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代表市政府的国土局和法院以及公安局（来维持秩序）来的人也不敢承担事情发生的后果，尽管东区法院已经下了强行拆除的判决书，但是这张盖着法院的大红印的判决书，在这十六户抱成一团的拆迁户面前等于是一堆废纸。这堆废纸现在就摆在何强的桌上。现在我们就在讨论如何让这堆废纸生效。
“我们只能用各个击破的政策，”何强瞥一眼这堆废纸，很来劲地讲着废话说，“现在我们要寻出突破口，找出为头的，只有摆平为首的，才能瓦解这十六户拆迁户。”
“问题是要找个人从中打听，谁是他们中为首的。”江哥不急不慢地说，“不要把他们想得太齐心，人都是‘大难来了各自飞’，叫化子烤火往胯下扒。人在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上，朋友都是假的。我在社会上玩了这么多年，我太清楚人的本性了。”
我觉得江哥后面这句话倒是说得他妈的真实。
江哥又说：“这十六户拆迁户，看上去绑成了一块，其实都是各人打着各人的算盘。”
何强领着我，一个一个的电话，把鸿泰公司的那几个曾经被这些事情搞得焦头烂额的人请到了惠康美食城的大圆桌上，挑起了饲养员的重担。何强让服务员将他们胸前的玻璃杯盛满啤酒，又让服务员拿来几包三五烟，一人胸前放一包。“你们当时拆迁这十六户时，”何强端起酒杯同他们一一碰了杯后说，“一般是哪个同你们交涉拆迁的事情？”
“一个姓王的，”他们中的一人说，“这个姓王的是在社会上玩的，好恶，开口就是一副要砍人的模样，手上总是攥着一把菜刀，蛮不讲理。”
“还有哪个在这件事情上叫得比较凶？”何强又问，边侧着耳朵听着。
“另外一个是姓李的，是个三十几岁的青年哥哥，长着两只狼眼睛，瞪着你时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同关在动物园的铁笼子里的狼似的，也是一个整天在街上‘飘’的家伙。”他们中的另一个说，“有次我和穿着法院制服的一个法官，还有一个穿着公安制服的公安干警一起走进姓李的家里，要把强行拆迁的判决书给他看，他走进厨房里把煤气瓶提了出来，要他老婆和女儿出去，说是要和我们同归于尽，法官脸都吓白了……”“还有谁？”何强继续说，昂着他那张牛屎样的脸。
“主要是这两个人，”他们中的一人说。
我们把姓王的和姓李的名字记在心上了，这两个人无疑是这十六户拆迁户的主心骨，要搬动这十六户人，就必须把这两根主心骨打断。我们开始着手调查这两个人的社会背景，研究他们的社会关系，看看这两个人的背后是不是有动不得的大人物。结果两人的社会关系都贫乏得让人没劲，居然没有一个是可以拿上台面说话的。姓李的倒是有个哥哥在一个什么单位当科长，但科长在长沙市可以用扫帚扫出几火车来！太普通了。
这一天，一脸蠢气但命很好的刘总自己开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公爵王来了，穿着花花公子衬衣，下面一条料子极好的裤子，手上拎着一个漂亮的金利来包迈下了车，脸上遍布着自命不凡的蠢笑（我非常讨厌这种自以为自己是人的笑容），完全是一副暴发户的派头。
“开会开会，”他兴致勃勃地嚷叫说，“把问题扯一扯，开会开会。”
我们当时正聚精会神地在公司前的几株法国梧桐树下打牌和骂娘，边领略东南风的轻抚。这是一个有风的像是要下雨却又一直没下雨的阴天，气温在三十四度左右，室内比室外热。“就在外面开会，”江哥笑笑说，“屋里热，外面好舒服的。”
刘总喜欢开会的时候显得正规，喜欢大家都规规矩矩地围着桌子发言，谈自己的建议。“到房里开会，”刘总说，“开会就要有开会的样子。”他说着就往办公室里走去。
江哥站起身，笑笑，对我们一招手，意思是没办法。我们自然就都一笑，往办公室里涌去。刘总已经很正经地坐在会议桌前了，脸上布满了狗屎样的庄重。我感觉做老板确实要摆出这副吃了狗屎的模样才行。刘总看了眼走进来的我，那种眼神是一种让我感觉不怎么舒服的眼神，好像我是一个没有地方吃饭，跑来寻食的狗似的。“刘总，”我叫了声。
刘总点了下他那颗自认为很重要的猪头（在我看来他其实是个猪脑壳），吐个口什么烟，目光抛到走在我身后的何强脸上，“事情应该有眉目了罢？”他说。
何强笑了下，“刚才我们就在商量怎样搞。”
“刚才你们在打牌！”刘总望着何强指出说，但脸上还是笑了下。
“江哥说他有个朋友拍了胸脯，”何强坐下时回答说，望着坐在一旁的江哥，“江哥你那个朋友说他可以搞定王馒头罢？”
王馒头就是十六户里那个姓王的拆迁户，他是十六户人的主心骨，说话海天海地。我们要拆断这根骨头。
“你那个朋友是这么说的？”刘总盯了眼江哥，“他跟王馒头是什么关系？”
“认得的关系，”江哥说，轻轻一笑，望着刘总，“长沙市只有这么大，在社会上飘的，又有点名气的人一般都面熟，扯起来又是朋友关系。”
“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刘总问，盯着江哥。“姓宋，小名叫黑皮。”
江哥说，“就住在离他们那里不远的地方，长期牢房里进牢房里出，三十几岁的人了，有一半时间在牢房里，十六岁就开始吃牢饭了。”
他们谈了很多，讨论如何入手，我听着就跟开黑会一样。我在这样的黑会上始终插不上嘴，一是不认识这方面的朋友，二是我不熟悉这些情况。这和我在单位上开会是两回事，在单位上开会，一般都是政治学习，学与我们毫不沾边的材料文件或省里的有关文件，领导坐正姿势大声宣读，而我们却在下面讲小话，根本就不用耳朵去听。在这里开会，味道就明显不同，大家都可以插嘴说话，只要你有什么歪主意，尽管这个歪主意不成熟也没关系。我没有讲话出点子的余地，我太陌生他们的这一套了。我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抽何强的三五烟，瞅着这个说两句，那个说两句，自己一副无语可说的懒样子。
“你怎不讲两句？”当刘总牛麻花样地钻进公爵王走后，何强小声责备我说。
我深深地叹口气，“我怎么讲？”我说，“根本就没有我插嘴的份，我没说的。”
“刘总看了你好几眼，”何强望着我说，“看见你仰着头看着天花板抽烟。”
“我看你们一个个都讲得很多的，所以我就不想说了。”我对他的责备不感冒道。他很想要我跟他争面子，说上几句精辟的话，表示他介绍我进来是多么正确。
我对自己留职停薪出来，进入他们这个圈子有点后悔。我在何强身上根本就看不到他过去的影子了。读大学的时候，他是我们班上唯一一个拉小提琴的，每天清晨太阳还在天那边，他就站在学校操坪上，歪着下巴夹着小提琴，一脸心事沉沉的模样拉着充满忧伤的《梁祝》，一副沉醉在旋律中的艺术家派头。我是背着二胡考取大学的，我考进大学的时候拉的就是阿炳的《二泉映月》，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拉的毕业曲子还是《二泉映月》，所幸的是得了5分。我本来以为自己会被分到什么音乐团体里当一名演奏家，可是这个时代是不需要二胡伴奏的，人们都竖起两只耳朵听香港或台湾的依靠电子琴和电吉它伴奏的流行歌曲去了。二胡和小提琴在这个社会上，已被打入了冷宫，成了没有人有兴致尖着耳朵去听的两种乐器。
“这个世界不需要小提琴了。”六年前我们大学毕业后，有一天晚上何强走进我家里，猴脸上——那时候他是张猴脸——布满了沮丧地说，“没有一个单位肯接受我，他妈的。当一问起我所学的专业是小提琴时，他们脸上就体现出了冷淡。我们学错了东西呢。”
我自然有同感。我大学一毕业就把二胡挂在墙上再也没取下来过。这个世界被流行音乐和流行歌曲的泡沫浇灌着，商店的音响里、街头的广播以及电视机里，都充斥着港台歌曲和大陆一些通俗歌手的歌声。二胡和小提琴都成了文物了，确实没有单位要我们这种专业人才。“学错了专业又有什么办法？”我安慰一脸失意的何强说，“上帝要跟我们开这样的玩笑，你有什么办法？只怪我们学的东西局限性太大了，他娘的。”
那时候何强脸上还有一种失意，觉得自己的小提琴拉得好却英雄没有用武之地。那时候他脸上还有失意的艺术家的气质，头发长长地披在肩上，脸上一种高傲，衣服邋里邋遢且不修边幅的样子。现在他的头发是那种标准的广式上峰头，一根金利来领带每天把他那张非常光洁的脸锁得一本正经，看上去完全是那种脸上飘扬着许多俗气的生意人，而不是用《梁祝》感染人，用《小夜曲》打动人的小提琴手了。只不过是五六年时间，人就可以完全换一副容貌，而且因为有一千二百元一个月就那么努力地干着，且毫无自尊地把自己视为长沙市的白领阶层，这让我深感他的智力严重下降了。何强已经把自己丢了，他只是那个喜爱公爵王、喜爱钓鱼、喜爱找姑娘、说话手舞足蹈且一脸的自命不凡，走路手脚乱划因而体现出一副螃蟹相的矮子刘总的打工崽。我虽然好几年没拉过二胡了，与音乐已经脱离了干系，但还不至于这么乐于做一个什么蠢人的打工崽而卖命干。
我心里真正向往的是做一个流浪艺术家，就像我非常景仰的阿炳一样，手上拎着一把二胡，漂泊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将自己的所学表演给愿意坐下来倾听的陌生人听。但这个愿望是没法实现的，因为我的理智是个孔武有力的男人，而我内心的向往——那种情感只是个娇小无能的女人，每当这个“女人”昂起她那张充满向往的脸时，理智这个绝对权威的“男人”总是能很好地把她的脸按下去。所以我只能是在家里或在街上空想，想象自己拎着二胡在中国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云游。一天，我正睡在床上想象自己现在在西藏流浪，穿得破破烂烂，手里拎着二胡，一脸饥饿地四处走着时，何强骑着摩托车飚来了。“你晓得过吧，”何强走进来说，见我一脸倦意且眼屎巴巴，衣着又十分地不整，“大白天躲在屋里睡觉。”
我盯着墙上的二胡，那二胡上已经沾满了厚厚的一层灰。
“在屋里做什么？”
“睡觉，人没点劲。外面是不是好热？我觉得外面有好大的太阳一样。”
“你不能够因为一个女人不爱你了，就沉沦下去。”他以为他很了解我说。我望着他，话说回来，他也确实了解我，他有时候还是相当聪明且善解人意的。
“你应该看透点，人首先应该是为自己活，这个世界是很残忍的，常常好的东西都会从你身边溜过去，变成了别人的东西。”他的眼睛瞪得大大地说，“但即使这样，自己还是要活得贵气点，要看得起自己。”他居然用“贵气”两个字来安慰我，他神经了。
我吸一口烟，不屑于他的话地一笑：“我真想做一个浪迹天涯的艺术家。”
“你睡着了还没醒，大白天讲宝话，这个时代还有谁谈艺术？”
“怎么就不能谈艺术？那谈什么？”
“现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