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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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丘吉尔- 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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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盟国之间更好地协同作战,1942年5月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访问伦敦。他问英国政府,关于1942年从苏德前线至少诱开德军40个师的前景如何。丘吉尔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详细地谈了西欧登陆的条件,海上警卫的作用,空军对登陆的意义,谈了部队最好在加米瑟堡和布雷斯特地区登陆,等等,但是绝口不谈登陆的时间和登陆军队的规模等具体内容。据美国历史学家G·菲律说,在5月21日至26日,英苏就第二战场问题进行会谈时,丘吉尔“表现审慎、含糊。关于美国和英国准备在何时何地在西线反击德国的问题,不做正面的肯定回答”。因为丘吉尔知道苏联外长要从伦敦前往华盛顿访问,所以他建议莫洛托夫回国途中再在伦敦停留,那时他“将根据华盛顿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给以具体回答”。    
    1942年5月30日,苏联外长在同罗斯福总统及其顾问会谈时,美国政府提出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次会谈时,由哈佛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学和文学教授塞缪尔·克罗斯担任翻译。他的会谈笔记有如下记载:在莫洛托夫提出第二战场问题之后,“总统问马歇尔将军,情况是否已经清楚,我们可否告诉斯大林,说我们已经做好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将军回答:‘可以。’于是,总统请苏联代表通知本国政府:‘我们希望在今年开辟第二战场。’”在同美国人继续会谈的过程中,以及后来同英国人的会谈中,三方都同意发表公报,其中包括1942年美英两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内容。美国官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家深信1942年5月华盛顿会谈的成果,就是明确了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例如麦特洛夫和斯内尔写道,苏联已经得到“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肯定许诺”。罗斯福给丘吉尔的信中,说明了他为什么给此许诺。他写道:“必须使苏联外长的出访带回一些实际的成果,并向斯大林提交一份满意的报告。”从罗斯福6月6日打给丘吉尔的电报可以清楚了解为什么必须这样做。总统的电报写道:“应当承认,我是在焦急不安地注视着俄国前线。”    
    就在莫洛托夫出访之时,希特勒正在策划一场规模庞大的夏季攻势。其目的在于“消灭苏联人全部残余的防御潜力,并尽量切断他们的主要供应来源”。希特勒在4月5日发布的夏季攻势命令中指出,“为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的意图是守住中线,在北线则要攻陷列宁格勒。……而在陆军的南翼前线,则强行突破,直捣高加索。在开始的时候,现有的一切军队都要联合起来,以供南部地区主要作战行动之用,目的是在顿河前面歼灭敌人,以便获得高加索地区的产油区域,并跨越高加索山脉……我们必须设法打到列宁格勒,至少要使这座城市在我们重型武器轰击之下,达到无法再成为军需和交通运输中心的地步。”作为这次主要作战行动的准备,希特勒命令曼施泰因的第十一集团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并将苏联红军从克里米亚赶出去。由陆军元帅博克率领下的南方集团军群,为执行此项任务,已集结了100个正规师。分别编成5个集团军,其中有60个德国师,其中包括8个装甲师,其余则为罗马尼亚、意大利或匈牙利人的部队。在东线的2750架德国飞机中,有1500架已被派出支援南方作战。


第三部分 非洲大捷第39节 第二战场之争(2)

    这一场大战役原来打算在5月底开始,但是,苏联人竟然先行出击了。5月12日,铁木辛哥在哈尔科夫以南发动了一次猛攻,深深切进德国战线。但是,他的南翼是脆弱的,德国的一系列进攻迫使他放弃了已经占领的一切地方。这次“破坏性”的进攻,虽然使苏联红军伤亡惨重,但是却使德国人的计划推迟一个月之久。当这场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德国第十一集团军已开始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经过一个月的围困和苦战,这个要塞终于陷落了。    
    丘吉尔也在焦虑地注视着苏德前线的激战。他最担心的是,如果苏联政府在短期内得不到英美的军事援助,可能不愿单独对德作战,而同德国签订和约退出战争。因此,他虚伪地许诺在1942年向苏联提供军援。苏联外长从华盛顿返回伦敦时,英国政府同意在1942年内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但以后他看到苏联战局逐步取得有利的进展,他又反悔了。丘吉尔在给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正在为1942年8月或9月登陆一事进行准备……事前很难预料到时候能否具备实现登陆的条件,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无法作出许诺。但是,如果条件正常而又合理的话,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实施计划。”丘吉尔和为他辩解的历史学家认为,《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是附加条件(“因此,我们无法在这方面作出许诺”),而肯定承担开辟第二战场义务的部分毫无意义。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备忘录》的写法上故弄玄虚,以便利用它作为背离苏英公报行为的辩护词。    
    1942年7月,丘吉尔和罗斯福没有邀请苏联政府参加而单独举行会谈,重新研究他们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所承担的义务。在丘吉尔的鼓动之下,他们决定1942年不在欧洲登陆,而进入北非。这粗暴地背弃了对苏承担的盟国义务。英国的所有高级官员都对此怀有不安情绪。首相身边的官员、副外交大臣卡多根在1942年7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已经通知艾登大臣,首相打算停止第二战场的准备工作并公开告诉俄国人。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会产生不良后果。我们还必须做好准备,一旦苏军突破前线,我们应当毫不迟延地溜进大陆。”    
    丘吉尔准备亲自向苏联政府通报上述决定。为完成这一微妙的使命,他决定于1942年8月绕道开罗访问莫斯科。出尔反尔的丘吉尔意识到向斯大林通报他改变在法国北部登陆的决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他在临行之前除了通知莫斯科外,还特意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迫切希望美国人能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谈中“起积极的作用”。    
    8月5日,他在开罗给罗斯福的电报中写道:“我很希望你对我和约大叔(指斯大林)的会谈予以支持和赞助。你能否让哈里曼和我同行?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能在一起,事情就好办多了。我现在面临的是一项没有多少经验的任务。请把你的复信抄一副本寄伦敦。我正使别人摸不清我的行迹。”    
    美国总统收到电报后,当日就复电丘吉尔,他已要求哈里曼尽快前往开罗与首相会合,并为此通知斯大林,哈里曼将根据总统的意见前往莫斯科进行协助工作。    
    1942年8月10日,在欢乐的开罗大使馆里与各界著名人士晚餐之后,丘吉尔及其随行人员于深夜出发去莫斯科。他们一行人乘坐三架飞机,其中有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能说俄语的韦维尔将军、空军中将特德和常务副外交大臣卡多根爵士。艾夫里尔·哈里曼和丘吉尔同乘一架飞机。黎明时分,他们飞近库尔德斯坦山脉。天气良好。丘吉尔问飞机驾驶员需用多高的高度飞过去。他说2700多米就行了。然而从地图上看,首相发现有些山峰高达3600千米,似乎还有一座约5500~6000米的特高山峰,但距离比较遥远。只要不突然飞进云层之中,就能绕过丛山,安然飞过。但为安全计,丘吉尔还是要求飞到3600多米的高度,因此他们开始吸氧气管了。上午8时半左右,他们在德黑兰机场降落,准备在这里作短暂的休息。    
    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里德·布拉德爵士前来机场迎接。经过商议,他们估计不能在黄昏前飞越厄尔布鲁士山北部山脉,于是应波斯国王的邀请,前往他的行宫一同与他进餐。行宫设在陡峭的横岭上,高大的树林之中,有一个可爱的游泳池。上午,丘吉尔观看了雄伟的山峰,它闪耀着紫的和橙黄的颜色,灿烂已极。下午,在英国大使馆的花园里,同艾夫里尔·哈里曼和英美双方的高级铁路人员,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会上决定应由美国接管从波斯湾到里海的横贯波斯的全部铁路。这条新近由英国一家公司建造的铁路,是一项卓越的工程。路线经过许多峡谷,计有大型桥梁390座。哈里曼说,总统愿负全责,使它充分发挥效用,并愿供应火车头、车皮和部分技术人员。数量之多,英国无法与之相比。因此,丘吉尔当场同意移交,但要求对于主要军事需要享有优先权。    
    由于德黑兰市的闷热和喧闹,当晚丘吉尔一行睡在英国大使馆的夏季别墅的高大树林里,那里比城市高过300米左右。气候十分凉爽宜人。    
    第二天,即8月12日,星期三,早晨6时半,丘吉尔及其随行人员继续登程。当他们飞越通往塔布里兹的溪谷时,飞机逐渐升高,然后向北飞往里海的恩齐利湖。他们飞越第二条山脉时,升到约3400米的高度,只见白雪覆盖的大山由西向东,发出一片光芒。这时丘吉尔发现他们乘坐的这架飞机,正在单独飞行,无线电报告说,由帝国总参谋长、韦维尔和卡多根等人乘坐的那架飞机,因引擎发生故障,必须飞返德黑兰。    
    飞行两个小时后,首相所乘的这架飞机前面看到里海了。下边是恩齐利湖。丘吉尔从未见过里海,但记得在25年前,他曾以陆军大臣的资格接管里海上的一支舰队,这支舰队曾统治着这淡蓝的、平静的海面将近一年。现在要向下飞了,飞机上的人可以隐约望见西海岸的巴库油田。德军现在离里海很近,因此他们便取道古比雪夫,以便远离斯大林格勒战区。当飞机飞近伏尔加河三角洲时,极目远望,俄罗斯大地一片褐色,平原万里,渺无人迹。各处可以见到方方正正的耕地,说明那里曾经一度是国营农场。巨大的伏尔加河有很长的一段是在宽广黑色的沼泽中流过,蜿蜒曲折,闪耀着光芒。有时出现一条大路,像直线一样,从宽广的地平线的一头通到另一头。丘吉尔这样看了一小时左右,才爬过炸弹舱回到房舱睡觉。    
    但是,他睡不着,他看到战争对苏联所造成的严重破坏,脑子里想了许多,他愈发感到这次谈判的艰巨性。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反复思量着我到这个悲惨而阴险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去的使命。这个国家诞生之初,我曾一度力图扼杀它;在希特勒出现以前,我认为它是文明自由的死敌。现在我要对他们说些什么才算尽到责任呢?具有文学癖好的韦维尔将军把我要说的话归纳成一首诗。这首诗分成几节,每节的末一行都是一句‘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这等于向俄国人浇了一瓢冷水。难啊,多么艰难的任务啊!”    
    丘吉尔认为,他的责任在于亲自对苏联人说明“真相”,当面向斯大林倾吐衷情,而不是依赖电讯和信使的往返。“至少我要表示对他们幸福的关心,表明我理解他们的奋斗和他们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但是,我们过去一直是仇视苏维埃政权的……”他想到这里心又凉了,对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又缺乏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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