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劳动强度普遍很大，而且容易出工伤事故，而工资仅仅略高于学徒工，每天只有10多个法郎，去掉当时很低水平的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了。
李立三就被分配当了一名翻砂工，在熔铁炉旁工作。他每天面对滚烫的铁水要不停地搬动上百斤乃至几百斤重的铸件，且分早、中、夜三班轮流，睡眠颠倒，饮食无常。“工作一天汗流一斗”，一天下来，汗流浃背，疲劳不堪，浑身像散架一样，苦不堪言。
对于李立三来说，这种紧张的劳动，艰苦的生活，对于他的成长进步、乃至整个人生世界观的树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使得李立三不仅身体力行地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的艰苦劳动生活，也实实在在地清除了头脑中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时，在工厂带李立三干活的工人师傅，是法国共产党员。他对李立三的劳动态度和爽朗的性格很是赞赏，常向他讲述一些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情况，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李立三始终不忘这位工人师傅对他的教诲。后来，他在回忆中写道：“我是个翻砂工人，我的法国师傅是共产党员。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们要革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明确的，但是如何革命这是不大明确的。”
李立三一面紧张地劳动，一面始终记着他所主张的勤工俭学的最终使命：“促使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二者携手，杀一个七进七出……”在克鲁梭，当时有华工2000多人，李立三为了把华工团结起来，努力在华工中开展工作，开办夜校，并牵头办起了华工俱乐部，还创办了油印的《华工周报》，李立三身兼数职，既写又编，还亲自印刷。当他得知这些华工都和法国资本家订有包身合同，便带领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开展解除合同的斗争，许多华工因而获得人身自由。在共同的劳动和斗争中，李立三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此，“热心公务，喜欢出头露面的李立三，很快就成了在法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有声望的领袖。”
六、消除分歧走向联合
周恩来于1921年12月写的一篇通讯中指出：“本来是共患难的朋友，只因为一时意见不合，便各自分开了。各人都勇猛地求他们主张的实现：一方请愿得了维持费，一方走入工场，两方的生活都算暂时有了着落。但是何能算安定？至于求学的大目的，在这两条道上，更成了绝望的倾向。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
这是对以李立三为代表和以蔡和森为代表的两派学生从分歧走向联合的真实写照。
当时，蔡和森、蔡畅、李维汉、李富春等组织了“工学励进社”（后改名为“工学世界社”），没有参加“勤工俭学会”。
“二二八”运动结束后，李立三与赵世炎研究了同蔡和森以及他所领导的“工学世界社”同志们的团结问题。他们认为蔡和森等都是勤工俭学的优秀分子，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的，应当主动团结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因此，他们决定写信给蔡和森，表达他们的愿望。在征得对方同意后，赵世炎又专门去蒙达尼与蔡和森会谈了3天。双方共同认为争论已经过去，现在观点完全一致，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定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行动。
赵世炎回来传达后，李立三与“劳动学会”的其他成员都十分高兴。李立三与赵世炎商量，为了统一领导在法华工和勤工俭学生的工作，只有“劳动学会”是不够的，因而提出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的主张，并写信给蔡和森征求意见。蔡回信表示同意，但主张名字叫“少年共产党”。李立三、赵世炎再去信表示，名字不计较，只要有一个共产主义的核心组织，把华工与学生统一领导起来就好。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二八”运动教育了我们，迫切希望勤工俭学内部团结。我们请“劳动学会”派代表到蒙达尼出席“工学世界社”的会议，相互加强联系和了解。
1921年7月23日，李立三以“劳动学会”代表的身份，应邀去蒙达尼参加了“工学世界社”召开的会议，蔡和森在会上提议建立“少年共产党”，李立三以来宾身份在会上讲话表示同意。由于郭春涛等人坚决反对，发生争论。李立三不便参加“工学世界社”内部的争论。通过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劳动学会”和以蔡和森领导的“工学世界社”已经消除了分歧，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两派团结起来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陈公培等为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党的组织，都同在国内的陈独秀、毛泽东有过通信联系。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详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他写道：“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在1920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第二篇通信中明确指出：“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
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在回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921年1月21日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闻公主张社会主义……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府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
1921年8月1日，陈独秀给蔡和森回信，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板的自然进化说，那么，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
蔡和森接信后，曾和李立三等商量准备成立共产党，但由于他们忙于参加和领导“拒款斗争”和争回“里大”的斗争，而未能具体实施。
第一部分初露锋芒在法国（4）
七、拒款运动
1921年6月，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吴鼎昌赴法，秘密谈判中法借款3亿法郎（后增至5亿法郎）问题。这次所谓“借款”的真实企图是：一为维持经营不力、行将倒闭的法国中法实业银行（2亿法郎）；二为政府购买军火，进行罪恶的军阀战争（7500万法郎）；三是经手人回扣（2500万法郎）。更不能容忍的是该项借款，以中国的印花、烟酒等税和滇渝铁路的筑路权为抵押（50年）。
这一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借款内幕一经传出，顿时引起旅法华工、勤工俭学生以及各界华人的极大义愤。6月14日，王若飞、李立三、李慰农、张增益等23人当即组织起了“拒款委员会”开展斗争，发出“通告”，指出朱启钤、吴鼎昌“买欢军阀，献媚外人，国家存亡，在所不计”，号召“同胞一致进行，以挽狂澜。”他们组织人力，印刷传单，分发旅法各界华人，向国内各团体及海外各国华侨团体发出通告，呼吁共同斗争；通牒吴鼎昌，警告他：“如不自取消动议，则上天入地，必有与公相见者”；向法国朝野各界分发拒款通告1000余份，以争取支持。
赵世炎、李立三等于6月30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拒款大会。大会由赵世炎主持，宣布开会宗旨：①为磋商全体反对之办法；②预防将来借款之阴谋；③宣布对于法国之态度。会议揭露了中法秘密借款之阴谋，号召爱国华人联合法国人民，共同斗争，取消这一借款。大会赢得了法国舆论界正直人士的支持，不仅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对中法反动势力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迫使中法秘密借款谈判暂停。
不久，中法双方谈判又秘密恢复，驻法公使陈箓和吴鼎昌充当中方经办人，并于7月25日秘密草签借款协议（朱启钤因赴美未能签字）。旅法华人得知消息，先后于25日、29日两次发出通告：“此项借款确与中国存亡有关，应知借款成功之日，即国内战祸再起之时，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也。印花验契等税为最近国家财政上重要收入，且此项税更须增减，最与吾人痛痒休戚有关，一旦受人监理，举措不克自主，财政生机，于焉以尽……请全国国民与吾人取一致主张……务期造成舆论，克收实效为要。”
于是，“拒款委员会”于8月13日遂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事前通知陈箓出面澄清借款真相。但他不敢露面，指派公使馆秘书王曾思做代表。王在台上态度蛮横，拒不答复所提问题，“力言借款签字之说，实属毫无根据，公使馆始终未闻其事，且法报之登载亦未尝见。言时颇怒形于色，似怪同胞开会拒款为多事者，又时复以拳击案，表示其不满。听众本盛气而来，满腔义愤，正苦无处发泄，忽聆其言，睹其形，全场大怒，大呼打打，群起和之，一场武剧遂因之开始，到会者约数百人，目的物仅一，故王君不免于拳之交加……王君已血流满面矣。”
爱国学生及各界代表们的极大义愤让公使馆的那位王秘书几乎吓破了胆。会议迫使他代表陈箓在会议决议上签字，保证绝不在中法借款条约上签字。决议条文：“（一）陈公使王秘书及使馆全体各员，尊重留法中国全体国民公意，加入反对各种违反民意丧失国权之大借款，即向法外交部声明反对此项五万万佛朗（法郎）大借款，及中国将来各种大借款，并即时向法国各报要求更正签字于草约之借款。倘此次大借款及以后他种借款成立时，公使及全体职员立时辞职，以谢国人。（二）陈公使及王秘书全体馆员，正式承认中国无秘密借款之必要，准将一切在法借款事项，交由留法中国各界所组织之委员会审查，得其同意，方能照办。”此决议由沈秘书缮写两份，一份由王秘书当众签字，一份带交陈公使签字后，于一周内寄交委员会。从而中止了中法秘密借款。
由王若飞、李立三、赵世炎等人领导的，长达两个多月的拒款运动取得了完全胜利。
八、里昂中法大学的风起云涌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的李立三等人，参与发动和领导的最大一次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