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这样的绝技，若不加以考寻，恐怕现代人无法知道这类绝技的确切面目。像鱼跳刀门，从字面上考查，是利刃竖起之门，使鱼跳过。可如何跳？笔者翻阅史料，从陈继儒的著作中得知一训练舞鳌法，可以佐证：
烧地置鳖其上，忽抵掌使其跳梁。既惯习，虽冷地，闻拊掌亦跳梁。
以此条记载映照鱼跳刀门，可知鱼跳刀门的表演方式，是用响声刺激鱼高高跃出水面，跃过刀门。
使唤蜂蝶，乃宋代新发明的幻术，会者甚少，只有庆历年间，一唤张九哥的伎艺人，曾为燕王表演。他取一匹帛重叠，剪成蜂和蝶，蜂蝶随着张九哥的剪子飞去，或聚到燕王衣服上，或聚到美人钗髻上，这场面使燕王大悦。片刻，张以怕失去燕王的帛为由，招呼蜂蝶一一飞回，一匹帛又完好如初……
以上所述绝技，只在东京上元夜演出，其余场合尚未见到这类演出的踪迹。这属于专业性的伎艺，需要伎艺人长时间的钻研才能在公众面前出演。在上元夜较多的是群众性的自娱自乐演出，娱乐的市民构成了狂欢上元的主体。如临安的舞队，一伙竟达千人之多。舞蹈演出的波澜从冬至以后就翻卷了。那些为了赚钱的乘肩小女的小舞队，每晚灯烛初亮，便响起声声箫鼓。除了专供豪贵欣赏，舞女们还去客邸最盛的三桥等处，往来舞蹈，收费也不高。“茸茸帽遮梅额，金蝉罗剪胡衫窄。”她们故作奇异的外来装束就足以使市民争看不已了，所以“欲买千金应不惜”，更何况她们舞姿动人，市民即使倦意重重也强随着她们演出的鼓笛，甚至看完“归来困顿春眠，犹梦婆娑斜趁拍”。待上元之夜，她们便汇入了数以千计的舞队中了。
如果说乘肩小女的演出是商业性的，而这时上街的舞队，则完全是娱乐性的。苏州的灯市上，就有着夹道陆行为竞渡之乐的划旱船舞和水傀儡舞。还有“钳赭装牢户，嘲嗤绘乐棚”等戏耍。临安的舞队，则更是规模庞大，花样百出了，可以说是以人物故事为主，将唱、念、做、打兼容一体的歌舞戏剧大汇演——
像“村田乐”以乐旦、正末扮为一对在农村劳动的伙伴，用唱对念，表现了田野丰收的喜悦之情。“瞎判官”表现的则是戴假面，留长髯，着绿袍，穿靴抱简的钟馗形象。他的旁边有一人用小锣相伴招，并伴有舞蹈动作。更有胜一筹者，如“抱锣装鬼”，他们穿着青帖金花短后衣服，帖金皂裤，赤脚携大铜锣，装成厉鬼，踏舞步而进退。
还有动人心魄的“武舞”：一人舞大旗，一人翻筋斗；人在旗中扑，旗在人中卷。“狮豹蛮牌”又是另一种格调：许多挥舞木刀枪持兽面盾牌的健儿击刺打斗，在乐队奏出的“蛮牌令”中，他们变化阵势，两两对舞……
上元之夜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民间艺人还将流传于临安的一桩佛教轮回，冤冤相报的传说——“月明和尚度柳翠”，编演成“耍和尚”的滑稽舞蹈。和尚是坚决不允许近女色的，但是月明和尚却因柳翠女子破了“色戒”。艺人偏选这样体裁，搬演到市民中间，又名为“耍”，肯定是对崇高如神的佛家人物加以无情的嘲弄，动作引人笑乐不止……
市民需要的只是开心，所以各种平时不易登场的节目，在上元之夜尽管演出，无人会加以干涉，只会加以喝采。傀儡戏就在这时大派用场。如“快活三郎”，原是用泥捏塑人物，有机关以动手足，货于市中的泥偶玩具。由于受人欢迎，艺人便以它的形体，编演成了快活三郎、快活三娘的傀儡戏。
第九部分 休闲第1节 狂欢上元（4）
据宋代笔记载：有一刘姓者，经常酣饮，饮酒时必大呼连唱“快活”二字，故人们送他一“刘快活”的绰号。于此可知，所谓“快活”，乃是无拘无束之意。甚至大诗人苏轼都将“快活”入诗，如“丰年无象何处寻，听取林间快活吟”。在宋代城市中，“快活”是使用频率较高的市民用语，成为市民狂欢情绪的一个最为通俗的反映。
类似傀儡戏的，还有踢蹬鲍老、交衮鲍老，也都是：身躯扭得村村势势，舞袖舞得郎郎当当。此外，苏州的鼓乐社火，都不可悉记，更何况临安化装舞队，队队相与竞夸了。他们摘采生活中的现象，加以升华，大抵以滑稽取笑，可谓“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呈”。
像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乔教象、乔焦、乔谢神、乔捉蛇、乔学堂、乔宅眷、乔像生、乔师娘、乔卖药等等，“乔”为“装”，必定是加以装扮生发，加以调侃诙谐。这样多的好戏集中在一起，引得许多心盛少年，拦街嬉耍，这就使本来簇拥不前的舞队，更无法行进，以至天亮了，鼓吹还不绝于耳……
从正月十五日到十九日这五夜，政府每夜都派官员点视舞队，规定舞队南到升阳宫赏酒烛，北至春风楼赏钱，这就是皇家的所谓“买市”。皇家所买的还包括上元的“节食”，那就是小贩们向市民大肆兜售的乳糖圆子、水晶脍、韭饼、蜜煎、生熟灌藕、南北珍果……
这些“节食”除乳糖圆子外，其时令色彩远不如苏州节食那样风味独具。苏州一入正月十五，市民就锅抛下糯谷，转手翻成米花，以爆谷，俗称“爆孛娄”，来卜年华，占喜事，问生涯。家家又簸米粉，作名为“圆子”的米粉丸。市民还吃麦芽熬成的白饧，俗言吃这种糖，能去乌腻，所以又唤“乌腻糖”。还有春茧、宝糖都入上元“食次”。
临安的节食大异苏州节食处，是市民吃食物的劲头还没有看买上元节食的兴趣大，因为政府差出的吏魁用大口袋满装楮券，只要遇上小贩，便犒以数千钱。于是，小贩中的狡黠者，用小盘子装几片梨、藕，一次又一次从稠密的人群中腾身挤到吏魁面前，请支“官钱”。官吏虽然明知他是几番来请支“官钱”的，也不公开禁止。
这种近似闹剧的买卖节食的行为，盖出于政府对上元之夜所制定的只要玩得痛快百无禁忌的指导思想。整年身居深宫的皇帝也非常需要狂欢上元来调剂精神，几乎每年的上元之夜，皇帝都要做出与民同乐的样子，原因就在于此。自大观元年（1107）起，东京的彩山中间还高张大榜，用烫金大字书写“与民同乐万寿彩山”。为了兑现这一口号，普通市民都可以登上这灯光灿烂的彩山观灯、玩优戏。
上元时的城市，已经完全陷入了一种狂热的欢乐气氛之中。整整五天，每个人都是穷日尽夜才回家中，没有闲空睡一觉，也来不及小憩，神情朦朦胧胧地相互招唤着赶快整理一下“残妆”，再出去游玩，因为邀请的客人已在门口等候了……
有的贵族之家就在上元之夜专去看人，至于大城里的人，如东京、临安两城，更是引人多看了。因为此刻，就连从驾臣僚也接受了皇帝赏赐的宫花，簪在耳畔，引得人人都羡慕，市民遂想出别法效仿——
妇女们都戴上大如枣栗、似珠茸的灯球灯笼，以及缯楮做成的玉梅、雪梅、雪柳、菩提叶、蛾蜂儿等，以至传诵出这样的词儿：“灯球儿小，闹蛾儿颤，又何须头面。”男人们则用白纸做成的飞蛾，用长竹梗“标之”于头上，穿行在稠人列炬中间，真似漫空飞舞的“蛾”。
更有甚者，有一种唤为“火杨梅”的食物灯火，是用熟枣捣炭丸为弹，再串在铁枝上点着火。显然，市民不是为吃它，而纯属是为了插在头上，在本来已经很耀眼的灯光中，别出一“火”……“此时方信，凤阙都民，奢华豪富”，这是崇宁年间进士李邴，看到东京上元之夜的情景而发出的惊讶之语。
更使人惊讶的，是上元之夜青年男女的活跃。只要彼此钟情，就可以成其好事，有男女双方一识便意浓，在巷陌又不能驻足调笑，便到市桥下面“野合”寻欢，然后便道别分手……这种就像喝一杯水一样随便的异性相交，在整个古代城市上元历史上也是鲜见的，它标示着宋代城市上元狂欢，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第九部分 休闲第1节 狂欢上元（5）
青年男女们的性需要赤裸裸地释放了出来，毫无顾忌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手拉手，肩并肩，仅端门一处这样的少男少女，“少也有五千来对儿”。他们将上元之夜当成了自己纵肆情爱的乐园，许许多多青年男女由相识到相爱到结成永久夫妻的故事不绝于闪闪的彩灯旁……
宋代的小说家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搜集上元青年男女的这种独特的狂欢情爱，写成了一篇《张生彩鸾灯传》。小说家着力描写了一位轻俊标致的张舜美秀士，是如何见到一位随一盏彩鸾灯而来的绝色美女，便进行“调光”的。小说家总结的《调光经》法，堪称一篇上元之夜浪子与女子调情的“指南”文字——
情当好极防更变，认不真时莫强为，锦香囊乃偷期之本，绣罗帕亦暗约之书。撇情的中心泛澜，卖乖的外貌威仪。才待相交，情便十分之切；未曾执手，泪先两道而垂。搂一会，抱一会，温存软款；笑一回，耍一回，性格痴迷。点头会意，咳嗽知心。讪语时，口要紧；刮涎处，脸须皮。以言词为说客，凭色眼作梯媒。
这“调光”，像大野奔雷，豁亮无掩。这“调光”，似长川大河，一泻无余。它将平日不敢明言的被认为大逆不道的男女之间的调情，公开出来，明确出来，并涂以游戏放浪的色彩。为了使“调光”经得起检验，小说家还用一段文字刻画了张与女子的“调光”成功：
说那女娘子被舜美撩弄，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乱了，腿也苏了，脚也麻了，痴呆了半晌，四目相睃，面面有情。
于是乎，张舜美与那女娘子情做一处，于上元之夜相约私奔……而这只不过是上元之夜千千万万狂欢青年男女中的一对，小说家加以浓缩点化为一段狂欢佳话，供市民欣赏品味。实际上，《张生彩鸾灯传》的原型是《醉翁谈录》中的《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
那是狂欢上元之时，有不满自己婚姻的妇女，大胆地将写上“得此物有情者，来年上元夜见车前有双鸳鸯灯可相见”字样的香囊、红绡帕掷于乾明寺殿前，以期求年轻男子，有一叫张生的秀士拾得这一信物。
在来年的上元夜，在雕轮绣毂、翠盖争飞的车流之中，张生见到一挂双鸳鸯灯的香车，他勇敢上前，用诗句向这位未见过面的女子倾诉了衷肠。车中女子一听便知去年上元夜遗下香囊、红帕的事成了。张生和这位给一位太尉做偏室的李氏会了面，并在次夜三鼓时分私奔出城，去苏州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种事颇具传奇性，但在狂欢上元的青年男女之中又是非常自然的、完全可能的。青年男女们的大开大合、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大快大闹的故事，不仅仅是给文艺家们提供了一个无比丰富的创作源泉，更主要的是使上元的狂欢更能煽情，更具节日的号召力。
但是，就在绮罗丛里、兰麝香中，正宜狂欢之际，也屡屡发生许多鼠窃狗盗乃至趁乱抢人的事情。如神宗朝，王侯贵戚女眷，在宣德门外两庑设下用绢缎、布匹扯作的帷幕，摆下酒肴，观看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