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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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二辑- 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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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总统当然并不知道他的到来,他却和所有美国人一样,知道华盛顿身穿粗布制服宣誓就职的含义。美国立即向他提供了机会:罗得岛州一个叫布朗的商人对斯莱特说,听说你会造织布机,那么我出钱你来造,成功了利润归你。斯莱特就凭着脑子里默记的资料,用一年的时间,造出了美国第一台会运转的织布机。从此,美国生产的棉花羊毛可以自己加工了,美国掌握了高技术。 
现在美国的布朗大学就是以这位有远见、有气魄的布朗先生名字命名的。 
1833年,美国的第七任总统杰克森专门拜访了斯莱特。这位戎马生涯的总统恭恭敬敬地称斯莱特为“美国制造业之父”。从华盛顿到杰克森,美国总统们都明白,在世界各国纷纷走上工业革命之路的时候,竞争规则非常简单:谁制造谁强大。制造业是衡量国力的标准。 
可是,那一代美国人还知道,竞争规则并非永远不变。等到有朝一日全世界都会制造的时候,谁最强大由什么来决定呢? 
二 
世界上第一台手提电脑属于谁?要是有人说是两百多年前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弗逊,人们一定会说这是无稽之谈。两百多年前,连电灯都还没有发明出来,哪谈得上电脑。不过,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托马斯·杰弗逊因起草《独立宣言》闻名,后来被选为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以提倡平等和民主而载入史册。他在弗吉尼亚州的家,现在成为旅游参观的热点。到这个地方参观过的人,都会对这位大政治家的小玩艺儿留下深刻印象。这位一辈子从政的人,是一个兴趣广泛,极喜欢自己想出一些新鲜玩艺儿的人。他家客厅的双开大门,两扇门会同步转动开闭,是他自己在地板下安装了连动两个门轴的装置。地下室厨房里做好的饭菜,通过升降梯送到楼上餐厅,这个装置我们在饭店里司空见惯,却是杰弗逊第一个搞出来的。他改造了自己家墙上的钟。装上了一个垂直移动的指针,用来指示星期几,可以说是世上第一个日历钟。他一辈子写下大量书信文稿,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复写纸,他是使用一个特殊的复写装置,能够一次得到两份一模一样的书写稿,所以他写的信,自己都有一份底稿。 
他大半辈子的时间搞政治,曾经出使法国,后来还当了八年总统。因为经常要出门,他发明了一个手提式的写字台,提在手里是个手提箱,放下一架就是一个写字台,翻开来就是他自己喜欢的纸,小抽屉里有墨水瓶、鹅毛笔,还有削鹅毛笔的小刀。侧面的抽屉里有他日常用的小用品,还有一个政治家必用的封蜡和封印。总之,箱子虽小,当年一个绅士在书房里需要的东西却样样俱全,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他都能有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样一个小箱子的功能,两百年前就相当于今日的手提电脑。 
这些小玩艺儿,现在我们看来都很简单,不值一提。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说明了美国立国先贤们对创新之重要性的认识。 
杰弗逊和华盛顿总统,是对创新发明非常重视的第一代开国者。在美国革命的动荡岁月里,两个人都没忘记抽空向英国和欧洲大陆订购花种菜籽,写信给家里关照不要错过了播种新品种的季节。两个人对于新品种都有异乎寻常的热情,退休以后回到家,都一头扎到田间草地,侍弄新鲜花草。杰弗逊还改良了一种犁铧,得到过国际组织嘉奖。 
当华盛顿担任美国第一任总统的时候,他请杰弗逊担任国务卿。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强大的是英国,制造业中心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美国只是偏远落后的农林产品输出地,向欧洲出口棉花、木材、烟草、大米、羊毛,几乎所有工业制品都从欧洲进口。第一代美国领袖知道,虽然美国有资源,但是如果它不制造,它就永远不是一个强国。谁制造谁强大,是工业革命时代的铁律。为此,美国必须广罗技术人才,有人才才会有自己的制造业。从此开创了美国特别优待技术人才的传统。至今为止,美国人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美国必须是全世界给人才以最好条件的地方。什么地方给人才的条件比美国好,美国肯定会提出更好的条件,超过那个地方。 
1790年,华盛顿就任总统的第二年,他就指令杰弗逊,尽快确立专利保护制度。就在华盛顿总统任内,杰弗逊一手操办,美国通过了保护创新和发明的专利法,从此美国成为世界上保护创新最严格的地方。很简单,这就是美国为人才提供的最好的条件。 
两百年后,从上世纪末开始,我们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移动。不过三十年前,我们还在说,哪个国家钢产量最高,哪个国家就最强大。不知不觉,美国的很多钢铁厂却搬到了第三世界,而我们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钢铁大国,还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但同时美国则制造业大为缩水,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竞争的规律,不再仅仅是谁制造谁强大,更重要的是,谁创新谁强大;谁具备最新最好的技术,谁就最强大。我们中国人,似乎应该由此记取一些经验教训。

第二辑  各有一番风景
我没有做过考证,不知道当年第一个把英国的“辉格党”、“托利党”,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翻译成中文的是谁,不过我可以猜想,这一个“党”字,一定费了一番斟酌。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过洋人的这种“政党”。用这个“党”字,可能是无更合适的词可以套用而采用音译的方式,也可能多数不通洋文的国人更不知其为何物。一个“党”字勉为其用,从此种下百年中国政治家误解西洋政治的根子。 
中国人从来就有“党”——“乡党”、“朋党”、“会党”。一群人聚在一起,或声气相投,或利害相顾,民众之结党,相当于刘关张桃园结义,喝鸡血酒,拜把子结兄弟。有这样的“党”,反映了个人在社会上的不安全、没着落,结成一伙才好做事情。这样的“党”必定是内敛的,进则有门槛,须得经过考验,过火,插过刀,一旦进来就是自家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所以也就有了“结党营私”的说法。 
社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东西文化也曾有它的相似性。在社会演进的进程中,个人都遭遇过残酷的竞争。为了更容易地生存,欧洲也有类似的“拉帮结派”记录,从行业的帮会到黑社会组织,几乎遍布世界的共济会就是其中之一。共济会也传到美国,在美国一度实力雄厚。不仅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是共济会成员,美国独立战争还曾得到共济会的有力支持。 
正由于看到过帮派,也看到帮派可能产生的危险性,美国的立国先贤们在政党问题上特别警惕。认为拉帮结派之风气一开,祸害难以估量。因此,美国立国之初,是没有政党的。托马斯·杰弗逊当时说,如果必须和一个党一起才能进天堂,我宁可永远不进去。乔治·华盛顿将军在独立战争一结束,就解散了军队。退伍军官们组成个辛辛那提俱乐部,公推华盛顿为名誉主席。 
1787年5月华盛顿动身去费城开制宪会议,特地托病避开俱乐部活动,将军不想让人们看到他身边有个亲近的小圈子。 
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认为,政治之所以经常败坏人性,和人们在政治中拉帮结派有关。他认为,单独的个人都有一定的道德要求。独立的个人,须对自己的行为主张负责,更容易有道德心。但是,当一些人结成宗派,就会人为制造虚幻正义,把个人的自私,在虚幻正义下掩盖起来,互相提供行为正当性的保证。所以,小宗派的道德水准,通常低于个人道德。单个好人,会在拉帮结派中放任自己的私心,甚至做出坏事来。 
费城制宪会议,开创了在一个幅员辽阔而分散的大国,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先例。互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调和,针锋相对的观点得以妥协,为此后的美国放下了第一块制度基石,被后世称为“上帝亲自干预的会议”。究其成功之原因,其中必有一条:到会代表不拉帮结派,而是一些有独立意志和思想的政治家个人在参与制度的设计。费城制宪会议是一次秘密会议,为的是不让外了解会议分歧,不让各地势力影响操控代表。会议规定代表们个人投票不做记录,以便使他们可以无顾虑地改变观点,不受自己先前观点的约束。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大州与小州有矛盾,南方与北方有矛盾,港口与内陆有矛盾,但是这些代表却没有以一己之观点结成派别死党。观点变来变去,矛盾分化瓦解,才达到最终的妥协。然而,当几年后的联邦政府竞选正式开场后,现实证明了完全以个人身份参与民主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尤其对于少数,你必须集合起来,才能争得表达机会。于是美国的政党开始形成。 
正因为对帮派思路有过排斥和反思,故而在二百多年前美国出现政党的时候,已经遵循的是现代政党的概念了。那是什么样的概念呢?美国政治理论上是多党制,可实际上能上台的只有两大党。照美国人的说法,凡是投共和党的票,你就是共和党人,打算投民主党票的,你就是民主党人。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你只要去投票,那么你不是民主党人就是共和党人,或者是某小党的“党人”。那么,这样的“党人”是不是该党“党员”呢? 
我曾向美国朋友问过这个“中国问题”,得到的是一张困惑的脸——没听懂是什么意思。他们没有东方意义的“组织”观念。民主党、共和党之间没有门槛围墙,是否为“该党成员”的问题就没有意义。在大选中,你同意它的诉求,赞成它的治国方策,投该党一票,你就是它的“党人”,无需申请批准。明天你若改变观点,不投此党一票了,你就不再是它的“党人”。改变主意和进进出出都是当然权利。 
美国政党是议会的产物,是宪政的产物。这种政治体制下的政党,就是相同政治观点的人,集合在一起,以便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争取自己的观点能够取得大多数人的认同,从而通过选举得以实践。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提出重要妥协方案的罗杰·谢尔曼说,“如果你是少数,争取多多发言;如果你是多数,专心一意投票”。原来并无奥妙,如此而已。 
但即便如此,在竞争竞选的刺激下,人在扎堆之后的弊病还是会自然流露。政治党派中的私心膨胀,在竞选中将正面阐述观点的“多多发言”,变成对竞选对手的负面攻击,这些都在美国政党活动的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百年前,以托马斯·杰弗逊为首的共和党人,和以约翰·亚当斯为首的联邦党人,不仅分歧浮出水面,而且争斗激烈。在理论上依然厌恶政党争斗的托马斯·杰弗逊,不仅集合共和党人,登上政治舞台,而且不乏私下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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