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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不搞资本主义！”
“贫下中农不吃二茬苦不受二茬罪！”
“坚决反对分田到户！”
“坚决反对解散生产队！”
“社会主义万岁！”
“共产党万岁！”
游行示威的庄稼人惹得沿路其他村的一些人跑出家门，站在路两旁观看。有的人拍手叫好，还有一些人尾随在了这支队伍后面，一同振臂高呼口号。
这支队伍涌进公社大院里的时候，党委书记江涛正在主持召开党委会。田水祥带头呼喊：“江涛站出来！我们要见江涛！”会议即刻被中断了，江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从办公室里出来一看，院子里站着几百农民。江涛说：“我就是江涛，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几百个农民围拢过来，将江涛围在了中间。田水祥说：“我们松陵村不搞单干，要走社会主义的路。”江涛说：“谁让你们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田水祥说：“你。”田得安说：“我们贫下中农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之间就要回到解放前，我们不干！”几百农民一齐起哄：“我们不干！”江涛耐心地解释：“搞责任制也是搞社会主义。”庄稼人一听，一齐呐喊：“骗人！我们不搞责任制！”这一干子人涌动着，他们把江涛团团围住，有的人伸出了拳头在江涛头上乱挥。江涛的话还没出口，就被几百人的喊叫淹没了。社长李辉一看就要出事了，他吩咐办公室主任骑上自行车去松陵村叫田广荣到公社里来。
田水祥逼着要江涛答应，松陵村不搞资本主义。江涛还在解释：“责任制和资本主义是两回事。”田水祥说：“你不要给我们上眼光雾了，我们不是瓜。”田水祥只要江涛回答一句话：答应还是不答应？当然，江涛是不能答应的。江涛一看这些挥着拳头的庄稼人十分愤怒，激昂的情绪和当年斗争走资派没有两样，如果他不答应，这些人很有可能将他砸成肉饼撕成碎片，因此，他不正面回答田水祥，只是给这些庄稼人解释搞生产责任制的目的和意义。这些庄稼人根本不听江涛的话。不知谁喊了一声：“打！打这狗日的。”即刻，好多双手臂挥动着，挥向了江涛。没有下到村上去的其他几个机关干部吆喝着向里圈冲，他们想把江涛解救出来。庄稼人一看，便和这几个机关干部扭打在一起了。这些机关干部就不是庄稼人的对手，庄稼人两下就把几个干部放倒了。公社大院里乱成了一锅粥。有人故意吱妈喊爹煽动气氛。一个副社长已被打得满脸是血。
这时候，田广荣来了。他是骑着自行车来的，一副急呼呼的样子。
田广荣站在院子里的花坛栏杆上，大声喝喊：“住手！都给我住手！”
田广荣的喝喊声跟太阳地里响了一声炸雷一样瘮人，将松陵村的庄稼人震住了，对田广荣的声音，他们是熟悉的。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田广荣这么严厉的喝喊，喊声仿佛把嗓门喊炸了，像锥子一样向人心里戳。他们一看，田广荣怒气冲冲的，眉毛似乎竖起来了，秃了的顶比他的嗓子还亮。在田广荣的喊声中，庄稼人即刻住了手，也不再喊叫了。
“你们得是想造反？啊？回去！都给我回去！”
田广荣手一挥，那样子，仿佛牧羊人赶一群不听话的羊。田水祥第一个回过了头，他一看，田广荣脸色铁青，目光如刀。他挤出了人群，蔫头耷脑地走了。其他的人一看，田水祥退却了，知道闹不出什么结果来，就散伙了。他们跟着田水祥走出了公社大院。刚才还高涨的情绪跟霜杀了的麦苗一样。在这种场合，田广荣的威力抵得过一百个江涛，公社里的机关干部看得清清楚楚。
幸亏田广荣来得很及时，除了那个副社长流了点儿鼻血外，其他的机关干部，包括江涛在内都没有伤着什么。不然，谁知道这些庄稼人会闹出什么乱子来。遣走了松陵村的庄稼人，田广荣来到了江涛的房间，他痛心疾首地向江涛做了检讨。江涛问他，为什么没有把这些人拦住？田广荣说他没在家。田广荣没有说谎。在田水祥他们还没有把人组织起来之前，他就到县城去了。他说他是和女儿一起到凤山中学去报名的。这是田广荣事先就策划好的，他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卸掉。事态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田广荣心里明白，他的目的是给江涛施加压力，但他又担心田水祥把事情弄大了，弄砸了，就老早从县城里回来了，他料到，残局还需让他来收拾。他说：“是不是给派出所说一说，抓几个带头闹事的？”江涛说：“不行，那使不得，群众想不通，能理解，你回去，好好给大家做工作。”田广荣喜滋滋地回到了松陵村。交人遇事看人心。他很佩服江涛，江涛够聪明，如果叫派出所的干警抓几个人，就有好戏看了。可是，江涛没有上他的圈套。这是一次实地演练：他有办法将松陵人鼓动起来，也有能力将他们弹压下去。田广荣越发觉得，手中的权力对他来说有多重要。田广荣比谁看得都清：分田到户等于他对松陵村人的失控。生产队不只是一个劳动群体，生产队是他能握在手中的很质感的一部分，把生产队掌握在手，就等于将松陵村掌握在手了。各家种各家的地，各家吃各家的粮，他靠什么掌握松陵村？有这个集体就有他，几十年来，他靠的就是这个集体，他对这个集体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他记得，“文革”刚开始不久的夺权就是先夺公章，一个小小的公章就标志着一个单位，标志着权力。从公社里开毕“三干会”回来的当天晚上，田广荣回到了大队办公室，他将松陵村生产队的公章和他个人的私章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仔细端详。党支部没有公章，他的私章就代表党支部。在他的眼里，这两个印章随着分田到户，分量就会变轻。他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在两个印章上划来划去，以致将印章划成了碎片。随即，他抓起两个印章，狠狠地摔在了脚地……
田广荣没有吭声，他想，你还知道我是老干部？谁知道你给我安的是什么心肠？他还以为，江涛是礼节性的看望，或者是来打探他是真病还是假病，假惺惺地说：“你看，现在正搞责任制，我在炕上实在是躺不住了，躺下也是活受罪哩。”
江涛说：“你安心养病，工作上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叫祝永达担任松陵村的党支部书记。本来，就该叫你休息，考虑到永达年轻，还要你带一带，就叫你担任副书记，协助他工作。”
田广荣一听，简直如五雷轰顶，他抓住被子，看着江涛，半晌说不出话来。他的惶恐不安一点儿也不掩饰，江涛看见田广荣抓住被子的右手在颤动。脸上很难看，那秃了的顶似乎蔫包子。
江涛说：“该交代的工作，等你病好了再交代吧。”
田广荣说：“永达转正才两年多，他……”
田广荣欲言又止了，他不能说，祝永达能行吗？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词汇表达他的意思：既不反对祝永达当书记，又不愿意让出自己的位子。可惜的是，他的脑海里闪不上来这样的词汇，站在几千农民面前滔滔不绝妙语连珠的田广荣嘴笨词穷了，他显得十分窘迫，秃了顶的脑门上浸出了汗渍。
江涛说：“所以，公社党委才决定，叫你带一带祝永达。”
田广荣立时听明白了，如果祝永达党龄长一些，恐怕叫他连副书记也不会当。田广荣看得出，他的村支书已不可能再要回来了，他换了语气：“江书记，你放心，我会尽力协助永达搞好工作的。”
江涛和祝永达一走，田广荣一句话也不说，他微闭着双眼，木然地靠在炕墙上，似乎在沉思，似乎在一点一点地吞咽那苦果。他这才猛然间意识到，解散生产队未必会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灾难，而丢了手中的权力才是真正的灾难。他后悔自己不应该躺倒，他应该顶着干才是，躺倒就意味着逃跑。他觉得，他看错了人，他以为，江涛也会像前几届的书记、社长一样尊重他，遇事让他三分。没想到江涛会这么绝情这么厉害，不叫他当书记也不事先和他打招呼，叫他不干，一句话就完事了。他在松陵村苦心经营了三十年，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知道，那个副书记的头衔只是让他挂个虚名，给他一点安慰。田广荣心里跟椽戳一样，难受极了。薛翠芳也不知道怎么劝田广荣才好，她明白，田广荣把手中的权力看得比命还重，一夜之间，他就没权了，他能不痛苦吗？田广荣没有进城去找老领导，他在炕上躺了一整天。晚上，薛翠芳上了炕，悄没声息地脱了衣服，脱得赤条条的，偎在田广荣的身边。田广荣睁大眼睛看了看薛翠芳，薛翠芳第一次发觉，他的眼角里挂着一丝凶狠的光，那光苦如黄连，冷似冰块。突然，田广荣仰起头来大笑不止，他笑得浑身筛糠似的抖动，笑声震得窗户纸尖刻地发响，薛翠芳吓得不敢动弹。“起来，你起来。”田广荣叫薛翠芳穿衣服。薛翠芳说：“你不是说要老早睡觉吗？”“叫你起来，你就起来。”田广荣的口气硬如钢铁。薛翠芳十分茫然，迷迷糊糊地爬起来穿上了衣服。田广荣说：“你下去，给我炒一盘菜，热一壶酒。”薛翠芳说：“你想喝酒？”田广荣说：“想喝，想喝醉。”薛翠芳说：“你有病，这身体……”田广荣冷笑一声：“连你也认为我有病？”薛翠芳不敢不从，下了炕，进了灶房。
三两白酒下了肚，田广荣咬着牙说：“好呀，我干了三十年，还没找到对手哩，祝永达，咱走着瞧吧，我就不信，自己养的狗要咬自己人。”田广荣把全部的怨和恨都集中在祝永达身上了，如果祝永达不接手，他的位子能丢了？如果不是祝永达要抢他的权，江涛能让祝永达干？祝永达算什么东西？如果不是他的提携，祝永达能入党？能到大队里来工作？这才叫忘恩负义，这才叫吃谁家饭，砸谁家的锅。田广荣在心里说，松陵村的事，只要你娃能干下去，我就服了你。他想，江涛不能老是住在松陵村，等江涛走了，再和祝永达算账也不迟。在田广荣的心目中，松陵村的权力本来是他的，只能是他的。好汉不吃眼前亏，眼下的事，他还得应付过去。他将酒壶里仅有的那两杯酒倒出来喝干，将盘子里的菜吃得一根也不剩，然后，推开杯盘，趴在炕上，给公社党委写了一封检讨，将他这一个多月来的工作做了检查，并表示要很好地配合祝永达，把生产责任制工作搞好。阳奉阴违，明里一套，暗里一套，是他做人的法宝。检讨写好之后，他又念了一遍，觉得措词都很恰当，放在了枕头旁边。在他手里丢失的，他一定要夺回来。活了大半辈子，他只认一个道理：人世间就是弱肉强食。他要做强者，就得有权，就得强取豪夺。田广荣一看，偎在他身边的薛翠芳已经睡着了，他抓住她那光溜溜的胳膊把她摇醒了，睡眼惺忪的薛翠芳说：“我穿，我迷糊一会儿就穿。”田广荣说：“谁叫你穿衣服？”他侧过身来，满嘴酒气地在薛翠芳脸上乱啃，薛翠芳糊里糊涂地抱住了他。他不管薛翠芳乐意不乐意，趴上了她的身体，似乎还在睡梦中的薛翠芳觉得田广荣不是和她交欢，而是在解馋、解恨。他来得很猛烈很粗野，仿佛一只老狼冲进羊圈里乱嘶乱咬。
没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