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上次中了同学的圈套，当着杜榕说出了不该说的话，加上石顺义等人继续开过火的玩笑，如今和杜榕相对而坐，羞愧心理很强，自己当时并不觉得，可正是从这时起，心底已产生了朦胧的初恋之情。
几天后的课间，同学们往教室外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七、八个人，本来我不想出去，和附近的同学刚说了两句话，一看杜榕也在场，又急匆匆向门口走去。
又一次，教室内只剩下五、六人，我利用课间分发作业本。本来杜榕和女同学说话着，看到我将要走到她身边，忙拍了一下女友，急急向门口走去。
接下来的一次，教室门口，杜榕向外走，我向里走，互相看到对方，各自都低下头去。
有一天在教室内，数学老师对大家讲：时间过得很快，同学们即将毕业，大多数同学就要升入初中。不过今后这段时间正是短跑冲刺的阶段，同学们要加把劲。从今天开始，不布置作业了，每天发一份测试试卷，主要是检查一下同学们的学习能力，看知识掌握得是否扎实。李志坚，王本宽，来发一下试卷。
我和王本宽离开座位，从老师手中各接过一半的试卷。
几天后的教室内，数学老师无声地点评。我和王本宽先分发已考过打分的试卷，我桌上的试卷都在90分以上，后分发新的试卷。
然后同学们静静地答题，老师巡回监场。
夏季，正是午休时间，我和几名留校的同学吃完自带的干粮就躺在了书桌或长凳上，杜榕来得晚，躺在了靠后四、五排的长凳上。这时我没睡着，从长凳上略低头能看到杜榕正面向我的脸颊，恰巧她也正在注视我，呈现出勇敢挚着之态，满含温柔敦厚之意。我象做了亏心事的，立即把目光移开来，表现出寻找东西的样子。
因为个别同学开起了我们两人的玩笑后，都尽量避开正常的交往，连正眼看一下对方也恐怕让别人抓着把柄。可是即将毕业了，那时能考上初中的达不到半数，既便两人都考上，分在一个班的可能性也很小。原来是同桌，互相帮助，无话不说，只因别人闲话，也就不再交往，可总有些不甘心，所以我想偷偷多看她一眼。有幸四目相对，可又怕杜榕对我的这种举动有反感，遂立即把视线移开。不过这次她和我对视的眼神，让我深深地烙在了脑海中。
在学校的蓝球场上，小学毕业前最后一次体育课，老师可能有意促进同学们的友好关系，让大家做起了捉迷藏游戏。这时同学们围成一圈，石顺义在圈中被蒙着双眼，朝向我这边走，竟猛得一下抓住了我。开始我后辙了一下，接着同学们鼓掌。石顺义一手解下蒙眼的手绢，说我输了。我只得朝前一步，让他给我把双眼蒙上，我们又到圈中间转了两圈，他靠近杜榕附近放开了手。我扬着手，左右摇晃。快走近了王本宽，犹犹豫豫地想抓，一位同学喊：是女生，是女生。这时石顺义对旁边的同学嘱咐两句，等到我来到杜榕面前。这位同学喊：就差一步了，王本宽，王本宽，抓住他，抓住他。
可是我猛地向前一抓，扯下手绢一看竟是杜榕，尴尬得很。杜榕只得向前一步，我转过身去给她蒙上双眼。
几天之后，音乐老师走到了讲台上：今天的音乐课，进行实唱考试，因为人数多，时间紧，两位同学一组，先男女生各一名，我叫到哪两位同学，哪两位到第一排课桌前面对着同学们唱。
老师叫到第三组，是我和杜榕。我们面向众同学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第三卷 奋起 第四十五章 同心不同桌（解禁）
考入初中后，我和杜榕没分在一个班里，基本上没有了来往，只是到了下学期，一次上体育课进行队列操训练时，她和我是前后排，相隔着只有一步远，但不管是“向前——走”还是“向后转——走”，互相总是看到对方的后半边身子。由于我们在小学毕业后再没有这么近距离接触过，这一时期的她可能对爱情方面已有了朦朦胧胧的认知，有着少女那特有的羞涩，一时间走了神儿。当老师喊“向后转——走”的口令时竟没有转身，差点和我碰个满怀，她这才知道自己错了，慌忙转过身去。
进入三月份，学校开五、一联欢晚会，要全校同学出歌舞节目，杜榕所在班的小学同学就推荐她和我上个男女声二重唱，音乐老师叫我俩去征求意见时，我当着老师的面才和她恢复了久违近一年的对话。
在此之前我是想见可她又不敢见，现在有了正当的理由，或利用两个班都是自习课，或利用下午放学后的空闲，就提前几分钟到她教室附近的空地上等候，她从室内急匆匆地走出来后，往往见到我就微笑着说：我的作业刚做完，不好意思，又让你等着我。
我也是刚来到这里，如果你到我们班外面等着，你会更着急。我说完，两人就一前一后地来到学校规定的操场或空旷的树荫下开始练唱。
上报的节目是一首歌曲，音乐老师让我们准备两首，经两人合计就练习：“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和我们小学毕业时合唱的那首。
练唱这差使是比较枯燥的，那时又没有录音机，只能凭自我感觉。第一次练唱时，我们还不好意思说对方哪个地方唱得不准确，只练得口干舌燥为止。第二次练，当唱完了“听妈妈讲哪过去的事情”我就对她说：你唱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要轻点快点，不然你就比我唱得慢了。
然后杜榕着重练了这一句，等到练另一首时，她对我说：你唱“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时，用力是很大，不过太生硬，让人听了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接着我就根据她的意见，接连着前后句多练几遍。
当然我和她并不是一直同时练唱，也根据音乐老师的预先指点她唱我听或我唱她听。往往她说我哪一句唱得不准确，我说她哪一句唱得不到位，最后只得等到老师抽查时让她评判。
临近五一节，我和杜榕来到音乐老师的教研室进行配唱，一方面我们要跟上老师脚踏风琴的伴奏，另一方面得接受老师的检验。由于我们平时练唱时不准确之处都互相指出过，经老师稍作指点，再练上两次，一般能得到纠正，为此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和鼓励，并审定了演唱“听妈妈讲哪过去的事情”这一首。
联欢晚会开始后，我和杜榕的二重唱按预定顺序上场，只见台下师生黑压压一片，心里紧张的很，可老师的伴奏按时奏响，我顾不得许多，就用鼓励的眼神和杜榕对望了一下，尽量想发挥出平时的水平，动情地唱了起来：月亮在白莲花般的去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乐曲刚落，掌声一片，特别本班的同学鼓掌更是起劲。
我和她回到后台，第一句话就说：太紧张了，老师给纠正过的又没唱准。
杜榕说，我比你还紧张，幸亏你认真发挥，声音大，以至带动着我唱完第一句后，也就不在乎那么多了。
第二天校长对参演节目的师生进行了讲评，这一情节我就记不太清楚了。
之后没有了排练歌曲这档子事，我和杜榕接触的机会仍然很少，只不过与以前有所不同，两人在半路上见面能热情地打个招呼。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杜榕的爸是县长，随着运动的深入，她半路上见到我，就早早低下头走过去，而我怕同学们的非议，也不敢主动和她打招呼。可是进入初三那年的冬天，由于我把脚冻伤了，而本家叔叔在学校烧大灶，有一天就寝前，我就拿上洗脚盆偷偷跑到厨房后面的大灶那里用热水去烫脚。正在烫洗的当口儿，一个造反头头伙同手下干将来到厨房打开水，并让我叔叔弄点食物充饥。两人在等候期间，造反头头说：有两次开批斗会，县委书记和县长都给漏网了，明天把声势搞大点，这两个走资派预先不安排人，你带几个人去直接把他们抓到会场，然后给戴上装了铁链子的大高帽，会后由你看管起来，不信就治不了他们。
那个手下干将唯唯喏喏地连声答应。
这时我躲在厨房后面，恐怕被他们发现了，一动也不敢动，等到对方走远后，我赶快收拾停当，偷偷摸摸地去了县府大院。
那时的县政府办公和宿舍区在一个大院内，门卫看守不严，我又是中学生，编上几句瞎话就混了进去。杜榕的家是平房，叫门容易，她听出我的的声音，就急忙开了门。她和母亲都在，我进入门里就说：不好了，我在学校的厨房后面偷偷听到了造反头头的话，说明天要把杜县长带到批斗会场，还要戴上铁帽子。如果再让造反兵揍两下可就惨了，让他躲躲吧。
杜榕转过身说：妈，李志坚是我小学的同桌，初一和我还唱过男女二重唱，就听他的吧。
杜妈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躲又躲到哪里去呢？现在谁敢相信，就是咱相信，人家藏起你爸来，也怕招惹是非呀！
杜榕回转身用求助的眼神望着我：你家在农村，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本来只是想报个信，这会儿看到她母女俩着急的样子，猛然想起姨母家离县城近百里，地处偏远，运动波及不到那里，就把这情况提供给她们。
杜榕首先说让她爸去那里躲一躲。杜妈思虑片刻，在女儿的催促之下，就进里屋把丈夫请了出来。
其实杜县长早已听清了我们的对话，同我打过招呼，就问我姨家所在的村子是哪个公社，交通是否方便，我一一作了回答。
然后杜县长就同意去那里避避风，可是在怎么去的问题上又犯了难。作为县长的他找辆汽车送一送是能办到的，可是怕走漏风声，一旦事情败露，不但自己保不住，还会牵连到我和姨母一家。我看到县长全家都愁眉不展，仗着自己年轻，又想起一句临难忘身，见危致命的成语，就说：学校烧大灶的是我本家叔叔，我找个借口把板车弄出来，拉着杜县长连夜赶到我姨家去。
杜县长首先笑了：小伙子，能行吗？
我看他似乎同意了，忙说：能行能行，一百里的路程，也好走，没问题。
杜妈走近一步：你们两人是不是太单，杜榕她哥哥睡在后排的屋里，让他也跟着吧。
我说：阿姨，你们家一下少了两个人，造反派们会查得更严，不用他去了，你给杜县长准备一下吧，我去去就来。
我说完，就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她家。
没用多长时间，我就把板车拉到了县府大门口。这时杜榕已等候在这里，她同我打完招呼，就急匆匆回家报信。不一会儿杜县长挟着床被褥，后面的杜妈和杜榕提着零星用品就来到了我的面前。这时都不敢出声，按预先商量好的，杜县长一坐上板车，我胳膊一抬，脚下用力，蹬蹬几步就远离了杜榕母女。
一路上，杜县长不断要求和我替换一下，我执意不从，只是到了下半夜为了解困，多让他讲讲他的革命经历。我如今记得清的，是说他参军后没去大部队，分配到了地方革命政权，一次摆弄枪支时，忘记子弹已上膛，竟跟战友开起玩笑，“看枪！”对方猛一回头，他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从对方耳边穿过。他惊惶失措，接着又是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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