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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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二辑-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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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地反战,在知识界也成为不必承当任何责任、道德始终居于高位的简化思维。 
反战为什么不是一个永远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个世界并没有干净到非暴力能够解决一切的地步。在冷战中和冷战结束之后,在一些国家发生过大规模种族清洗的事件。这些事件在发生的时候,主持屠杀的,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权。从原则上来说,那是他们国家的内政。这些事件造成上百万的平民在和平时期被屠杀,也造成难以遏止的难民潮。外交手段的抗议、制裁等等,难以奏效,而眼见着血流成河的大屠杀在天天发生。 
这时,对于政治家和有号召力的知识界来说,只有自己假想的净土,并没有一个事实存在的道德高位。 
国际社会武力干涉,就是战争。战争不仅造成战斗人员的伤亡,还必定造成平民的伤亡。在今天的战争新观念下,尽量利用高精度武器,减少平民伤亡,已成为战争的一个重要考量。然而,要推往极端,要求一个完全没有平民误伤的战争,只是一个幻想。于是,许多人认为,站到对面,反对一切武力干涉,反对一切战争,永远高举和平大旗,这是保障自己在道德、良心上立于不败之地的良策。而事实上,在前面的例子中,不赞成武力干涉,就是坐视屠杀,事实上造成的平民流血,要比武力干涉要多得多。 
这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痛悔没有对卢旺达的屠杀早些采取武力干涉的原因。 
二 
和平主义是一个美好的名字。所以,今天给自己引入和平主义立场的人,很多。 
可是,究竟什么是和平主义?我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和平主义就是反对一切暴力和战争。一点不错。可是,绝大多数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的人,并不知道,要维持一个和平主义立场,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和平主义是一种信念,就是反对一切暴力。听上去很简单。可是,落实到具体,就变得复杂起来。举个简单例子,假如有一名歹徒,拿着一把刀子,冲进你家,要杀死你的妻子儿女。你呢,手边恰有武器,可以轻易地以暴力反抗,救下亲人。可是,你是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暴力。所以,你就不能动武,你宁可眼睁睁看着家人死于歹徒之手,也要维持自己非暴力的信念。这样的行为,才是和平主义的实践。所以说,当和平主义者并不简单。往往是起于某个宗教信念,只有坚持宗教信仰,才能维持住和平主义的立场。 
维持这样的立场,容易不容易尚且不论,因为像歹徒冲进家里,当场测试立场,毕竟罕见。可是,即便是真的和平主义,就铁定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立场吗?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经甄别确认,真正的和平主义者,都可以免服兵役。他们被看作是一种宗教信仰,被社会尊重。然而,在反侵略战争中,和平主义者并没有尽一个公民的义务。虽然你可以说,我宁可敌人打进来杀死我,也要坚持和平理念。事实上,却是你的同胞牺牲在战场,为你抵挡了子弹,换了来你的和平生活。“道德”也就随之引出困惑。 
于是有人说,那么,我是一个相对的和平主义者,我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却不反对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这时你会发现,你和一个非和平主义者已经没有区别,你并不反对“一切”暴力和战争。事实上,只有“是”或“不是”和平主义者,而并不存在“相对的”和平主义者。你不能说,歹徒杀在别人家里,我主张和平主义;杀进自己家里,我就改主意了。你对战争的态度其实也和一般人没有区别了:你在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判断是要“赞同”还是“反对”。而不是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和平”是惟一可以接受的“主义”,而“暴力”、“战争”是绝不可取的手段。 
在细究所谓“相对和平主义”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其实人是有天然弱点的。就是在危险距离自己远的时候,态度就容易“超然冷静”,更“和平”,而危险逼近,态度就会变化。因此,一个面临巨大危险的国家,它的反应,将本能地和他国他人不同。这引出双方都要警惕的一个问题:身处险境的,要避免过度反应;安享和平的,要居安思危。 
离开自己的道德幻影,世界才可能摆脱左翼的、虚假和平主义的青春期,进入成人的理性思维。当一场战争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大家才能够理智地根据自己掌握的事实,分析和判断自己应该如何看待,采取何种立场。这个过程才是正常的思维过程,这时取的立场,才是一块坚实的土地。 
那么,和平主义还是不是一个美好的名字呢?是的。它是极少数人的信仰。这样信仰的产生,给我们多数人,指点着一个可能的和平未来。

第二辑  一个历史学家和他的小镇
小镇库布卢克 
寻访小镇库布卢克纯属偶然。 
钱钢和胡劲草合著的《大清留美幼童记》,描述了一百多年前一批中国学童在美国留学的故事。大清朝派出照料管束这些学童的总部在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德,这些学童的故事也主要发生在这北方新英格兰的土地上。新英格兰是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所在地,是全世界优秀学子向往的地方。对于我们生活在美国南方腹地的人来说,新英格兰非常遥远。可是我们从历史书里知道,新英格兰是“五月花号”登陆的地方,是美国政治传统的发源地。新英格兰最出名的地方不仅有哈佛和耶鲁,还有它的小镇,特别是它独特的乡镇自治制度。它的“镇民大会”可谓独具一格。 
我们过去到过新英格兰,却没有时间去看看它的小镇。到小地方去,得有个理由或者借口,就是所谓缘分。今年夏天,我们有事去康涅狄格,特地带上《大清留美幼童记》。在哈特福德,我们照着这本书寻访当年留美学童生活的地方,那也是马克·吐温和《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居家的所在。我们寻访了学童们聚会的避难山教堂,凭吊了容闳和他的后代们的墓地。然后,我们驱车北上,到康涅狄格州边界的山区,去找库布卢克。在那儿埋葬着一个早逝的留美学童谭耀勋。 
钱钢讲述的谭耀勋,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来自广东香山的学童谭耀勋,1872年到达美国的时候十一岁。学童们在哈特福德上学,周末或暑假会安排到这小镇库布卢克度假,这儿山高林深,气候凉爽,是避暑的好地方,而那个时候,铁路已经开通到库布卢克附近。库布卢克的凯林顿家,特别喜爱中国男孩谭耀勋,待他如养子。谭耀勋就在这个山镇里,与同龄孩子一起游玩,一起相帮大人干活,一起上教堂,渐渐融入了美国孩子的生活中。这种同化引起大清官方的不安,特别是学童上教堂,有离经叛道之嫌。1880年,谭耀勋成为首批受命提前返回中国的两人之一。这时候他已经十九岁,他决心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在接到遣返命令以后,他剪去辫子,抗命不还。 
他敢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美国有一个家,这就是小镇库布卢克上的凯林顿家。他在凯林顿家和其他留美学童的帮助下,188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并且在纽约的大清国总领事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不幸的是,毕业才三个月,他突然患病,立即回到库布卢克的凯林顿家后不久病逝,埋葬在库布卢克公共墓园的凯林顿家墓地里。 
我们驶出哈特福德,渐渐进山,从44号公路转入林间小公路;看到库布卢克的牌子,经过一座教堂,几栋房子,就又驶入了森林。原来我们已经过了小镇,得掉头返回。这是我们在美国看到过的最小的小镇。小镇旁边就是公共墓园。我们先去墓园,找到了凯林顿家的墓地,也找到了一面刻着汉字“大清国香山县官学生谭耀勋之墓”的墓碑。在谭耀勋来到此地以前,凯林顿家的长子,也是一位耶鲁学生,投入南北战争,在南北战争结束前一个月,战死在南方佛罗里达。他的墓碑在谭耀勋的墓碑前面。他们家的两位女儿,活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她们的墓碑和谭耀勋的墓碑排成一线。这个墓园,完全把谭耀勋视作凯林顿家的一员。凯林顿家的后代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离开了库布卢克,不知散落何地。站在墓园里,明晃晃的阳光下万籁俱寂,我们不禁感慨时光已经流过了一百多年,眼前一切却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当年的谭耀勋,可曾想象过,一百多年后会有家乡的同胞特地到此地给他扫墓? 
小镇惟一的商店,从1830年原封不动开到现在。小店卖日常用品,也卖吃食。我们在小店里吃了午饭,然后走进马路对面的小镇历史学会。历史学会所在的房子是小镇上原来的小客栈,和小镇一样历史久远。旁边是邮局,再旁边是一个大谷仓改造而成的镇公所,每年决定公共事务的“镇民大会”就是在此地召开的。稍远一点是小镇的教堂,耸着高高的尖顶。这就是库布卢克的中心,所有的房子都在十九世纪初期定型,以后再没有大的改变。在镇公所门边有一张简单告示,提醒说今年地方税收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 
这儿来的人不多。我们一进历史学会,里面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去叫一位历史学家来接待我们。很快来了一位一头白发的老人鲍布·格列格。鲍布是退休的地理测绘学家,对小镇附近的山川树林和历史典故了如指掌。他参与过中国留美学童电视文献片的拍摄,对谭耀勋和凯林顿家留下的文物十分熟悉。老人非常热情,极其好相处,他开车带我们走遍了周围的山路,参观了凯林顿家留下的住屋、谭耀勋和同龄伙伴们游玩过的地方,讲解附近的变迁,寻找点点滴滴的遗迹。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要告辞了。临走前说起,我们很想了解新英格兰小镇的特殊体制和历史。鲍布说,一千七百人口的库布卢克被称为第二小而保存最好的新英格兰小镇,而且,太巧了,想了解这个芝麻大的小镇历史的话,这个小镇新出版了一本历史书,《库布卢克:历史素描》,这可是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内尔(William H。McNeill)的著作。 
我们离开库布卢克的时候,就带着这本布面精装、由麦克内尔签名的小镇历史。 
为小镇库布卢克写了一部专著的历史学家麦克内尔,专治世界史。 
麦克内尔生于1917年,在芝加哥大学教了四十年历史。1963年,他的世界史专著《西方的崛起》(TheRiseoftheWest:A HistoryoftheHuman Community)为他奠定了在史学界的地位,这部一卷本的世界史赢得了国家书籍奖。虽然书名是“西方的崛起”,他的观点却是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从远古说起,东西南北来回穿梭,几大文明面面俱到,特别注重文明潮流之间的互相影响。 
在撰写此书时,他探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欧洲人对新大陆阿兹塔克和玛雅文明发生致命影响的原因,发现以往的历史学家对人类历史中一个重大因素重视不够,这个因素就是细菌和病毒造成疾病流行对文明的冲击。1976年,他的《瘟疫和人们》(PlaguesandPeoples)出版,这是他最有名气的一部书,至今是这一领域里的权威著作。 
在他看来,人类文明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文明的发展走向必须放在文明之间互相交流的背景下来考察和叙述。这种交流,包括战争、劫掠和征服,商队和跨海的贸易,宗教和观念的传播,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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