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一齐向新娘新郎表示由衷的祝福，大家在一起品尝了自己做的中国风味的菜肴。婚礼既简朴而又充满着欢声笑语。从此，丽扎就把她的命运与李明连在了一起。
新婚燕尔之夜，丽扎异常地激动，在幸福的气氛中，她向新郎提出：“明，我还年轻，我想去上大学，不知……”她说到这里急忙停住话音。因为，话刚出口，她又理会到作为妻子，对丈夫是应该付出代价的。她亲眼看到李明对工作兢兢业业，整天忙到深夜都不能休息。除了出版社的工作，要主编《救国时报》，还是列宁党校的副教授，主讲经济理论方面的课程。她是应该多照顾和关心丈夫的。要是自己去上大学，不仅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丈夫，反而需要丈夫来关照自己。想到此，她深感太冒昧了，也太自私了，所以，一句话只说了半截。
出乎意料，使她惊讶的是，李明十分果断而明确地回答说：“你上大学是好事嘛，我举双手赞成。知识是工作的资本，没有知识，怎么能搞革命呢？”为了支持丽扎上大学，他们还商定暂不生小孩子。
婚后，丽扎与丈夫一直沉浸在小家庭的温馨之中。李明感激丽扎在他政治上失意、沦落异乡之际，给予她的爱抚和理解。他像大哥哥一样疼爱着丽扎。而丽扎则懂得自己是中国人的媳妇，丈夫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的祖国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家庭生活，必须服从于中国革命的大局。她全身心地做好家务，帮助他进一步提高俄文水平，以便让丈夫更能集中精力去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弥补以前工作中的过失。
半年后，丽扎考上了莫斯科外国语师范学院法语系。正巧，李明过去在法国生活过两年，法语水平是顶呱呱的，自然而然地充当起丽扎的家庭教师。同时，他又是丽扎的学生，在俄语方面虚心向她求教。
四、康生推波助澜加害李立三
1935年，李立三又与王明结下了新怨。
话还得从头谈起。
在反李立三斗争中，康生由于反戈一击有功，摇身一变又投入到王明的怀抱。由于他善于拍王明、米夫的马屁，在四中全会上，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四中全会之后，仅仅一年多时间就发表20多篇文章，宣传王明思想。但是，错误的决策，给中共带来严重后果，党中央在上海连个落脚地都没有。康生为找个安全地方，决定走王明的路，于1933年7月带着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一头扎进米夫、王明的腋下，紧跟王明的指挥棒转。不久便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康生到莫斯科后，对王明竭尽吹捧之能事，特别是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在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表现得更加露骨。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4）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国内无法派出代表去莫斯科出席会议，只有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出席。李立三也作为代表参加会议。
在大会开幕之后，中共代表团20多人在一起举行庆祝宴会。康生带头举杯，提议为王明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干杯，并向王明欢呼。宴会后，王明与康生沆瀣一气，策划了一个篡党阴谋，指使几个人发起倡议，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充作代表，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企图让这次非法的“临大”，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有两个人拿着草拟的“倡议书”去找李立三签名，让李立三也作为发起倡议人之一。李立三认为，尽管中共中央暂时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是中共中央及全党都是在国内，在莫斯科的少数党员，是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他严词拒绝在倡议书上签字，并向其他同志揭穿了这个阴谋。结果，这个倡议遭到多数人的共同反对，迫使王明假称自己不知道此事，还假惺惺地对发起人作了批评，使王明的阴谋未能得逞。这件事引起王明对李立三更加恨之入骨。
尽管王明想当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阴谋遭到了失败，但康生后来在向人作介绍时，仍然肉麻地称“王明同志是我们的总书记”。特别是在1936年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共成立15周年宴会上，康生连连举杯，衷心祝福“王明同志身体健康”！并带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1936年，斯大林借1934年发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身亡事件，掀起了一场“镇反肃托”运动。康生与王明商量，这是他们排除异己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立即在“柳克斯”招待所召开会议，宣布：“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把我们党内的奸细、叛徒、汉奸、坏人来一次彻底清理。”他们把他们所认识、所了解的、一道工作过的，或被他们利用过的特别是过去曾给他们提过意见的中共党员，一个一个地扣上“叛徒”、“特务”、“汉奸”或“反党嫌疑分子”的帽子。不少人就这样无端地被康生、王明送交苏联保安机关，关进监狱，流放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了。李立三当然也难逃这一劫。
1937年夏天，李立三在上班途中把一个“公文包”遗失在电车上，第二天就从车站工作人员手中找回来，里面并无重要文件。但是，此事终于被王明“抓”住了。他趁机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硬说李立三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抓住不放，多次召开会议给予严厉批判。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工作责任事故：外国文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在出版共产国际七大文献时，印刷厂排字工人在“七次大会”一词中，错将“大”字排为“犬”字。两字词意不同，写法上只差一点。校对员发现后向李立三作了汇报。李立三经过认真调查，确认是一个偶然错误。原因是当时有一个学徒工把铅字分格放进字盘时，错把“犬”字放入“大”字格里，排字工人没有发现，偶然弄错。所以只限于在生产会议上向这个工人提出批评而已。王明、康生得知后，更是抓住这个问题，不依不饶，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说是故意所为，定性为一起反革命事件，要追究李立三的政治责任。
康生知道王明对李立三有一箭之仇，为讨好王明，又对李立三下了毒手。对李立三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刁难。有同志见李立三的处境日益艰难，就劝他“你还不如回国去吧！落在这两个人的手里，还能有你的好！”李立三琢磨着也有道理，拿起笔来，再次给王明、康生写了一个要求回国的报告。康生拿着这个报告递给王明。
王明问：“你的意见怎么办？”
康生阴险地说：“他回国，这不是放虎归山？这几年，我们没给他好气受，他对我们肯定是耿耿于怀。这个人，不是无能之辈，万一他将来东山再起，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我的意见，不能让他回去。理由嘛，他对错误认识还不深刻，还没做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反正他的命运是在我们手里掌握着的。”
王明听了康生的意见，深思一阵表态说：“我也是这个意思，不但不让他走，还要让他检查，为什么要离开苏联？是不是逃避批评？”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调王明、康生等回国。两人对如何处理李立三的问题始终放心不下。李立三是前任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在莫斯科这几年，王明没有让李立三安静过，万一他回国，必将后患无穷。“不能让他回国”是他俩的共同意见。就在11月他们动身回国前夕，一方面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宣布李立三必须继续留在莫斯科（使李立三回国的多年夙愿完全落空了），同时，又通知苏联保安机关，“李立三是个托派，这是一个危险人物。”他们还向共产国际诬告李立三在上海时“贪污三万美元”。
从此，李立三的行动开始受到苏联内务部人员的监视。就在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两个月，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被逮捕入狱。
王明、康生复仇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苏联内务部强加在李立三头上“日本间谍”、“托洛茨基分子”、“恐怖集团首脑”一大串莫须有的罪名。罪名的全称是“以李立三为首的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的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反革命特务组织”，说李立三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任务是刺杀斯大林，执行推翻社会主义苏联的使命。
师哲在《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中写道：“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后被逮捕下狱的，幸而未被处决。1938年王稼祥和任弼时同志先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渐审查了幸存而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得以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对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1939年获释出狱。”
王明与康生的“加害”，使远在异国孤立无援的李立三，在苏联的监狱里吃尽了苦头，险遭被处决的厄运。
在苏联军事法庭1939年5月11日对李立三的审判结论中写道：
罪名：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特务恐怖在莫斯科的中国集团。
经审查确认：李立三于1930年作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内成立了托派反革命、反共产国际集团。名称：李立三路线。
集团目标：破坏中国革命主力军。
来苏联后，李立三与在莫斯科的中国托派分子：林德胜、李达克、特拉维金、克农斯以及其他人（所有这些人已被审判定罪），于1935年在莫斯科，在托派林德胜领导下，形成了托派、特务恐怖组织。李明（即李立三）加入了该集团。该集团直接受日本特务系统的领导。该团体进行了恐吓、杀害苏共、苏联国家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林德胜被捕后，李明成了该集团领导成员之一。
李立三在外国工人出版社校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审判资料译文时，有意识地歪曲原文本意，导致译文出现反革命性质。
该集团领导成员特拉维金、李达克、克农斯已揭发李明是该集团成员。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5）
1938年6月，李立三在监狱中受到严刑拷打，面对种种非人的折磨，李立三经深思熟虑，先是违心地签署不真实的供词，但紧接着随后他又写出无数申诉材料，对在受到拷打时的供词全部加以否认，对强加在他头上的所有诬陷的罪名一一加以驳斥。
针对说他是“托派”的罪名，李立三申述道：“立三路线的确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背而驰的，立三路线的一些思想和观点与托派的观点有所接近，但是，立三路线的政治立场与托洛茨基派的政治立场是不一致的。立三路线与托派不但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也没有政治上的联系。”
申诉材料写道：1925年和1928年他曾两次到过苏联。1926年在参加赤色国际工会会议后，共产国际原准备派他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共驻某个国家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