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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印度之前，我快速地查阅了一下旧报纸和旧文件。结果非常令人沮丧。《伦敦时报》只是讽刺性地提了几句：
消极抵抗是甘地先生的迷梦，他把它运用到一切问题上。近来，他企图通过绝食胁迫阿赫梅达巴的工厂主把工人的工资提高37％，并发誓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起纠纷最后以小孩玩家家的妥协方式解决了。甘地先生的诚意是公认的，但是和他在一起的某些人却想为难政府。TheLondonTimes，April8，1918
即使这样，它的内容也比印度报纸所说的要多。《孟买纪事》——孟买邦（那时包括古吉拉特和阿赫梅达巴）的唯一一家英文报纸——只是奇怪为什么MK甘地先生会在一件地方小事上大动干戈，这件事对他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TheBombayChronicle，February28，1918。这种态度可以被归为“前史”观点，在甘地进入印度和世界历史之后，容易发生事后的修改。但是，当时有的报道（并未预料人们会去研究它）也透露出全然不能被历史化的弦外之音。对于安伯拉尔为首的那一帮工厂主联合，来自阿赫梅达巴的同一位记者发给《记事》的报道说：
当它的工作结束、插手的任务也完成之时，也就散伙了，没有人会关心它是什么东西，关心它是怎么出现的。Ibid
在寻找其他文献时，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不久我发现，我所需要的鲜活证据，好像不是被火烧掉了就是被水冲走了，不是让孤独的蠹虫嚼了就是给繁忙的蚂蚁搬了，不是碰上了纵火犯就是遇到了渎职官，很难找到。阿赫梅达巴的英国行政长官曾下令毁掉新生活杂志财产托管会（NavajivanTrust）（甘地文献的继承者）的所有记录，而他自己的记录也于1946…1947年毁于大火。
我走访了阿赫梅达巴的工厂主协会。爬上一段斜坡，就来到由勒·科布西耶（LeCorbusier）建成的那座城堡，城堡用了大量的混凝土，具有现代印度后莫卧儿的宏伟风格，我发现大厅非常气派，既清凉又通风，但是办公室没有人。只看见和听见一些清洁工在闲聊。最后，在一扇打开的门里，我瞥见了相貌端正的老教授阿卡亚，他以前是梵文教师，现在是工厂主协会的新任秘书，像一尊古罗马参议员的雕像一样坐在写字台边。1918年？没有，没必要看了。这里没有一张“碎纸”是20年代中期以前的，即使是20年代以后的材料，在从阿赫梅达巴城中心搬到这栋靠河的大楼时，也丢失了大部分。
难以捉摸的事件（2）
在孟买，继承了大量古吉拉特邦档案的马哈拉斯特拉邦立图书馆，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的查阅请求。但是，德里的印度国家图书馆（它没有像马哈拉斯特拉当局那样，打算把那些材料用于他们的一个主要出版物）毫不迟疑地让我查看了一些在孟买禁止翻阅的资料。最后，我发现在内政部档案的索引中注有：“1918年，B部分，关于阿赫梅达巴工厂主和雇员的纠纷。”但是后面括号中写着“已毁”。
猜想那位行政长官或其他人一定会向伦敦的本部汇报此事，于是我便向伦敦的旧印度事务处图书馆查询，被告知1918年的档案要到1969年才解禁。我接到的通知上说：
政府、地方行政长官等等关于这次罢工所作的任何评论，很可能见于一系列官方记载，比如司法部和公众部的会议记录。因为法律规定官方档案必须封存50年，所以这一系列的档案还不可能向公众开放。能够查询的资料截止到1914年。
一位颇具影响的印度人慷慨地为我提供了帮助，他收到印度文件事务局的以下信息：
我查阅了司法、公众、国税和统计部门的档案注册簿和索引薄，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保存任何与1918年阿赫梅达巴的罢工事件及甘地的第一次绝食有关的文件。我还查阅了议会出版物和孟买地方报纸报道，也没有收获。图书馆欧洲手稿部的一位人员翻阅了蒙塔古（Montagu）和切姆斯福（Chelmsford）的文集，也没有任何结果。
最后，我发现最友好的朋友是前内务部犯罪情报处的英国特工们。在一些虽然标有“烧掉”字样、但是逃脱了被焚命运的文档里，特工们尽职尽责地报告了他们所侦察到的一切。这些人的侦察非常细致。坐在德里的国家档案馆里，我不禁漂亮地向某位秘密工作人员的记录致敬（使得坐在我旁边伏案阅读的读者感到奇怪），此人在1918年2月的情报里留下这样一段预言：
虽然我并不认为在加尔各答会议上爆发出来的穆罕默德式激情有什么要紧，但我恐怕甘地并非完全在对牛弹琴。甘地的讲话与狂热教徒的热切真诚和修行者的质朴无私结合了起来（甘地正是这样做的），比起这一管区任何别的煽动者，他的话更有可能被人听从。WeeklyReportsoftheDirector，CrimialIntelligence，forthemonthofFebruary1918，HomeDepartment，PoliticalProceedingsNationalArchives，NewDelhi
还有一则未被焚毁、日期为一个月后的每周例行报告说：“实际上，工厂主们害怕甘地，并希望粉碎他的权力。”
但是，在所有的公开文献或者1918年印度所有主要报纸的新闻栏目中，我都找不到任何涉及甘地第一次绝食情况的文字。于是，甘地的首次绝食和后来的绝食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历史空白。要知道圣雄后来绝食时，全世界都会屏住呼吸，印度人则窃窃私语，许多人在晚上不点蜡烛或油灯！
甘地后来作为政治行动的公开绝食的磅礴气势，在1918年是任何人也预料不到的——我相信只有他本人除外。事实上，当时他告诉摩诃德夫·德赛（MahadevDesai）德赛曾经长时间担任甘地的私人秘书，曾将甘地自传译为英文——译者注，这次绝食是“他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一课”，是他“迄今最为杰出的事功”。MahadevbbainiDiary，NarhariParikh，ed，Ahmedabad：Navajivan，1950，VolIV最后，在小心但又断然地翻阅若干破损的1918年3月的《孟买纪事》的纸页时，我发现在给编辑的信中有一封签有MK甘地名字的长信，标题直截了当地写着“甘地的观点”。这封信后来发表在印度政府逐年出版（现在仍然在继续）的甘地作品中，它最后能在新闻界公开应该归功于阿拉哈巴德出版的《领袖》（Leader）一书；参见TheCollectedWorkofMahatmaGandhi，Delhi：GoernmentofIndia，MinistryofInformationandBroadcasting，ThePublicationDivision，1958andfollowing，XIV，pp283…286。（以后引作CWMG。）信的开头说：
对于本人近来的绝食，我有必要向公众作出解释。一些朋友认为这件事有点可笑，另外一些人认为过于胆怯，还有人认为更糟。我认为，如果我做出别的举动，那将会对造物主不忠，对我坚持的事业不忠。参见CWMG，Delhi：GovernmentofIndia，MinistryofInformationandBroadcasting，ThePublicationDivision，1958andfollowing，XIV，pp283…286。
信的结尾写道：
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我的忠诚放在了铁砧之上，我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向人们宣布，我不能忍受他们违背自己曾经庄严发出的誓言。同时，在他们工资增加35％的要求得到落实或者完全落空之前，我将不接触任何食物。有如神助，集会至今未出现以前那种完全不负责任的现象。Ibid，p285
这么说，甘地本人曾经想使那次绝食能立即引起印度主要报纸的注意！可是，唉，它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怀着要研究这些问题和回来访问这次罢工事件的目击者的决心，我离开了印度。有两个原因使我的好奇心大增：
来阿赫梅达巴时，我已经清楚（因为我刚参加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裁军会议），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再也不能制造有关自己人种或别的人种的“特质”或者有关敌人是“劣种”的幻觉了。而这并非迫于人类发明和制造的武器能够毁灭全球，只能靠超级武器固有的绝对制约才能保持内外和平这一事实。甘地好像是唯一一位曾经设想并示范过一个全面的变通方式的人。
还有一个不太体面的原因，我承认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历史人物来写。有什么能比在“青年的路德”后再加上一个“中年的甘地”更为合适（就像我的学生说的那样）的呢？而且我还有证人：有一群当年追随或见过甘地的健在者，他们的生活好像与人们认为的不一样，除了工厂主和他的姐姐，还包括一些现在已经退休的或者还活跃在国家的工业界、联合内阁或议会的当事人。这些人我准备在接下来的印度之行中去一一拜访。第一部分调查如果说历史是通过行动者的行动、记录者的记录和评论者的评论将一系列的事件呈现给我们，那么一位临床心理医生要想解读一个历史事件，必须首先挑明事实真相。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他必须运用自己了解到的东西，即要看到由于行动者、记录者和评论者的动机而使事实带有一定的相对性。在开始想要进行这一研究时，我对自己一些经历的描述全然是印象式的。现在更学究一点说，一个心理史学家希望深入探究的是行动者行动、记录者记录和评论者评论时所处的生命阶段。他想了解这一阶段在所有这些个体的人生周期中所处的位置；想要把他们的人生周期和他们所处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
一般来说，只要资料允许，一位临床心理医生就要进行分析，事实上也是自我分析。这就是说，对于那些相关的无意识动机，只要可以推测，结果有用，就应尽可能多地推测出来。在涉及评论者自我分析的地方，他会完全对自己说实话，在工作范围内对同事或讨论者说实话，以及仅仅在可读性的限制下对读者说实话，我相信读者一定会为此而感激他。因此，本书开头就在必要的地方把我收集资料时的个人参与也描述了出来。现在，我希望我已经很充分地指出：心理史学家对课题的选择通常来自某些早期的理想或判断；在坚持事实确凿、方法无误的同时，承认他可能带有更深的偏见，这一点对他来说显得相当重要。
好啦，关于我就说这么多了。对评论者适用的，对那次事件的记录者也是适用的，不管他们是现在在我的要求下回忆那次事件，还是在过去已经记录了那次事件。然而，对于甘地来说，事件的记录者（自传作者）正是十几年前的行动者。
自传
甘地为什么会抛开或者忘记他本人曾向主要的6家印度报纸通报过那次事件、认为它既有新闻价值又突出代表着他即将拥有的领袖地位这一事实，而在自传中再来思考那次事件，对此的追问使得我们面临下列基本问题：自传是甘地在他生命的哪个时期写的？为什么在那时写？在甘地此前生活的背景下，自传产生了什么意义？自传是为哪个群体写的？这种交流对那个群体的历史产生了什么意义？资料的缺乏（正如我们看到的）并不能说明那次事件在历史上无关紧要，而是体现了那个历史时刻本身的特点，即圣雄突然崛起之前的平静。可是甘地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对待那次事件呢？如果说这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