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癸亥，婺州起大火，州狱、仓场、寺观暨民居一半被烧光。
乾道九年（1173）九月，台州起火，一夜未停，烧县治、酒务及市民7000余家。
淳熙九年（1182）九月，合州起火，民居几乎全被烧光。
嘉定五年（1212）五月，和州起大火，烧2000余家。
总而言之，两宋三百多年内，全国发生的大型火灾有两百多次，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主要是发生在首都及各州县城镇上，其中以京城这样的大城市最为严重。以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荣王宫的大火为例，钱惟演《玉堂逢辰录》记述最详尽——
火是四月二十三日夜从荣王宫烧起的，当时大风从东方来，五更后火益盛，未至天明，东宫的雍王、相王、南阳郡王、兖王、王、荣王等六宫府第，一时全部烧净。二十四日，火又烧至承天门，西烧仪鸾司、朝元殿后阁，南烧内藏库、香药库，又东回烧左藏库，又西烧秘阁史馆。
午时，烧朝元门东角楼，西至朝堂。未时，火出宫城，连烧中书省、门下省、鼓司审官院。到了晚上，烧屋舍计2000余间，救火而死的人达1500多，至夜，火仍未绝……
火烧了整整一天两夜，烧得宫人相压，死于灰烬中者特别多，惨不忍睹，焚烧诸库，使香闻十余里外。宫中的大树大都烧毁了，所余者也都焦枯了。尤其是秘阁三馆的图籍，一时俱烧尽。大风中，纸片碎屑，漫天飞舞，源源不绝，飘向汴水……有人叹息道：唐末五代，书籍只存留下来这些，谁知遇上了这么一场火，一点未剩，太可惜了！
这一损失使朝廷既惊又痛，大火过后，着手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补救图书，出示秘本，馆阁传写，且命儒臣编类雠校。宋代的校勘、校理图书官职，就是自此设立的。即使这样，也难以补救图书的损失，到嘉祐五年（1060），朝廷还诏示中外士庶，呈献宫中所缺的图书……
对火灾的痛切认识，首先还是体现在皇帝的自责上。大火刚过，真宗就发表了《荣王宫火延烧殿庭求直言诏》，指出这场大火是“失于防微”，需“弥深于省咎”，诚恳希望“文武官并许直言”，“勿吝倾输”。真宗紧接着将这次起火责任人荣王元俨，降为端王，贬出东京，降封在一个小地，怨怒情绪溢于诏令之中：“用警未然，使烈焰俄兴，燔延栋宇，罪既有归，勿忘修省！”
真宗自责，处分荣王，只能说是表面文章。荣王宫之所以起火，迅速蔓延，看似偶然，其实又是有其内在的必然的因由的——
宋在后周基础上建都于汴，荆南高继冲、湖南周宝权、南唐李煜、南汉刘、吴越钱俶、西蜀孟昶，纷纷辞楼下殿，辇来新朝。他们携妃将雏，举家迁徙，东京一时土木大兴。这和后来的宋廷南渡临安时的情形，有颇为相似之处。
加之赵匡胤一定国就说服高级将领，去买田建房，颐养天年，拥有广地壮宇就成为一时风尚，而处于政治、经济中心的首都，则为宅园建设首选之地。在东京、临安，占地广、规模大的多为王公贵族的住宅。
第六部分 防火第1节 火灾（3）
以东京的此类住宅为例：大中祥符年间景龙门北的李遵勖府第，仅其宅第以东就有隙地百余亩，悉疏为池，构堂引水，异石珍木，冠于京城。后来的蔡京常住的阊阖门外南边的府第，更是宏敞过甚，中有高达四丈九尺的六鹤堂，人行其下，望之如蚁。宅第的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
从这样的例子中，不难想见本不够宽裕的城市空间的拥挤。“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皇畿赋》中的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财大势雄的官僚“侵街”、“侵道”的现象屡见不鲜。
咸平五年（1002），真宗曾下诏令，命右侍禁门祗侯谢德权扩充东京的道路，拆掉沿街而建的“贵要邸舍”，可是招致一片反对声。虽然这次也设立了标记，立于街道两旁，不许越标私建，但真正实行还是很难的。真宗怎么能超越和摒弃他所依赖的统治基础呢？
况且真宗当朝时，也用了14年的时间，修起了壮丽的玉清宫，宫殿占地颇多，二十八星宿，就各有一殿，面积大到2610区。玉清宫所用的楩楠杞梓，都搜穷了全国的山谷。
无限制地建府治第、筑楼修殿，势必要占又大又多的地方，其后果就会使东京的衢巷愈来愈狭隘。熙宁中，皇家作坊工匠因受不了苦，想夺门而逃，可是一个老兵将门关上阻挡，他们便无一人冲出。据说最初是因为这个作坊门巷狭窄弯曲，众工匠不堪忍受，请求将这作坊取直放宽，可是未获准许，工匠们便要冲出这牢房般的工作处。堂堂的皇家作坊也这等狭小，东京门巷的狭小可见一斑。
与唐代长安严格的方格网状街道不同，东京的街道或成丁字形，或成井字形。东京的路面普遍比长安窄，一般不会超过15～20公尺。这可从《清明上河图》上所绘的街道看出来。在东京，不宽的街道两旁，欢门矗立，店楼密列，高低起伏，参差错落，可东京的面积却只有长安的一半，人口却比长安近百万的人口要多，最多时达到150～170万。
以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2）计算，东京的人口约为55万左右，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6）增至为70万左右，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7）增至80万左右。这些数字，当然不包括临时来京者、流动商贩、驻守禁军及其家属等等。有专家曾以天禧五年（1021）城内50万人基数计算，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570余人，从《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这种人如蜂集般的情景。
又如《清明上河图》所绘，在沿街店铺及一个挨一个的贵族宅第后面，又有密密的院落或住宅，也就是说密集的各式的市民居住区，占据了宋代大城市的大部分空间。城市人口增加很快，城市范围并无多大扩展，因而居住非常拥挤，这就使庖厨相近的状况日益突出起来，这是城市火灾的一个重要根源——
程琳任开封府尹时，内宫有一次失火，在场的宫人也都服罪，可是心细认真的程琳，为了明辨是非，就让宫人画了一张火经过的路线图。程琳清楚地看到，这是由于宫人多，居住地方非常狭隘，而炉灶靠近板壁，时间一久干燥了，火灾自然就起来了。
这纯属天灾，而非人为，但从中却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庖厨相近势必会酿成火灾。这也是后人总结宋代城市火灾多的原因之一，即居民稠密、厨灶连绵。一向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王安石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曾先后写了《示江公佐外厨遗火》、《外厨遗火二绝》三首诗。其中一首：
灶鬼何为便赫然，似嫌刀机苦无膻。
图书得免同煨烬，却赖厨人清不眠。
如果没有很多的庖厨着火现象，王安石不会花费这么大的笔墨，更不会以宰相身份写出这样的讽刺诗，这些诗的用意无非是想引起市民们的警惕。
第六部分 防火第1节 火灾（4）
造成宋代城市火灾的第二个原因是宋代民宅板壁居多，砖垣特少。天圣五年（1027），宰相张知白就认为：按《五行志》的说法，宫室盛则有火灾，近来洞真、寿宁观相继失火，这都是“土木太盛之征”。城市中木、竹结构的房屋居多，像临安尤为突出——
绍兴十年（1140）七月，一场大火烧尽了临安的数万屋室，有一裴姓商人，不跑去救他的质库珠肆的火，而是急忙出城，只要遇上竹、木、砖、瓦、芦苇、椽桷，便不问价钱都买了下来。第二天，皇帝传下旨意：“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这位裴姓商人因此获得了暴利，所得超过了他被烧掉的那些财产。
这位裴姓商人，琢磨透了临安着大火之后，需要的必然是大量的以木、竹为主的建筑材料，所以他敢于弃万贯家产不顾，去做这笔更大的生意。这样，临安仍摆脱不了板壁居多的格局，仍潜伏着火灾的隐患。
嘉祐四年，右谏议大夫周湛去襄州任知州，来了一次彻底改革：他发现襄州市民不善陶瓦，住居一律竹屋，时间一长，侵据官道，檐庑相逼，多次着火，危害很大。周湛使命将这样房子，悉毁撤去，自此以后，火患便得到了制止……
宋代城市火灾第三个原因是奉佛太盛，以至家作佛堂，彻夜香灯，幢幡飘引。扫描一下东京、临安两地的寺院庙观概况，便知这些并非虚言——
东京的佛寺有相国寺、上方寺等50余处，道观有朝元万寿宫、佑圣观等20余处，其他祠、庙、庵、院等60余处，封丘门内尚有祆教、拜火教等教堂。临安的寺院，有57处之多，加上近郊的共有300余处，还有庵舍13处，道观仅城内就有20余处……
众多的寺观庵院，加上市民家设神位，节庆祭祀频繁，使城市每天都几乎弥漫在香火之中。从景祐初至庆历中不到十年时间里，玉清昭应、洞真、上清、鸿庆、寿宁、祥源、会灵七宫，开宝、兴国两寺塔殿，相继烧毁，一点遗存也没留下，正像欧阳修所指出的，这全是“累年火灾”造成的。
像宏伟的兴国佛阁，在东京数十里外都能看见，登六七级，才能见到佛殿的腰腹，佛指大皆合抱，就是这样大得惊人的佛寺，也被焚烧荡尽。佛寺着火的故事还有很多——
元丰八年（1077），朝廷以屋数千间，连数坊之地的开宝寺为考试场地。考试刚开始，晚上寺里着起大火，许多试官、执事等，无法逃出。冀王宫大小学教授兼穆亲宅讲书翟曼、奉议郎陈访、宣德郎大学博士马希孟等人，统统丧身火海。火灾过后，偏偏有一名叫焦蹈的人高中了榜首，于是，便有了“不因开宝火，安得状元焦”的民谚传开。
同时也传开了“救火罗汉”的故事。那是因为在救火时，市民们只见一个僧侣在屋上扑火，市民呼唤他下来，他却不听。一会儿，火烧透了屋架，此僧堕于火中，可是，市民们又见他在火中来往奔走灭火。结果此僧在屋架上跌落三四次，到早晨，火熄灭了，人们以为这位僧侣一定死了，一检查，全寺无一僧死亡，只有福胜阁下一阿罗汉像，形面焦赪，汗珠如雨，流淌不止……
这一故事，是根据开宝寺火编撰而成的一段神话，但元丰八年开宝寺的火着得很大，这确是实在的。火由寺院燃起，却又不得不乞求仙佛来帮助灭火，使我们得以较充分地了解了宋代城市寺院火灾的严重性。宋代城市火灾的第四个原因是人为因素。像荣王宫着大火，就是由于掌茶酒宫人韩小姐与亲事官孟贵私通，偷窃了不少金器，后来事泄，王乳母将对她诘责，韩小姐便秉炬烤着了佛堂前帘，当时正刮风，火遂烧了起来……
绍兴十年（1140）临安起火，是因三省官吏侵职既多，物资没多少了，便纵火，想用火灭迹，以使朝廷没办法稽考。又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有一官宦人家，为庆祝妻弟荣升御史，摆下酒席，饮到三更才散。侍候的丫环忙了一整天，很累，随手把灯插在板壁上，一觉睡去，那灯火燃到板壁上，一时烈焰蔓延，这一带数百家居，全被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