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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第97节 真实得像一场恶梦
四天之后我突然接到小伟哥的电话，他开口就说：“沈哥啊沈哥，你们究竟怎么回事啊！” 他的口气听起来十分夸张，而他的话本身也让我感到非常诧异。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因为据我所知，他应该不可能得知我和严浩的遭遇。 “什么意思？你说明白一点好不好？”我问，心里开始有不祥的预感。 “你真的不知道？”他似乎比我还诧异，停了两秒钟才继续说，“可是，就算你没听说，你也总不会连电视都不看的吧？这么大的事件！” 我不耐烦起来：“有屁快放好不好！” “好好好，我说我说！”他顿了顿，仿佛要强化效果似的，放慢语速加重语气地说，“赵志鹏前天晚上单枪匹马拿把菜刀把上海滩数得上号的人物——何先生给做了！” 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巨响。而小伟哥还在热情洋溢地继续说下去，“这家伙真的是疯了，竟然敢动何先生，我一听说就猜想一定是你们出了什么大事，乖乖，搞得这么大阵势居然我一点都不知道！难怪我这么长时间都见不到你们——可是，可是奇怪呀，你居然也不知道，难道这家伙吸毒过量了自己拎不清爽以为是在拍电影？不对！他连烟都不抽，怎么可能吃白粉呢？奇怪，真是奇怪……” 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已经松开，然后我眼看着手机擦着自己的胳膊在空气中沉下去，在肮脏的化纤地毯上渐起一蓬灰尘。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意识里朦胧地感觉到自己正踩在地雷之上，只要稍有移动就会在爆炸中被四分五裂，支离破碎。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茫然地恢复了一点意识，我慢慢地蹲下身，捡起手机，拨回去。接通之后，我问小伟哥：“你知不知道他关在哪里？” “你想去探监是吧？我也想啊，至少也得问明白他究竟为什么干这种傻事。”小伟哥叹了口气，“可惜呦，探监恐怕是没机会了，这个呆鸟当时就被何先生的保镖开枪打成了重伤，现在还不知道躺在哪个医院里急救呢。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了，公安什么消息也不公开。” “那么开庭呢？” “开庭？这种超恶性案件，肯定要从速从严解决，证据确凿，没话好说，多半等不到他出院就缺席审判，能下床了就直接拉到郊外枪毙。就算他好得快，根据我的经验，开庭也不会公开，你知不知道何先生牵扯到多少黑白道的大人物？所以没什么可想的了。” 我不知道还可以问什么。呆了一会，掐掉了电话。 我走到阳台前，靠在门框上，滑坐到地上。我开始一支接一支地点燃香烟，近乎饥渴地吸食它们的热量。但是无济于事。我无法阻止体温的消失，我觉得自己正在渐渐冻僵。寒意漫过胸口，最后终于淹没了大脑。我把空烟盒丢向楼下冷清的街道，用双臂紧紧地抱住自己。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颤抖。 最后我终于飘浮起来，终于开始假想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电影。但就在这时，房门被推开了。我无法再继续自我欺骗，因为我看到了活生生的徐海云，她有血有肉地走进我的视野，真实得像一场恶梦。
第五部分第98节 带我去一次外滩
“你走吧。”我把上海到长沙的火车票和所有剩下的钱摊开在徐海云的面前，用尽可能平静的声音告诉她。“为什么——”她声音颤抖地问。“都结束了。”我说，低头弹烟灰，避开她的目光。 过了一会，她慢慢地站起来，走进卫生间。我抽着烟，一言不发地等她。过了很久她才出来，眼睛红肿，但表情竟异常平静，额前的发丝上还沾着水珠，似乎刚洗过脸。她走 回我面前，站了一会，拿起火车票看了一下时间，转身开始默默地收拾行李。她本就没什么可整理的，只有一些换洗的衣服和日用品，全部被装进我早已准备好的一个手提袋里。最后她把床上的钱装进衣袋，对我说：“我可不可以向你提最后一个要求？” “说吧。”我在一个装了一点水的易拉罐里摁灭烟头，举起手掌按摩自己涨痛的眼眶。 “可不可以带我去一次外滩？”她顿了顿，伸手拂了一下垂到眼前的几缕发丝，“我在上海呆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看到过黄浦江。” 我默默点头。 初春的堤岸上寒风咆哮，冷冽刺骨。我缩手缩脚地坐在远离江面的石阶上，连烟都无法吸，只能木然地望着她的背影，不时取出手机看时间。 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倾斜的防波堤前，瘦弱的身体被狂风吹得摇摇欲坠。有几次我甚至怀疑她想要纵身跳下去。但她什么傻事都没做，只是安静地站着。过了很久，转身走回到我面前，笑了笑。 “好了，我看够了，走吧。”她说。 我帮她提着手提袋。漫长的途中再没有一句对话。在候车室门口，我把东西递给她，愣了半天，告诉她，“答应我，回到长沙，找份像样的工作，将来嫁个正经人，好好过日子，别再到处乱跑。好奇心会毁了你的。”这番话说出口后，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可笑。她沉默了片刻，嘴角撇出一丝浅浅的笑意，对我说，“放心吧，外面的世界，我已经看够了。” “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希望下辈子，我能够有机会报答你们。”她说。这句话在我听来竟显得意味深长。我苦笑，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回到空荡荡的房间，我一头栽倒在床上沉沉睡去。衣服没有脱，房门也没有关。我想如果有人愿意进来就请进，不要吵醒我就可以。半夜里我被冻醒了一次。我在黑暗中把被子扯过来，乱七八糟地裹住自己。被子上有阴湿的霉味和徐海云残留的气息，还有其它一些复杂的气味，但不管是什么无法阻止我继续沉睡。我睡了整整一天一夜，醒来的时候发现正是中午，窗外竟有阳光和鸟鸣，如同错觉。我坐在被子上发了一会呆，浑身软绵绵的，竟一点也不感到饥饿。 房门依旧敞开着，似乎并没有人进来过。我起床刷牙洗脸。洗脸池上的镜子很脏，是灰白色的，我用手机械地擦了半天，最后才发现那是自己脸孔的颜色。 我坐在床沿上，用手机打了个电话给房东，告诉她我要退租。她问我什么时候搬，我说马上。她又絮絮叨叨地想和我谈押金和多余的房租该如何结算，我说别罗嗦了全都拿去我不要了，然后挂了电话。 离开的时候，除了身上的衣服我什么都没有带走。下楼的时候我想我只要回头再看一眼我很有可能就会发疯，就会把那一切全都浇上汽油放火烧掉。 给我开门的是父亲。他一脸错愕地张开嘴，竟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朝他笑笑，绕过他走进客厅，径直走到正就着窗口透进的阳光数毛衣针数的母亲面前，“扑通”一声跪倒，低下头。 “我错了。” 我闭着眼睛，听到自己的声音。 “吃过中饭了吗？”母亲头都不抬地问。 我摇头。她放下毛线篮，走进厨房，很快我就闻到了梅干菜烧肉的香气。 吸完澡后，我正准备穿上外套，母亲走过来把我拉住，“先别穿。”说着她把手中还未收针的毛衣递给我，“试试这一件。” 毛衣迎头套下的时候，我的眼泪流出紧闭的眼睛。 几天后我身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我梦游般的独自去医院看了性病门诊。我衣着整洁地躺在诊疗床上，褪下自己的裤子，等待着想象中让人难以启齿的检查。但医生只是看了一眼就简单明了地告诉我穿上衣服回挂号处把号换挂到皮肤科。我犹未清醒地走到门口时，她又在背后喊了一声：“小伙子，你已经付过挂号费了，别自己忘了又多付一次钱！” 我得的不是性病，而是皮肤病。病因是居住环境卫生状况欠佳。痊愈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要洗好几次澡，我疯狂地一遍又一遍地往身上涂抹肥皂，恶狠狠地揉搓自己的皮肤，甚至将胸口搓掉了一块皮。我不知道我可以洗掉什么，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想洗掉什么。 开学后，我老老实实地回学校上课，一节不落。幸运的是上个学期所有的考试全都过了，不幸的是我和阿米在地球上同一所小小的学校里竟一次都没有再遇见过。 或许是因为临近毕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都开始变得亲密友善。走廊上又开始有琴声和歌声，熄灯后又开始有茶摊，一如我们四年前初入大学时的情景。但事实上，我们只是在隔着透明的玻璃观望着永远不可触摸到的回忆。玻璃的一边是似曾相识，另一边是面目全非，陌生而又安全。所以我们在任何地方遇见时都会相互打招呼，聊天时不冷淡也不罗嗦，在对方说话时会面带微笑，偶尔点头，会自然地注视对方的眼睛而不感到羞耻，一如这个世界上最正常的人间关系。 我不知道是我变了还是他们变了，或许我们都变了，又或许谁都没有变只是生活本身变了，在化学反应中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就像水变成酒最后又变成醋。 在家里，父母都再没有提过在那个已经过去的冬天所发生的一切。我穿着母亲给我织的毛衣，就好像我从没有对母亲说过“我从来就不喜欢穿你织的毛衣”这句话一样。但是我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结束不等于消失。即使人生可以被剪接，那一段废弃的胶片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扔掉。 废弃，或许正意味着永存。
第五部分第99节 蓝色夏天
仿佛我早已预感到小伟哥会猜错一样，当我在电视上看到赵志鹏的时候，竟一点也没有意外。我默默地坐在沙发上，屏幕上的画面在眼前逐帧切换，几分钟的时间在指间流淌得异常缓慢。电视里的赵志鹏平静地望着我，我也平静地望着他。我们俩的视线之间有四个小时的时差。四个小时前法庭已经终审宣判，他已经被押赴刑场枪决。 我从新闻解说员的旁白中得知他的认罪态度极其恶劣，因为他在供认状只写了一句 话，在最后陈述时也只说了同样的一句话——“我必须要杀这个人。” 我还留意到了摆在公诉人桌上的凶器——装在密封塑料袋里的一把血迹斑斑的菜刀。我突然想到赵志鹏砍死何先生所用的这把菜刀或许就是当年他满怀愧疚地递到严浩面前的那一把。换句话说，当刚出狱的严浩提着酒菜走进他家门的那一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