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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究下去，这一奇特现象的产生无疑也与《三国演义》的成书方式有关。应该说，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曾存在着两个面目迥异的周瑜形象，两者有着民间和史家、真实和虚构、英雄和丑角的区别，形象的正反之中蕴涵着思想理念和审美情趣的差异，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不加选择地都写进一部书中，肯定会出问题，两个人物会在书中打起架来。显然，作者难以割舍，想兼收并蓄，既从史书中取材，又要利用民间传说，但他没有很好地将两者有机融合在一起，并加以贴切地弥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加之小说中周瑜又要作为陪衬人物出现，于是就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不客气地说，这也可以说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败笔，不能因其经典地位而刻意掩饰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现象并非《三国演义》所独有，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小说中，看来这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共性问题，其中的缘由确实值得深思。不过瑕不掩瑜，尽管《三国演义》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失误，但这并不妨碍其古代小说的经典地位。
墨子精神：从消失到重生
醉罢君山发帖时间：2002111716∶47∶00
最近断断续续读了三本有关墨子的书，一本是墨子的著作《墨子》，另二本是孙中原先生的论著《墨学通论》与《墨者的智慧》。虽然这些年也看了一些古代经典，但墨子的著作，总没有深入地阅读，因为说起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已经被儒、释、道三分天下，墨家学问，在中国2000多年的学术史上，被蒙上一层厚厚的尘埃。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在春秋战国时代，在数百年中，儒学与墨学并列为“显学”，但称雄学坛数百年后，墨学突然在文化的视野中神秘地消失，似乎人们记不得它曾经是那样的横扫百家，叱咤风云。也许是因为墨学在许多方面以儒学为敌，所以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令一下时，其命运便已经注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墨子》一书之所以能够保存到今天，乃是寄荫于道家，东晋葛洪先生异想天开地将墨子先生列为道家神仙之列，《墨子》一书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道家的典籍汇编于《道藏》中。这种阴差阳错却为中国保留下伟大的一支学术传统，而这种传统以及其所象征之精神，势必能注入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并开拓出更伟大的传统。
墨家文化中断达2000年之久，墨学退出中华文化的主流，这很值得深思。我认为这是墨家纯洁性使然，没有任何一个专制的政府能够见容于墨家的存在。确实，墨家与其他诸子百家相比，显得那么的特立独行，其不仅仅是学术的流派，而且是准军事组织，准政治组织，是民间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是智者、学者、演说家、辩论家、技术家及武士的集合，有儒家的责任感，有法家的严谨，有名家的智慧，有道家的广博，有兵家的谋略，有纵横家的才气。他们自食其力，不依赖于政府，独立于政府，这无论如何都会让专制的政权为之心惊胆战。墨家不是宗教，但我认为它已超越宗教：有宗教的力量，但并没有宗教的崇拜；有宗教的激情，但没有宗教的偏颇。
梁启超曾列举先秦文化的六大不足：一曰论理逻辑思想之缺乏；二曰物理学实学之缺乏；三曰无抗论别择之风；四曰门户主奴之见太深；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六曰师法家数之界太严。但很令人惊奇的是，墨家正是对这六大不足的补充，换言之，墨家精神，迥异于中华文化的其他分支。墨家的逻辑学，堪称为中国古代逻辑之高峰，这方面十分有意思，但此处我亦不多谈。在物理学实学方面，墨家虽然还未能达到古希腊的数学方法水平，但在先秦诸子中，却是雄视一方，而墨子本人在技术方面与鲁班便不分上下，墨家的物理学成就十分的丰富，详细可参看上面所列举的孙中原先生的两本书。而在抗论别择上，墨家在中国文化中最具有此精神特质；同样，在保守崇古上，虽然墨家也强调古代的经验，但更加强调发展的观点，这也是墨家与儒学的区别之一。墨家有自己的一套严密的理论，但因为墨家实际上更是实际的践行者，所以与其他门派相比，其思辨精神是非常明显，这也使得其理论更多是建立在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基础上，而非徒然的门户意气之争，这从墨家的经典中可以见到——墨家在钻研其他学术流派上是花了许多时间，而对其异议则是分析判断后以理性的眼光给予评判。从这几点说来，墨家在2000年前的思想，即使以现代意义看来，仍然在许多方面可称为典范。
梁漱溟先生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时，曾指出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西方生活方式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极强，缺乏西方的集团生活方式，而西方的集团生活方式，衍生出了如权利、义务、纪律、法制观念等，向下推之于个人，即为个人的权利，向上推之于国家，则是国家观念的发达。中国缺乏集团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过集团生活，墨家就可列为集团生活的典型。汉代后，以家庭为本位的观念兴起，墨家的集团生活方式便无法见容于社会，而其根本的原因，是古秦汉之后，中国专制集权主义高度发展，政治专制臻于完善，学术的自由空间便急剧地压缩，因而学术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与政治专制合二为一，这是儒学的道路；要么躲避世事，空谈玄理，这是道家以及后来进入中国的佛教的道路。所以，墨学学派的消失，是专制集权政治的必然结果，因为墨家实在是太纯洁，纯洁得无法与专制政府同流合污，也无法像道释一样逃入象牙塔之中。
墨家的书籍证明了其不仅是思想一流、技术一流，其军事能力也是一流。《墨子》一书中自《备城门》以下11篇，是不折不扣的相当完整的兵家之作，但同样在历史上被忽略了。本来应该成为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册兵书，尤其在军事工程方面，可谓是一部杰作，只可惜其存在的价值，最终只是用来证明墨家的才能的材料。墨徒们并不是一群书呆子，而是一群随时准备着为“大义”而献身的武士。墨子尝说：“士虽有学，行为本焉”，墨家学问的指归在于践行，他们秉承先秦时代“慷慨悲歌”的“士”的精神，并将此精神发扬到极至。即使是墨家的反对者，在这一点上，也不得不承认。陆贾《新语》记：“墨子之门多勇士”；《淮南子》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多存在于民间，究其本原的话，与墨家大有关系。扶弱以抗强，一直是墨者的本色。这我们从墨子的徒弟禽滑厘的一句话中可看出：“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先秦诸子中，像墨家这样坚定地站在弱者一边，实在是绝无仅有，而同情弱者，正是侠义精神的发端。梁启超曾将墨学分有兼爱、游侠、名理三个分支，对于其游侠精神，梁启超评道：“凡兼爱者必恶公敌，除害马，乃所以爱马也。故墨学衍为游侠之风。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为而为也，殉其主义而已。自战国以至汉初，此派极盛，朱家、郭解之流，实皆墨徒也。”朱家、郭解之流到底是不是墨徒，这有不同的见解，但至少其在行侠之一方面，是与墨子之徒相一致，所以这里我想结合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来探讨墨家的衰亡。
韩非子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学一旦与政治同流，成为立法的根据，儒学便完全实现合法化；而以侠义自任的墨学，既然已经做好同弱者共进退的准备，最后必然是走向强权政府的对立面，成为强权专制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墨家大致是在秦统一后迅速衰落，而凋谢于西汉中叶，这说明国家专制一旦成熟，墨家便无法生存。秦的统治时期很短，所以侠士在初汉时还很有社会影响力，但随着君王专制的发展，这些以武力行使道义的人，越来越被政府所深恶痛绝，这点我们从《游侠列传》中可以看出端倪：汉景帝时，皇帝派遣使者诛杀以豪侠闻名的济南人瞯氏、陈地人周庸；一代侠客郭解的父亲也是侠士，在汉文帝时被诛杀，而郭解本人则在汉武帝时被诛杀。郭解被诛杀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因为郭解不是一般的人物，司马迁记载：“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俨然是天下侠士的偶像。而郭解被杀完全是政府的阴谋。在一次宴席上，客人们都称誉郭解，有一个儒生很不以为然，就说：“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但这儒生随后便被杀死，估计是郭解的一个门客所为，官府要求郭解交出杀人犯，但郭解自己也不明白究竟何人所为，最终官府认为郭解无罪释放，但此时，作为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决心将郭解置于死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杀之。当大逆无道。”于是诛杀郭解。
从郭解事件可以看出，到了汉代武帝时期，政府对侠士的打击，并不仅仅是因为“以武犯禁”或“杀人”，而是“为任侠行权”，也就是侠士公然行使君王法令之外的一套权力，这一点无疑极大地刺激君王“履至尊制六合”的尊严与权力。据《吕氏春秋》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在墨者集团中，有着政府无法染指的内部法纪，这也是专制的政府所无法容忍的。无论郭解是否如梁启超所说是墨徒之流，以侠义为精神的墨者，势必是统治者所欲除之而后快的，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的提出，更加速了墨学的灭亡。墨家的侠义在践行上受到政府的围剿，继而又在思想的自由上遭到扼杀，虽然历史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我们不难推断，在罢黜的百家思想中，墨家肯定是最受重创的一家，因为数百年的自由学术年代里，墨家是惟一可以同儒学学派相抗衡的。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墨子序》中写道：“与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而《韩非子·显学》也载：“世之显学，儒墨也。”从韩非子到汉武帝，时间不过相去百年，而墨学竟然从举世显学一举坠入深渊，以至于往后漫长的时间里，墨子的名字，竟然极少为学者们所提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为君王集权专制扫平障碍的同时，也扼杀中国文化的灵性与活力，此后的2000年中国文化，再也没有过先秦时代的高峰了。
墨学沉睡了2000年，这2000年，正好是中国帝王集权专制的2000年。墨学的道义，注定其本质精神，是无法苟合于集权的专制政体，而墨学的重兴，也必然要等待君王集权制的崩溃。墨子的学说，在晚清时期重新被重视，这全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当封建专制面临解体时，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