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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权威性格的改变（2）
小孩子们在看戏的时候，常喜欢问爸妈，戏中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爸妈会不假思索地指出那是“好”人，这是“坏”人。这就是教育二元价值观的开始。二元价值观，培养孩子们对“好”人生起崇敬的情绪，对“坏”人激起仇视的情绪。如此盲目地培养孩子们的好恶情绪，会影响他们将来正确估量新事物新经验的能力。中国人把“良知”看成“好善恶恶之心”，教育上着意培养的也就是要人能发挥“好善恶恶”的功能，好像“心”除此之外，别无功能。其实从年龄的顺序上，最当优先培养的是心的认知功能，先要他们学习“是什么就说成是什么，不是什么就说成不是什么”的能力。人只有在认知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辨好坏、别善恶。世界上并没有完全“好”或完全“坏”的人，“好”和“坏”都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如果一定要说好坏，也只能说他在某件事上好，某件事上坏。笼统地说某是好人某是坏人，它只能代表主观的情绪，不代表客观的事实。这类情绪如不幸被希特勒之流利用，就能兴风作浪，为人类带来灾害。一个受过良好认知能力训练的人，是不会轻易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信徒的。
在会议上常听做主席的说：“不论任何问题上，我们必须听取双方的理由。”这句话里，含着一个往往没有人深究的臆测，那就是每一个问题，好像根本都可以分为两方面。这种习惯常使我们的思想总是有把不同的人、事、物加以对比的倾向，觉得不是“好”的一定是“坏”的，不是“坏”的一定是“好”的。这是一个二元价值观，它强迫我们只能在“好”与“坏”之间做选择。日常我们习见的“光明”与“黑暗”、“仁政”与“暴政”、“民主”与“权威”等的对立，也是如此。一个受过良好认知训练的人，他采取的不是二元价值观，而是多元价值观，他会说：“不论任何问题上，我们必须听取多方面的理由。”我希望今后的父母们、教师们，以及儿童故事的作家和编剧家们，在日常用语，或故事、剧情的编排中，尽可能客观地展现事实，少做评价，尤其要避免做“好”与“坏”二极性的评价，这样将有助于孩子们认知心态的培养。应用认知态度去观事论人，不仅可以减少人与人间的仇视情绪，且能增加社会祥和之气。要改变中国人强烈的权威性格倾向，增强国人认知能力，培养多元价值观的习惯，可能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耽溺于自我中心的想法，是根据一些先入之见把自己编织起来封闭于其中，然后就依靠这些先入之见，对人对事加以判断。假想有一位几个孩子的母亲，其中有一个孩子叫小华，喜欢睡懒觉，又好吃，偶尔也扯扯谎。有一天妈妈皮包里的钱不见了，这位母亲马上就根据对小华的印象，武断地说：“一定是小华偷的，因为他的生活都是贼习惯。”爸爸下班回来，把钱从床头柜里找出来，妈妈不会认错，还坚决地说：“小华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次不偷，下次还是会偷的。”
要从“耽溺于自我中心的想法”中跳出来，方法之一，是训练“开放思想”，养成改正自己的习惯。对一个权威性格已定了型的人，人类学和文化比较的知识，也许已起不了大作用；但对一个学生，这方面知识的吸收，有助于防止人格向那方面发展。
《孟子·尽心上》：“桃应问曰：‘舜为天子，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欣）然，乐而忘天下。’”在这一则故事里，实暗藏着两层冲突：一是尊亲与尊国之间的冲突；一是孝道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孟子因视亲亲为最高的价值，所以处理这两层冲突的方式，是维持亲亲的原则，牺牲其他的价值。
且举一个传统士大夫耽溺于自我中心想法的例子：明末利玛窦来华传教，绘有舆地全图，印送给中国士大夫，因地图所绘，与士大夫一向所想像的不合，于是攻击利玛窦：“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所著舆地全图，及洋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以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鸣銮（中国之北）、交趾（中国之南），所见相远，以至于此，焉得谓中国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无忌若此。
蒙坦因说：“让他（学生）知道，承认自己的议论里有错误（虽然除了他外，别人还没有注意到），是一件有见识而且诚实的举动，上面这些正是他所想要的主要品质。固执和爱好争论，是下等的品质，通常只有心情最卑下才会那样。变更主意，改正自己，在极热中时仍然放弃不对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强者或哲学家的品质。”
第二部分妇女生活的变迁
妇女生活的变迁，是中国近百年来社会文化变迁的一部分，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曲折多难，也同样反映在妇女生活的变迁中。
单就文化变迁方面看，中国在近代大抵是顺着三个步骤在演进：第一，物质文化层次；第二，制度层次；第三，价值层次。这三方面的变迁，形成妇女生活变迁的基本动因：物质文化的变迁，提供了经济的动因，经济动因破坏了原有的家族组织，增加了妇女社会就业机会；制度的变迁，提供了政治的动因，政治动因促使走向民主化，民主化运动为妇女带来社会和政治参与的机会；价值的变迁，提供了思想或观念的动因，思想或观念的动因，激起妇女对自由、平等的强烈要求。
这些变迁，至今依然还在过渡期中。由于社会文化变迁速度缓慢，妇女生活的变迁达到满意的程度，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如何加速这方面的变迁？使妇女同胞普遍享受男女平权的待遇，过更合理的生活，是本章探讨的主要问题。
妇女生活的变迁，是指传统中国的妇女生活转变到现代的过程，今日的妇女问题，差不多都根植于深远的传统之中，为了要探讨这些问题，就不能不对传统中国的妇女生活做一番重点式的了解。
第二部分传统中国的妇女生活（1）
这里所说的“传统中国”是指从先秦到清末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在这长达两千五六百年的时间里，妇女生活也有相当大的变化。不过其变化的方向，与清末以来的变化恰好相反。清末以来是转向开放，传统的妇女生活，却是愈到后代愈封闭。大抵说来，宋代是由宽到严的关键期。
一、男尊女卑
在传统中国，男尊女卑一直被认为“天经地义”，不只是男性如此肯定，女性也如此自肯。男尊女卑之说，观念上的来源始于《易传》，如《系辞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又：“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在这里，后世对男女做不同评价的观念，如健、顺，贵、贱，尊、卑等，都已具备。《易传》这样的观念，又是怎么来的？据陈东原的解释，早期乾坤阴阳的观念，并不就是那样的整齐，直等到男性战胜了女性，社会由男性来支配时，这等哲理，才应运而生。这种社会，即所谓宗法社会①。这虽是揣测之词，但这种观念的产生，一定会有它的社会背景。也就是说，男尊女卑的事实，先于男尊女卑的哲理。《系辞传》虽不能确知是什么时代的作品，但从它的内容看，不可能是战国以前的作品。《诗经》最晚的作品，不可能晚于春秋初期，其中已有男女不平等的描写，如《小雅·斯干篇》：“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可见古代男女一生下来，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由于先有这样的社会事实，先哲遂就这些事实发挥出一套哲理，这套哲理又被认为是圣人所作，因此后世遂无异议。就礼教规定妇人“三从”之说，还可以知道，男尊女卑是绝对的，这个“男”不论是父亲、丈夫、儿子，女子都应该服从。如《仪礼·丧服传》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根据传统礼教的规定，女子只是男子的附属品，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白虎通》“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②，就正说明了这一点。不但男性这样说，汉代有个女名流曹大家（班昭）也这样说：“夫者，天也；天固不可违，夫固不可离也。”③
男尊女卑由事实抽离而成哲理，由哲理演变成礼教，如仅属于礼教的范围，它对女子的约束，只是诉诸权威和舆论，礼教的真正精神，是要达到自我的控制，经由自我控制，引导生活去适应文化模式。④一旦礼教演变成法律，那么礼教上自我控制的意义，就转成了法律上的强制规定了。男尊女卑的观念，以及其他种种拘限女性的思想，都是演变成了法律条文，才发生绝对的约束效力。中国的法律完成于唐以后，唐律是第一部完整的法典，根据唐律，如夫背妻逃亡，不加处罚，而且不到一定的年限（三年），妻不可以离异改嫁。相反地，妻背夫逃亡，除加以处罚外，并令听夫嫁或卖。这就是把礼教中的“既嫁从夫”，变为法律上强制的规定。⑤其余法律上类此的明文还很多，盖唐以后的法典，都是依据儒家的礼教所制定。
二、两性关系
现在的人，一谈到传统中国的两性关系，很容易联想到孟子所说的“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话，孟子是战国时代的人，这种观念，在士大夫阶层形成普遍的礼俗，大抵已是在宋以后，汉、唐时代还只是部分的现象，在战国以前，两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的。
由于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时代，鲁迅和吴虞等人曾叫出“吃人的礼教”⑥的口号，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好像礼教都是很残酷的，其实并不尽然，像《周礼》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可知在周代，成年男女的自由结合，亦为古礼所许可。《诗传》也说：“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未备则不待礼。”这是说，男子到了三十岁，女子到了二十岁，如还没有嫁娶，那么即使礼教规定的那些条件不具备，也就可以结合。
最足以反映周代两性关系的，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尤其是诗经里的《国风》。《国风》大部分都是美妙动人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