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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打了，并且打胜了，格日的死亡，给这次会盟的蒙古各部敲响了警钟，正所谓兔死狐悲，人人自危，其他小的部落纷纷表示愿意支持我，而像敖汉部、喀尔喀部和喀喇沁部这样的大部落则把目光盯向了刚刚覆灭的奈曼部，为了争夺奈曼部的草场以及人口，蒙托和塞桑使尽了浑身的手段。
尤其是蒙托居然要将他仅仅14岁的小女儿嫁给我，当真的可笑，塞桑也不甘示弱，和我大打感情牌，搬出海兰珠来阻止蒙托的企图。联姻是古代寻求政治同盟最好也是最直接的办法，但是此时的我却已经不屑为之了，一方面是家中已经有四个妻子了，再讨老婆且不说能否力不从心，但是感情上也让我无法接受；另一方面，以我的实力也用不着再行这种伎俩。不过也不能便宜了蒙托，并且这是一个接纳蒙古王公贵族的好机会，于是我替阿巴亥答应了将蒙托之女许配给她最小的儿子多铎，算起来那个曾经在努尔哈赤灵前招呼并求我救他母亲的男孩已经也有14岁了吧，不知道他现在被皇太极软禁在哪里。
“先生，你真的决定将格日的奈曼部交给扎木勒么，这样一来他就成了草原上势力最大的部落了？”佟养性送过一杯热茶给我，随着春雨下个不停，空气中还有些寒冷，一杯热茶正好可以暖暖身子。
“老佟，算起来咱们在一起也有3年多了吧！”我没有回答佟养性的问题，而是突然提起这个话题，佟养性一顿，随后回答道：
“是啊先生，有三年了。”他也深有感触，这三年对于他来说可谓是波澜壮阔，经历了很多人一生都无法经历的事情。
“你说蒙古人、女真人、汉人还有朝鲜人有什么却别么？”我接着问道。
“这个，说不上来，说有区别吧，的确是有，可是真要让我说又说不出来。”佟养性不解的看着我，似乎在等待我的回答，已经四十多岁的他，此刻依旧龙精虎猛（按照历史记载，他这时已经死了，大概是伟哥的原因吧，他活的满健康的），经过多年的练历已经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了，可是有些问题他还是看不透，不光是他看不透，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懂。刚刚的我还在统领蒙古人将另外一些蒙古人送上死亡之路，也曾率领女真人将自己的同胞驱逐的狼狈不堪，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会没有自己的想法。
这可能就要涉及到谁是正统的观念了，当一个族群中的一部分占有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时，对于族群内的其他分子他们或许有一些优越感或者是支配感，总之他们认为自己所作的才是正确的，弱者必须服从于强者，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大草原上的法则，游牧民族尤其信奉这个。
这或许才是如此多的人愿意跟随我的原因，因为他们一旦和我结成同盟就体会到了这种优越感，在经济和政治上可以谋得诸多的好处。这个小集体从最初的蒙汉联军发展到现在的这个包括蒙、汉、女真、朝鲜的大集合，囊括了几乎整个东北亚地区。从地图上看我的势力范围随着漠南蒙古的归顺一下子到达了山海关，除了盛京沈阳及其周边外，涵盖了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已经长白山、大兴安岭整个辽阔的疆域。这是我从前几乎没有想到的，也不敢想的，然而随着攻克沈阳成为时间的问题后，这一切变为现实了。
是踌躇满志，还是诚惶诚恐，我说不好，尤其是治下涵盖了这么多的民族，让我有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深恐一不小心粉身碎骨。我知道各族都能被我拉拢收降那完全是他们出于自身的发展和利益，我就好比是一个火车头带动着他们，一旦有一天这个火车头带不动了，那么各节车厢很有可能出轨。如若真的那样，我所带给天下的，带给华夏民族的就绝对不是灾难那么简单的了。掌握了很多新技术，新知识的这些还不懂得如何控制的人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实在让人难以估计，这时我也体会了历代君王为何有兔死狗烹的想法了，是威胁，危机，潜藏的危机，所以他们才屠戮功臣，为的就是削弱各方势力，将这些危机化解到最小。显然历史证明他们是错的，那样只会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葬送，而直接导致帝国的衰落，或者是后继无人。
至于君主世系制度，那只会将天下变成家天下，成为某一姓氏的天下，在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条件下，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性小，人们自觉结成社会契约来调节人们关系的愿望小，显得比较自私，需要有一个超然的绝对公共权力来调节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国2000年的皇权专制制度就是先塑造一个超然的绝对公共权力（皇权），再由皇权通过严刑峻法来阻止人们之间的争斗。在这种制度下，通过给予皇帝整个社会所能给予最大的享乐、地位和权力来使皇权变得超然，比较公允，再通过对儒学的利用来使人们相信皇权是合理的，同时通过宣扬“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来减轻人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欲。中国这种极具特色的皇权专制制度在秦灭六国时得以确立，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得到巩固。随着南宋“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提出及其在元代的完善，在明初通过对其的利用使专制制度达到历史高峰，应该说它基本上能够满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调节人们社会关系的要求。
但是一切已经变了，那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当主流的社会生产方式从农村自然经济过渡到城市商品经济时，就会对这种皇权专制制度提出变革的要求，使中国跳出王朝更替的怪圈。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分工水平提高，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提高，人们就会产生订立社会契约来调节社会关系的愿望。当社会分工到达一定的程度，参加社会分工的各个博弈方为了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会自发地订立某种社会契约来保证社会分工得以有序进行。
一旦城市商品经济成为主流的社会生产方式，参加社会分工的社会成员就会有结成某种社会契约并主动遵守的愿望，为调节社会关系而塑造的一个超然的公共权力（皇权）变得可有可无，相反不受制约的皇权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反而会不断地侵犯工商利益，建立一种对皇权实行限制的制度或是可完全代替它的公共权力成为历史的必然。所以说，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必然使皇权专制制度不可避免的遭到挑战，是使中国走出王朝更替循环怪圈的不二法门。在朝鲜这一切已经在悄然的进行，甚至他已经影响到中国沿海的一些地方，朝鲜目下政治的开明，以及对工商业的鼓励极大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向着我希望的方向发展。
第五卷 惊涛骇浪 第三十八章 断壁残垣（下）
然而随着整个东北地区即将画入版图，这种趋势很有可能被打破，因为以游牧民族为主的蒙古族、女真族最注重的不是商品，而是土地、牛羊、人口，他们的加入必将带来两种生产关系深刻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才是我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所谓的民族问题，无非是掩盖不同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遮羞布，说到底是这是两种生产关系的大对决。一方是游牧民族所代表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形态；另一方是以一些汉人为代表的封建制向资本制度过渡的社会形态，历史上游牧民族大获全胜，封建制度得以继续延续，并且变得更完善、坚固，这使得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越来越难，社会转型所要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限制君权的努力越来越难从上层进行。
并且，游牧民族入关以后习惯以奴隶制的思维方式统治比它先进得多的汉族，这使得整个民族的奴性大大增加。这在满清一朝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明代东林党人宁可被廷杖至死也要犯颜直谏，而在满清却鲜有有骨气的大臣了。有满清一代，奴性深入中国人的骨髓，至今仍在阻碍着中华民族的进步。
怎么办，怎么办，我脑子里全是问号，难不成将这些少数民族全部杀死么，那不可能也不现实，但是同化他们又是如何的难啊，甚至我都有感觉自己变得越来越专制了，好像是在被他们同化。要是我的进步思想能像伟哥那样深入人心就好了，一想到伟哥我头脑里似乎抓到一丝灵光，但是随后又让它逃脱了，一时毫无办法。
佟养性如何晓得我此时内心深处翻江倒海，兀自在那里冥思苦想我提出的问题，并且不断的向我看来。似乎想在我这里找到答案。
“算了，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当下首要的任务是如何尽快攻克沈阳，暂时稳定整个关外。”我皱着眉头说道。
“是的，是的，先生说的对。等皇太极的十万大军回援那事情就不好说了，夜长梦多，我们还是早些行动吧。”
“好的，等雨一停，大军就开拔，让蒙古诸王公贵族也随行。”我回答道，说实在的到现在我对于这些刚刚和我结盟的盟友还有些信不过，若不带上他们，说不准什么时候被人家从背后抽冷子扎一刀都不知道。
这场春雨并没有让行军变得困难，事实上，经过一冬的土地已经十分干渴，它们如同海绵一样将水分全部吸收，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土壤的芳香，经过这场春雨仿佛一夜间整个草原都焕发了青春一样，彻底的变绿了。行军间隙的时候战马迫不及待的啃食着地上的嫩青，我也欣赏着大草原的美景，看着蜿蜒的队伍，自然而然的生出一份自豪感来。
随着队伍的行进不断的有蒙古士兵加入，我要求那些各部落的王公贵族，大的部落出兵1000，小的500，在到达沈阳外围的时候蒙古士兵已经增加到5000余人，这些都是弓马娴熟的蒙古勇士，不需要任何训练就可以投入战斗。
但是战争似乎停止了脚步，面对东北局势的骤然变化，代善采取了极其果断的措施—迁都。
女真人本身就是由各部落组成的，努尔哈赤以他自身的武力和威望夺得了这种部落联盟的指挥权，并且通过八旗制度巩固了自己的权柄，从前松散的部落联盟变得具有组织化和制度化。然而由于我的到来，历史被打乱，皇太极没有时间像历史上那样继续巩固自己的权位，建立他的大清国，因为宁安道，以及北京战役的失败，使得他的威望急落千丈。皇太极不得不依靠远征蒙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和扩大统治范围，占有更多的牲畜和人口，这给他带来了好处，但是也有弊端，那就是随着他西征的进程不断加快，距离自己的后方越来越远，以至于最后失去了自己的根本—辽东。这一点不光是他没有想到，就连我也是没有想到的，一切来得太快了，当多尔衮先后说服叶赫、辉发以及乌拉各部后（叶赫、辉发本就和建州女真有仇，是被努尔哈赤以高压手段降伏的，而乌拉部是阿巴亥的娘家就更不用说了），代善已经敏锐的认识到辽东的形势已经开始不受他的控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据城坚守，等待皇太极回兵来援。
然而当蒙古诸部的背叛以及沈阳城内蒙古军队的骚动开始后代善就清楚的意识到沈阳这座刚刚建立5年多的都城已经保不住了。蒙古军队很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