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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难看出，李立三这个思想是直接来源于共产国际一系列指示的结果。正是共产国际一再强调的反右倾斗争，严重地助长了立三“左”倾错误的发展，从而一步步地把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推向了“左”倾的轨道。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8）
之五、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是李立三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共产国际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先城市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经验加以模式化、绝对化，机械地要求中国共产党照样模仿，一再指令中国共产党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比如：
1928年2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写道：“党在领导各省的自发的农民游击运动的同时，必须看到这种运动只有在跟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的条件下，才能变为全民起义的胜利的起点。党在这方面也应当看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乡村和城市，在一系列邻近省份组织互相配合的普遍的起义，而且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起义。”
在中共召开的六大上，共产国际继续以城市中心论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大会对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缺乏深入的分析，更没有把这一“不平衡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因而对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以及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共产国际不懂得应该把党的工作重点从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因而错误地把农村斗争看做城市斗争的配合力量，把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看做城市武装起义的辅助手段，甚至认为“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阶段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
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对正在兴起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和农村游击战争的估计很悲观。他认为农村游击战争“只能分散存在，不能集中。如果集中，则会伤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是不会满意的”，“到这个时候，农民一定要起来反对红军”。因此，他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虽然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但还是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时，国际指责“不要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不要迷恋于“游击主义”。国际认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只是一个支流，是举行城市武装暴动的配合力量，念念不忘要红军离开革命根据地，进行城市暴动。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案》就指出：“必须反对对于零星分散，互不联系，从而必至失败的游击战争的迷恋（这种危险，在湖南、湖北以及其他地方都曾经发生过。）”
1929年10月26日国际给中共指示信中也说：苏维埃区域“以及南方的绵延不断的游击战争——这便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的雄伟高涨将顺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的最准确的最重大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1927年严重失败后的消沉状态。无产阶级的经济罢工斗争，正在发展着……这种斗争大有转变为政治战斗和游行示威的趋势”。
李立三就是根据共产国际不要“离工人阶级太远”，不要迷恋于“游击主义”的指示，把组织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等同起来。他认为，如果不在城市里搞工人武装暴动，那就等于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1930年3月，李立三在《红旗》第88期上发表的《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中说，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组织工人的争斗，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工人的武装队。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置他于最后的死命。”而“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斗争，主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斗争——武装暴动”。这是李立三坚持和照搬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既形象又典型的语言。
同年4月5日，李立三发表在《红旗》第90期上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也写道：“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是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他批评说：“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李立三特别强调“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胜利的条件，特别要加紧主要城市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创造武装暴动的胜利的基础，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最主要策略”。
所以，中共中央在1930年6月11日的决议中规定要“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关于向城市进攻的指示，是李立三提出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之六、李立三主张的革命转变，来源于共产国际“不断革命”的影响。
早在1927年中国还处于革命低潮时，中共中央于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参加指导。罗明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他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明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是有影响的。
会议接受了罗明那兹的“左”倾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无论在性质上还是速度上，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道路”，因而提出了一套“左”倾的理论和政策。
共产国际反复强调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完成”。国际六大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转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革命营垒，因而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
1930年4月，《红旗》发表了李立三所写的社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社论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柱石”。
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杂志（1930年第415期）发表文章指出，“或者是中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一道，消灭帝国主义，或者反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苏联和帝国主义同时存在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当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而世界革命处于暂时静寂的时候，否认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必然导致否认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国家。实质上，就是否认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帝国主义的朋友，无产阶级的叛徒才能这么做。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现在，我们正处于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爆发革命的前夕。如果在这一时期不提出夺取世界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而只向无产阶级提出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的问题，那么问题的这种提法，就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迅速高涨的时期到来了。在全世界孕育了直接革命的形势……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保证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1930年7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出：“然而中国革命和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这不仅是因为革命动力成分之不同，不仅是因为工人和农民已经不是同着资产阶级一块和更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且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在直接与资产阶级斗争中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任务”。所以，“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期限，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底条件所预料的，要大大缩短，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速度，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的条件所预料的，要迅速的多”。
李立三接过共产国际的这些观点，在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而且必然是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巩固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胜利”，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同时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战争”。
李立三认为，只要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了。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9）
之七、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还来源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实际支持。
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错误指导与支持，给李立三“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当晚，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讲道：“革命在两个高潮之间”。他画了一个M形，说“工作做得好，高潮就会到来”，给大家很大鼓舞。
1930年2月，斯大林在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提问时说：“不能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不能说‘在这条线之内是革命高潮，一过这条线就是直接革命形势的飞跃’。只有书呆子才会这样提问题。前者通常是‘不知不觉地转变为后者的。任务在于立即准备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战斗，不要等待所谓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刻到来’”。
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尔斯基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利用南京政府的没落”，“不允许自己成为游击运动的参谋部而不去干别的事情”，“农民运动只有在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积极行动下才能取得成功”。
1930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认为世界劳动运动高潮已经到来，米夫直接参与起草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并着重说明武汉、长沙、南昌都处在苏区的包围之中，推动中国党内“左” 倾冒险主义的发展。4月26日米夫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迎接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一文，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高潮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罢工工人的组织与觉悟都是很高的”，“同工人运动并列的就是日益高涨及扩大的农民游击斗争的浪潮”。他断言中国革命正在成熟，中国反动统治即将结束。
米夫于4月28日发表在苏联《真理报》的文章《走向中国革命的风暴》中批评中共：“党还未消灭其缺点，未消灭其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党未能解决它面前一切复杂的任务，但党很坚固的不断在组织上政治上向上发展，一天天增加它的战斗力，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坚决的决斗”。
马基亚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