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研究胡适时，深觉旧学知识的欠缺，行文时捉襟见肘。
胡适曾认为校勘、考订之功为朴学要义之一，这些他本人继承得很好，李敖也继承得很好。看了《胡适评传》，我觉得作者确是个有资格为胡适画像的人。李敖谈及此点，也并不谦虚，甚至有几分高傲，他说：作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作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作者在此说了大话，但却是心里的话。传记写作最不易把握的，是“史”与“诗”的关系：拘于前者，会流于枯涩；偏于后者，则易滥情。李敖自称是把“史”与“诗”结合起来的，本书对此也做到了一些，只是文字不太精到，似乎也被胡适的文体所传染，缺乏韵味。李敖与胡适，在文体上对白话文的贡献不可夸大，他们均难见周氏兄弟那样的气象。我读李敖的书，唯一感到不足的，说起来，也就在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