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的人在排斥了一切感官享受之后，是增进了他们的和善与容忍的，如甘地和晚年的托尔斯泰。不过，可能有一点是无疑的，即禁欲主义使人的感情生活和智力生活都受到损害，因而使人的创造潜能也不能充分发挥。
纠正禁欲主义的谬误，主张幸福是一条可行之路，罗素和近代的功利主义者，都是朝这方面思想的代表。有人把现代生活里的纵欲现象认为是功利主义主张的幸福伦理的流弊，我无意在这里为它辩驳，我要说的是，现代人的伦理生活，必须以获得幸福为主要条件。幸福生活是很难找到客观标准的，它主要是诉诸个人的感觉。现代伦理的功能之一，是在允许各自认为的那种幸福生活，无论有多大的歧异，都可以并存。现代人必须学习容忍，最好是能欣赏别人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不强人同己。当然，各自认为的那种幸福生活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绝不可能包括掠夺、施暴、欺诈等非法之行在内。幸福生活虽没有客观标准，但有一个低度的条件，即在生存必需品满足以后，始有幸福可言。陶渊明、杜甫在诗的创作方面是伟大的，但因过分贫穷，生活方面无论如何都是不幸的。现代人的纵欲现象，不必加以夸大，在总人口数中所占比例极其微小，人受到生物律的限制，纵欲者为自保的本能所驱策，必能自加抑制，所以不必担心。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绝大多数既不是禁欲主义者，也不是纵欲者。他们所渴望的，是过一种遵照自己的需要和依据自己的标准所选择的幸福生活。
三、道德的组织化
传统的道德（不限于中国），是对应着较单纯的生活和与人际关系结合密切的小组织产生的，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的“爱邻如己”。这类道德起点由个体出发，终极的目标则要求个人人格的完美，扩及社会，也只限于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因此传统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寄望于道德教化，而道德教化的功效，则系于少数有德者，如曾国藩所说，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这在传统圣化的社会，的确是如此。“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行下效，风吹草偃，在生活单纯的小组织里，少数人道德的感化，是可以收到效果。但在高度复杂化的现代社会里，如果把人的爱心和慷慨，仅由面对面的方式表现，把移风易俗的重任，仅寄望于少数有德者，我们很难想像这个社会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人类的爱心与慷慨，业已利用科技的工具和企业化的大型组织在进行——这就是道德组织化的意思。道德经由组织系统的运作，可以不必用面对面的方式，就能达到救助远方人的目的。一个地方发生水灾或旱灾，现代可以利用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和有组织的机构的操作，迅速地将物资运往灾区，这就是道德组织化的功效。谢恩说：“在这个时代，利率的些微变动，即会触发通货膨胀（伤害到收入固定的人，特别是老年人）或是通货紧缩（造成失业），这证明仅说联邦基金储备会议需要好人来组成是不够的。当然那些人应该是好人——廉洁、献身人类福利，处事公正无私。但他们也同时应该了解财政和经济制度的复杂运作系统。该制度运作所产生的利害后果，其力量远大于其中分子作为的好坏。”这说明在现代经济生活里，组织化的道德，其重要性远大于个体性的道德。这自然不是说，个体性的道德不重要，“爱邻人就是直接亲自去帮助在需要中的人，这种面对面的善行永远都是重要的，人类社会绝不会因成长而不适于它”，问题在现代组织化的社会要求更多，只有组织化的道德才能满足这种要求。个体性的道德与组织化的道德，实一根而发，这个根就是人类的爱心。
第三部分道德的困境（1）
人类学家潘乃德（Rath Benedict）在《菊花与剑》一书中，叙述一个日本小姐三岛在美国留学，因生活教养的不同，而引起许多困扰。经过三年的适应，她断定美国人是生活在“优雅的亲密感”之中，但亲密感在日本却被认为是孟浪无礼的表现。所以只要日本人一旦接受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管其接受的程度多么微小，他们立刻发觉难以再忍受往日在日本所过的严谨生活，并把昔日生活称为失乐园、桎梏，潘乃德认为这是日本人德性的困境。也许上一代的中国人在美国，遭遇过同样的困境，但在今天，这种困境即使有，大概已不普遍。在国内，亲密感和拘谨感生活之间，似乎不曾演成严重的对立，在教育程度较高、年纪较轻的一代身上，早已丧失了拘谨守礼的生活传统。目前我们面临的是另一些道德的困境。
一、尊卑与平权
这个问题在前面几章里，我曾一再提过。今日的教育，仍严格要求青年遵守传统“长幼有序”的尊卑观念，青年人本身却因受现代化一些因素的影响，逐渐向往平权的生活方式。因此二者之间，无疑地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带来困扰。我在教室里，曾分别向两百多位学生做非正式的调查，获悉凡是与父母能融洽相处的，多半包括一个因素，即双亲对他们的态度很亲密，两代相处犹如兄弟、姊妹，很少使用长辈的权力。凡是与父母之间差距较大的，多半也包括一个因素，即抱怨双亲不能尊重自己的意见，动不动就使用权威。这些青年几乎一致欢迎两代间亲密相处的方式，有的青年甚至因父母能以平权的方式对待他们，而感到骄傲、自得。
中国传统一向是很重视兄和弟、姊和妹、伯和叔之间辈分差别的，据说这种长幼划分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有时可以掩盖世代原则，在其他民族中很少见。在社会变化很少、文化相当稳定的传统时代，维系长幼之序的价值观念，是有它的经验依据的，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指导生活的，几乎全靠传统的经验，年长的生活经验自然就比较丰富，年轻人总能从他们那里得到生活的指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大概就是这方面的“师”。长幼有序既然能满足人的需要，那么教年轻人服从尊长的权力，也就不会有多大困难。但在今日变迁如此快速的社会里，新的知识比旧的知识更有价值，新的经验比旧的经验更能使人受益，青年人保持上一代的经验愈多，可能对新社会愈缺乏适应力。在这种情形下，仍要教年轻人像传统那样服从尊长，有它事实上的难处。因此尊卑与平权，不是哪个好哪个不好的问题，而是一个适应的问题。传统的价值观念，多半只有在能帮助我们适应新处境时，才能被保留下来，否则不能。明知传统的一些原则，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如仍勉强保持，就足以造成年轻一代生活的困扰。
二、自由与责任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倘若上帝不存在，则任何事情都会被允许。”这话自从被萨特引用过，似乎也跟着存在主义的流行而流行起来。青年人开始接受这句话，也许只能了解上帝不存在的好处，而不能了解当信仰上帝为世界主宰时，人们内心所得到的那份安全感和归属感，以及把大部分的责任交付给上帝，而免除人生重负的那份愉悦。这些是现代人再也得不到的了，因为现代人追求自由，希望自己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人类最庄严的一次奋斗，但至今所能看到的，都是奋斗惨败的记录。当近代人最初感到宗教束缚形成人类发扬理性的桎梏时，于是渴望自由。几百年来，人类得到的自由越来越多，但人类要为他自己所负的责任，也愈来愈沉重。现代化带来无穷的新问题，每一种问题都逼迫人类，要他为自己制造的问题负责，当人类不胜其负荷时，于是开始逃避自由。于是新的宗教呼声再起，新的极权主义勃兴，人类又企图走回头路，希望用古老的方式来解脱现代人心灵的重压。从存在主义者主张“存在先于本质”，肯定人是自由的开始，到心理分析揭发“逃避自由”止，正好反映出“上帝隐退”后人类的一段心路历程。
上帝存不存在，对中国人来说，那是无关紧要的事，但却无法逃脱自由与责任的困境。当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接触到世界性的自由思潮时，感受到的约束不是宗教，而是传统的圣教，尤其是执行圣教的场所——家。在“五四”前后中国青年狂热追求自由时，家庭与父母成了他们直接的对头。青年们不曾想到，人增加一分自由，同时就增加一分责任。传统的婚姻，因不征求当事人的同意，被认为不好，但也不要忽略掉，父母作主的婚姻，他们就要担负一辈子的责任。现在恋爱可以自由了，要自由就要独立，要恋爱就要承受挫折与打击，处处要为自己的行为和生活负责，只有少数人能胜任愉快，多数则饱经困扰。本来追求自由，可能是基于道德感，当人对他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感到不胜负荷，甚至企图逃避责任时，再想维持原有的道德感，就变成相当困难的事。
第三部分道德的困境（2）
三、生与义
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老夫子提出的生与义之间的抉择，真是为人类揭出了一个道德上永恒的困境，任何时、地，每一个人在一生中或多或少都要面临这样的困境，当生存的环境大为改善，传统的宗教或圣教的控制日渐消逝时，人陷入这样的困境也就更深。这就是我们这时代的问题。
现代社会由于工业化和经济成长，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也增进了人类的欲求。物质性的欲望，必须求之于外，因此，求之越多，自我损之亦必多。当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以提高生活水平为人生重要目标时，则人生最紧要的抉择可能已不在生与义之间，而是只有高生活与低生活之间的抉择。一个社会如果多数知识分子都只有高生活与低生活之间的抉择时，那么这个社会必然是仁德沦亡、道义消沉。
问题在人类社会从没有公然主张人可以舍义而取生的——如果能那样，人类的问题也就简单了。我们一面教育青年，在生与义之间应该有个抉择，必要时得舍生取义；一方面由于社会性的生之欲的压迫，使道德的心防越来越难以防守，于是陷入冲突之中，要维持生存，尤其要维持较好的生存，往往要放弃正直和道义，要维持正直和道义，就难免使生存遭受威胁。人在这种情形下，究竟要如何抉择？这是人生的大关，善恶的分野。一个青年为了生存的竞争，而放弃正直，为了名位而抛弃道义时，富有同情心而又对社会环境了解的人，岂忍苛责！如果一个社会，人要保持正直和道义，都必须付出忍受孤独，甚至要以生命做代价，那么道德的把持很难期望于多数人。
生与义之间，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困境，现代人却陷得更深。
杜兰说：“历史使我们确信，文明之败坏是极其缓慢的，在希腊，道德之日薄崦嵫开始于诡辩学派之说起，其后两百五十年间，希腊仍继续有文学与艺术的精华作品产生。罗马道德之败坏，开始于被征服者希腊人涌入意大利（公元前146年）之后不久，但终奥理略之世（161—180），罗马仍不断出现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诗人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