之间也出现了许多矛盾，可以利用。因此，党抓住有利时机，转而为工人群众自身利益的局部解放而斗争。李立三、刘少奇等工运领导人，自8月份开始召开各行业和各种规模的工人代表会议，同工人讨论复工问题，劝说工人们在取得相当胜利的情况下，实行有条件的复工。
8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出《告工人士兵学生书》提出“要有组织的上工”。上海总工会同时发表《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9条。李立三等多次分别召开日商纱厂、工部局电气处、华商纱厂、英国工厂等工会代表会议，具体磋商各业工人的复工条件。向工会干部阐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分析当前的反帝斗争形势；指出必须复工的原因。
8月12日下午6时15分，日本总领事矢田与上海政府官方代表许三元背着总工会商定复工条约：此次风潮所由起之内外棉纱厂对于受伤者及毙命工人之亲属给予恤款一万元。该约条件如下：①日本纱厂厂主应承认工人之工会但此项工会须依照中国政府近日颁布之工会法组织；②罢工期内之工资概不支给，但因各工人勉强罢工或受工值上之损失，厂主方面酌量给款补助各工人，以示体恤；③各纱厂当照工人劳绩分别增加工人工资，并同时考察工人生活状况，俟与其他各商酌之后，当谋相当改善之法；④本条解决工资，用低价小洋付给之；⑤日本工人头目，以后在工厂不得携带武器；⑥各纱厂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并须注意为良好之待遇。本约成立以后，各纱厂有自行发电机者，将立即开工，其本厂无发电机者，则俟工部局接回电线后，方可开工。这一复工条约是总工会不能接受的。
接着，上海总工会召集日纱厂代表大会，李立三报告最近与日商纱厂交涉经过称：虽经我国官厅同日领事签订复工条件六项，但工友方面对此条件尚不满意，特提应商之点有三：①非俟政府将工会条约颁布后（工人组织正式工会后），决不上工；②罢工期中工资三分之一，须先交总商会或总工会发给工人，方能上工；③以后工资，增加十分之一，须由总商会担保才行。若此三条不能办到，则工人绝对不能复工。
22日，李立三在日商纱厂工会代表会上向大家做工作说：“只要资本家对我们的条件有相当的承认，即可以与之解决。”要知道“我们的痛苦，是不可能一次解决的。”经与日商纱厂资本家谈判，达成复工条件6条：“①工厂俟治安维持确定后，得承认遵照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②罢工期间的工资，不便发给，惟对于善良的工人，因长期失业，所受痛苦，各厂表示怜惜同情，当与以相当之帮助；③各厂工人之工资，除依照技术进步之程度，当然予以增加外，其余应斟酌工人生活情形，与中国纱厂协商；④工资以大洋计算，惟其零数照习惯以小洋交付，以后将零数滚入下期，一律照付大洋。赏金登记工折者，亦付大洋；⑤工厂日本人平时入厂，当然不带武器；⑥工厂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当留意优待工人。另有附议3条：⑴日厂赔偿工人伤亡费1万元；⑵日厂斥退元木等失职人员2人；⑶补助工人停工损失约10万元。
在工人们取得一系列具体的经济政治权利后，24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布告通告，日商纱厂于25日上工。8月25日日商纱厂1、2、3厂复工，晨6时工人到齐，该厂日本人在门口鼓掌，表示欢迎。该厂大班亲至厂外招呼，并购备鞭炮在门口燃放，鸣放汽笛欢迎工人进厂。下午5时半工人出厂时，仍燃放鞭炮，工人三呼口号而散。是日，该厂大班发给全体工友赏工1天。随后，其他各厂陆续复工。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8）
八、上海总工会被封与李立三第二次被“追悼”
风起云涌的五卅运动，充分显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觉醒的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巨大力量！对此受到极大震动的各国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与军阀、地痞流氓、工贼团体相勾结，采取利诱和威胁的双重手法来对付中国人民。他们一面表示有些问题可以协商，一面扬言要大规模出兵相威胁，指使军阀实施武力镇压，出动地痞流氓、工贼，大干流氓勾当。
五卅运动进入收缩阶段。
7月11日至14日，段琪瑞政府连续发出4道通令或密令，要各省必将群众运动纳入“正轨”，“免除游行示威”，以达“内遏乱源，外崇国信”之目的。
帝国主义者，则广招流氓，收买工贼，结成团体，贿以金钱，并与工团联合会联成一气，向总工会进攻。
先是一批工贼、流氓假借工会名义，拿人劫货制造事端，然后反诬总工会拿人、打人、截物、“私设法庭，严刑被审判者”，为军阀镇压工会造口实。造谣北京汇来20万元，但工会不救济工人，挑拨不明真相的工人起来反对工会。流氓龙襄三等胁迫李立三辞职，借口清查总工会账目，扰乱总工会。后又假上海37个工团名义，召集各工团，欲在总商会开会，从中破坏。
7月14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严正揭露工贼流氓的造谣诬蔑。同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电令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责令日商各厂罢工应速复工。邢即发出布告：取缔“越轨”行动，“越轨即属违法，违法即当究办”，“按照戒严法予以枪决。”并令总工会及所属各工会，将工会人员姓名、所在地一并呈报登记。23日即查封了工商学联合会、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洋务工会，并将工商学联合会3名职员捕去。
7月，北京政府农商部起草了《工会条例草案》，共25条，在报上公开发表。草案公布后，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强烈反对。7月15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出通电“评北京政府的工会条例草案”，指出“北京政府制订的‘工会条例’，为的是限制我们工人组织工会，压迫我们工人已成立的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