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江市中心大市口东约200米五条街小学后身出土的一批宋代苏州儿童嬉戏陶土捏像还可证明：两位儿童，一位摔倒，臀部着地，右臂支撑，脸上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另一位匍匐于地，右臂环曲，左臂撑前，头却高昂。他是将对手摔倒，被对手拖倒在地吗？虽倒犹荣。旁观者为三儿童，中间者站立，右侧者蹲坐，都在为嬉戏的两位儿童鼓气，而左侧一位儿童，神态悠闲，尽在默观。五位儿童，嬉戏观看，姿势毕肖，透露出了体育运动已成宋代城市儿童常修一课，同时也使我们对儿童体质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检阅。
第八部分 婚育之俗第2节 生育（4）
我们又通过另一类《儿童斗蟋蟀图》等，又进一步感觉到了宋代城市儿童再也不是唐代周昉笔下的宫廷贵子的模样，而是带着普通的城市居民家庭的气象出现的“市民样”。巍峨殿堂隐去，市井园圃代之而起，曼回的廊腰，高啄的檐牙，已不再见。一缸一几，一凳一木，一笑一嗔，一争一夺，已和日常生活毫无二致，世俗景象已成为宋城儿童生活的永恒背景。
从陶枕、图画、铜镜中，我们还知道许多新的育儿史实，如《子孙和合图》中的三个儿童，正在盛满水的椭圆盆中作放船之戏。这种船上有楼阁、桅杆，型体重大，属于宋代驶往远洋的巨舰之列，这是育儿方式已有科学技术教育成份的展示。又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一女童一男童，正在一镂空圆几上摆弄玩具，修长直立的花石前的另一镂空圆几上陈列着罗盘、T型图尺，这更可证实在宋代城市儿童中已有了学习科学技术热。
我们又知道，女童已不养在深闺而是作为男童的对衬而神闲气定地出现在各项活动之中，几近主角。如临安像生叫声社中的小女童就是主力，苏汉臣《水戏图》中教坊女童的立机飞丸、绝胜银盘的出演就足以使我们击节赞赏不止。
陶枕、图画、铜镜，如果排列开去，将展现出宋代城市儿童生活、体育、游戏的各个方面——下棋、捉迷藏、歌舞、耍刀枪、戏傀儡、捉蝴蝶、洗澡、吃梅、礼佛、采荷……一个两个富而不尊的风光，一帧两帧华而不贵的画面，一只两只长方形的众童被服杂错的三彩陶枕，一方两方雕铸着群儿亲切围坐的铜镜，组装成宋代城市精致的儿童生活的场景……就好像画了100个男孩《百子嬉春图》一样：有的赏画，有的抚琴，有的上树，有的携幼，有的放风筝，有的舞狮子……生动感人的儿童健康活动的形象的崇厦巨堂已构成，引我们走入，供我们欣赏，使我们像痴迷于伎艺，流连于勾栏的宋城市民一样，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当我们从锻炼其体魄、娱乐其生活的儿童身上，深深感受到宋代这种育儿方式的文明时，也看到宋代城市里充溢着一种对儿童健康持柔弱扶植为主的思潮，以至形成了一种如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呵护有加，而锻炼不足的幼儿保健文化”。这从宋代的医学可以折射出来——
在东京最繁华的马行街上，就设有专治小儿疾病的医家。《清明上河图》可证：有一挂“赵太丞家”招牌的私人诊所，四个大字之间，建筑装饰的斗拱很大，与间壁一豪族住宅门头上的斗拱相较毫不逊色，又与其门首对竖三大高招字牌、门框上的小招牌相映照，颇显富丽堂皇，气派非凡。
铺画中，一坐方凳的妇女怀抱一小儿，对面一着长衫戴纱帽的儒雅男子，手端器皿正向小儿作送药状……从这画面可知，这是东京一家有声望的小儿医铺，它与史载相合，是宋代城市儿童保健独成系统且有相当规模的有力证明。它使笔者又想起临安。在早晨专做批发生意的诸多铺席当中，张省干金马杓小儿药铺，就是其中的一个，它以独特的名称在形形色色的铺席中占有一个席位，证明了宋代城市儿童保健生意是非常兴隆的。
不仅如此，宋代城市儿童保健理论也已成系统，主要表现在居住在城市中的许多医家的著作，如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刘昉的《幼幼新书》，佚名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陈师圣等编的《产育宝庆集》，严用和的《济生方》，佚名的《产宝诸方》等。
有许多医生，是以治儿童疾病而著名的，据说钱乙到东京治愈了长公主及皇子的疾病，并写出了专治儿童疾病的《颅囟经》，其名取自“小儿初生，颅囟未合”之意，论述极为精当，故被授为翰林医学乙幼科，自此冠绝一代，名扬天下。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社会特别是城市对儿童疾病治疗的重视。即使不是专门的小儿病书，如吴彦夔的《传信适用方》、王衮的《博济方》、许叔微的《类证普济本事方》等医书都专设了小儿病方一门。经医家的开掘和研究，人们普遍对儿童体质保健有了明确的认识：儿童生理特点是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因此儿童的治疗原则为“柔润”，不宜痛击和蛮补。
在儿童诊断方面，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较早记载了诊断指纹法，使对儿童疾病的诊断更为科学。从宋代开始，医家发现了儿童最常见的疾病为麻疹、天花（即痘）、惊风、营养与发育不良（即疳）等四类，并归纳出了一系列的防治方法，如对儿童的急惊风，要以镇惊、截风、止搐、清热解毒、祛痰为基本治法。
第八部分 婚育之俗第2节 生育（5）
对儿童的养护也很细致，《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专有《慎护论》，从小儿初生开始，到乳母的哺养，一年四季怎样穿衣服，吃什么好，不应吃什么……都明明白白一一写清。董汲编著的《旅舍备要方》，还针对寄住旅途之中的儿童常见的疾病对症备好了药方。
百般呵护、精心养育儿童的这种思潮，还反映在食品保健方面。在宋代城市中就出现了专为儿童制作的保健食品，以糖果为最，其原因就是这一时期，人们都认识到如王灼《糖霜谱》所说：糖是消痰、除心烦热的佳食。而且，糖还可以在制作时使用方圆雕花等模子，做成象形糖，如宣仁太后曾在熙宁年间的上元灯节时赏赐皇家外族的每位儿童两个乳糖狮子即是一证。
宋代城市的儿童糖食，多做成“戏剧糖果”样式，在笔者的视野中，这是糖与果联在一起为一词的较早出处。想来必是以吸引人的戏剧中的各种形象制成糖果，以使儿童更加喜爱。这些“戏剧糖果”种类很多，主要有：行娇惜、宜娘子、秋千稠糖、葫芦、火斋郎果子、吹糖麻婆子孩儿、糕粉孩儿鸟兽、像生花朵、风糖饼、十般糖、花花糖、荔枝膏、缩砂糖、五色糖、麻糖、锤子糖、鼓儿饧、铁麻糖、芝麻糖、小麻糖、豆儿黄糖、杨梅糖、荆芥糖、破麻酥，等等。除儿童糖食外，较多的还有儿童点心小吃，如：沙团、箕豆、法豆、山黄、褐青豆、盐豆儿、榧子、蒸梨儿、枣儿、米食羊儿、狗儿、蹄儿、蛋儿、栗棕、豆团、糍糕、麻团、汤团、水团、汤丸、馉饳儿、炊饼、搥栗、炒槌、山里果子、莲肉、数珠、苦槌、甘蔗、茅洋、跳山婆、栗茅、蜜屈律……
这些食品易消化，以甜居多，如“水团”，陈达叟《本心斋疏食谱》，曾对这种食物这样描述过：“团团秫粉，点点蔗霜。浴以沉水，清甘且香。”这表明水团是用秫粉包糖，用香汤煮熟而成。这样的食品是很适合儿童的生理特点的。
为了使儿童健康成长，宋代城市还形成了一种以儿童及其形象祈祷去邪纳福的风气。它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七夕时节，如东京的小儿女在这一天，须买新荷叶执之，效颦摩罗。至临安，这种风气仍在沿续，《梦粱录》说：“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记也。”实际，早在唐代城市的寺院里就有这种现象，段成式《酉阳杂俎》说道政坊宝应寺有齐公所丧的一岁孩子，“漆之如罗罗”，供奉在寺中。这证实了摩罗的来历是与宗教祭祀有关。《阿弥陀经疏》可证：释迦牟尼出家六年，罗罗生了下来，诸侍皆疑他不是佛种。释迦牟尼成道后，还宫说法，罗罗的母亲、释迦牟尼的妻子耶输陀罗，为雪清白，让罗罗持“欢喜丸”赠父，释迦牟尼为检验罗罗是否是亲子，遂将诸侍者尽化为佛，可是罗罗却将丸准确地交给释迦牟尼，诸侍者方信他真是释迦牟尼所生。罗罗在佛经中的含意是“覆障”，即因他居母腹七年方生而得名，但他与释迦牟尼相逢便认，显示了他具有极其聪颖的慧根。罗罗15岁出家，在佛的十大弟子中密行第一。在七夕节时用罗罗“乞巧”，祝愿妇人生个男孩，是再合适不过了。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接近摩罗形象的是河南博物馆所藏的一宋代白釉加彩陶瓷童子玩具，其形象是童子上身着背心，敞怀露腹，手持荷叶，骑坐在鼓形绣墩上，腰间扎带，带垂两腿间，红黑彩釉，钩画眉目，仪态大方。
据此，我们可以想见，宋代城市中所售据梵文罗罗音译讹传而成的“磨喝乐”，或可称为“魔合罗”的，大致如是。许多市民之家为了追求一个品质俱佳的摩罗，不惜倾注血本。宋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碾玉工匠，就想用一块上尖下圆的玉，“好做一个摩侯罗儿”，即是一例。
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玉器来看，玉雕摩罗童子确为一大宗，其形象一般多为短衣窄袖，手腕带环，有的身着小马甲、大肥裤，形态各异，最为常见的为执荷叶童子。这一形象起源于佛书《杂宝藏经》，说的是——
波罗奈国的仙山，梵志神住在山上，他经常往山石上大小便，有一只雌鹿舔食了他的便溺而怀胎，生下一女。梵豫国王知道后，娶了此女。此女怀孕月满时生下了千叶莲花，但被大夫人放在篮子里扔到河中任其漂流。乌耆延王领众侍打捞上来一看，莲花的每一片叶子上都有一个小儿，于是他便加以养育，这些小儿都长成了力大无穷的勇士。宋代的摩罗形象吸收了这一情节，如苏汉臣的《婴儿戏舞图》，所绘的就是赤身系红兜肚的数名婴儿，戏舞在如碗般大的数枝荷花旁……很明显，这是将宋代城市生育的理念融化其中了。
这样经过点化的摩罗形象，寄寓了市民们祈求聪明，祈求健康，祈求多男多子，祈求佛家保佑的愿望，以至在宋代城市中摩罗已发展成了颇具广泛意义的各式各样的泥孩儿。这些泥孩儿不光在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城市屡见不鲜，就连苏州、常州，甚至鄜州（今陕西富县）这样的中小城市也出现了专制从二寸到七寸不等的泥孩儿的专业手艺人，著名的有袁遇昌、田等。
他们制造的摩罗泥孩儿，主要是供市民在生育活动中使用的，如祭祀，如敬神。许棐曾描述过一妇女买摩罗泥孩儿之际的心情，是很具代表性的：“少妇初尝酸，一玩一心喜。潜乞大士灵，生子愿如尔。”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宋代城市的生育思想是凭借着艺术化的摩罗形象而深入人心的。
第九部分 休闲第1节 狂欢上元（1）
美国学者伯高·帕特里奇的《狂欢史》曾总结狂欢类型，认为一类是与社会道德相一致的集体狂欢行为。他追述古希腊人经常举行的这种集体狂欢时说道：
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