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旧有轨道挪动，但总是由农业国往工业国过渡，总是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社会走向比较
发达的社会。这是一个转折。和欧美一样，在转折期有一大部分艺术家会走入尴尬，走入无
以为继的那么一种状态。他们与社会的隔膜是非常明显的。社会每一次发生动荡，社会秩序
每一次出现凌乱，艺术家就会如此。美国考利写了一本《流放者的归来》，记录了海明威等
所谓“迷惘的一代”怎样苦熬巴黎。他们一群艺术家大部分从世界大战中归来，归来之后却
遇到了那样令人失望的一个美国社会。社会开始转换，秩序陷于混乱，原有的准则与状态一
块儿给打乱了，等待进入新的轨道。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混乱。而艺术家、思想
家又不断地处在既留恋过去又探索未来的状态中，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他们很敏感地从新
生事物里发现谬误、重复和倒退，结果责无旁贷地成了一个时代里彻夜不眠的提醒者。他们
很痛苦，也不免恍惚迷惘。当人们的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倡扬和放纵时，精神会一度失去魅
力。一些艺术家沦落到当时世界艺术中心巴黎去了。巴黎比美国快了半拍，整个社会更趋于
稳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大格局已经形成，艺术家在那里更容易找到知音，从精神上获得满
足、得到发展。海明威、庞德……好多艺术家，数不胜数。所谓“流放”不光指远离家园，
它也指精神家园的失落。
回到美国前后，他们相继写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成为二十世纪初期最重要的作家，
也是整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奠基者、经典作家。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总有个轨迹，过去
了的一段历史可以佐证当代中国，帮助我们寻找规律。
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如同一个频频搬动和打扫的大房间，整个空中灰尘密布，让人恐惧
和焦躁，无所适从；但灰尘也是有重量的，它不能老在空中，它会落下来。不同的事物总要
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去，形成自己的格局，不会总是处于混乱状态，这就叫“尘埃落定”。
关键问题是谁能坚立于尘埃、冲破迷惘？如果在这个时期能够坚持下去，认定你的追求
和创造，认为你的激动都是出于生命的需要，那么你就不会飘浮。混乱时期从另一个方面讲
也总是使人飞速成长的机会，历史上的重要作家、艺术家大多是从最困难的精神环境里冲杀
出来的。与此相反的是，总会有一批又一批艺术家放弃了，松弛了，结果也就沦为平庸，等
而下之。这是一种必然，很可惜。
这个时代可不是思想家和艺术家最尴尬的时代，如果冷静一点将会发现，这从来都是思
想界、艺术界百求不得的那种冲洗和鉴别的一个大机会。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精神的一度荒芜，总是意味着它将焕发出更大的魅力。
如果我们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曲线重叠到一块儿，就会发现：它们
在很大程度上竟会吻合。文化低谷、通俗艺术高度繁荣，经济起步、社会变动、喧哗骚动，
从疲惫到稳定……这个时候坚持下来的思想家不仅是生活的希望、时代的良知，而且还会成
为下一个时代的星光。
我们都走入了检验和归属的时代，它对我们构成了那么大的刺激和引诱。庞大的队伍由
于虚假而消失，道路再不拥挤。既然走入了冷静和安宁，就应该充满希望。瓦解之后，你的
坚持将变得事半功倍。
面对一个倡扬生命的欲望和尽情挥发的时期，可以充分地体验痛苦和惊愕。也只有此刻
才能最大限度地、强有力地向人心做出挑战。一个人哪怕有了几十分之一的回答，也会非常
了不起。如果政治上极大地禁锢，各种思想都纳入固定的框架，钻入单一哲学隧道，我们就
很难进入任意幻想的十字路口。没有犹豫也没有徘徊，答案是现成的。谁也不再试图从原有
的答案下寻找另一个答案，有人替我们想好一切，人丧失了思想的机会和能力——只有单一
的声音，它非常强大，不是嗓音，它是统一的巨大的声音，使你无暇思索，不能思索。这么
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了几部那个时期留下来的珍品？大部分人，包括一些很了不起的思想
家、艺术家都在那里沉默，干一点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的事情，他没写出什么了不起的东
西。看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客观环境，一个人总是在一种环境里生存。离开
了一种环境就会失去某一种能力。环境能够毫不留情地、在不知不觉间扼杀或扩展人的某种
东西。一个宽松放任的环境，人时常会有被淹没的危险，但这也比那种禁锢好得多。你可以
比过去更大胆地幻想，放任你的思想。创造的力量呼唤出来了，魔鬼也应时释放出来了。恰
恰走入了这种自由、混乱、多元，也就最大限度地焕发了人的创造力。
我们不得不适应现代世界的节奏和步伐，在经济、文化、政治各个方面与活着的今日世
界“接轨”。当代文化要融入整个世界文化，经济更是如此。这样，时代的列车才能运转。
不言而喻，我们的汉文化会空前地走向外部世界。当汉文化与世界文化发生撞击的时候，它
将接受更多的新东西。这一代中国思想艺术界可以更多地接受世界文化遗产。以文学翻译为
例，几乎任何一本有影响的外国文学新著，特别是“纯文学”，很快就会在我们的书店见到
中文译本。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米兰·昆德拉的《不朽》，在国外刚出版了一
年左右，我们国内就见到了它的中文版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发展和积累当然会比过去
快得多。
在这个时期，恰恰操守成了最重要的。唯在这个时期，不能苟且，也不能展览肮脏。
我看过郑板桥晚年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上面说像我们这种能写几句诗、画几笔画的人太
多了，这就算当代“名士”？
实际上我们才算不得“名士”，我们不过是舞文弄墨的酸臭文人罢了，因为从我们的作
品里一点看不到人民的痛苦和时代的声音……他说他如果为了混生活，完全可以干点别的事
情，可以种地，何必捏着一支笔杆在纸上涂来涂去画来画去？世界上有多少种方法混生活，
如果用笔墨混生活，可就算最寒酸、最可怜的一种了。郑板桥的觉悟令我心动。我从此明白
了一个用笔的人怎样才能不寒酸、不可怜：这就是记住时代和人民，好好地思想，要始终站
立着。不能阿谀，也不能把玩——把玩自己的精神是非常可怕的。玩鸟也比玩自己的精神好
啊！我们现在有人崇拜的不是一种献媚，就是一种酸腐。
比起那些粗糙和浮浅而言，这种堕落更为隐蔽，并且有点“可爱”。不能忘记人、人
民，要有郑板桥那样的警醒。思想与艺术之域，保留下来的只会是战士。艺术本身有魅力，
那正是因为精神有魅力。一定要用心灵去碰撞，要写出人的血性来，只有这样才不能使自己
变得可怜。
除了可怜，还有一种让人讨厌的艺人。这种人任何时期都有，他的笔无论怎么变化，总
是跟一种强大的、社会上最通行最时髦的东西一个节拍。我们听不到他自己的声音。我们从
一开始就应该跟这部分人划清界限。我们的心灵应该与他们不一样，我们的同情心任何时候
都在弱者一边。同情弱者，反映最低层的声音——它正是未来所需要的。一个思想家、艺术
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坚持真理和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永不屈服，永远表达自己的声
音，喊出自己的声音：
只要这样做了，就会生命长存……
时代：阅读与仿制现在到处都能看到简单的模仿，从人的衣着到说话的口气、举止，甚
至是恋爱的方式、会议开场白……模仿代替了真实的生活，模仿就是生活。在这种模仿中，
积极的、有意义的因素被不断抵消；一个生命对主客观世界的感悟、判断、分析和发现，都
降到了非常次要的位置。
相互模仿的结果就是一起走进了盲从。
一个作家的盲从实际上等于自我取消。一个小说家现在极容易找到借鉴或移植的标本，
他从中借取的可以是气韵、结构，也可以是思想本身；而当代读者不断受到时代风气的训
导，又极有可能在拙劣的模仿品中找到一丝亲切感，这也是一种盲从。
我们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家相互影响、交流和渗透带来的收益往往估计过高——
杜绝模仿既然不可能，于是就尽可能从中发掘出有意义的东西，这恰是人类的某种怯懦在起
作用。
艺术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纵的积累和横的比较中都缺少突破性的、明显的
效果。心灵的精神的记载很难是一种“不断进步”。比如说我们不能断定今天的艺术超过了
古代的艺术，而自然科学的承接跃进却是不容置疑。
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阅读带来的优长是显豁的，而造成的损害却是潜隐的。阅读能够
开发小说家的心智，但艺术创作主要不是进行心智的较量和比试，而是释放灵魂和生命本
身。
在一个人的全部创作过程中，最有意义的常常是一种悟想。悟想是排除干扰和影响尽可
能封闭的结果。给人的悟想以帮助的，主要就是他寄生和依赖的那片泥土。
现代小说艺术逐渐失去了一种永恒的力量，主要原因就是舍弃了悟想，不自觉地走入了
繁琐的阅读和仿制。这是一个时代的命运，难以逃脱。
在一个塑料化纤和集成电路的时代，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告别和脱离悟想。表现在当代小
说创作上，就是其作品越来越没有了个人思悟的色彩和质地，而总是急不可耐地加入贴近了
一个时代的主题和气质，比如共同的牢骚和伤感、共同的嘲讽和颓废。
对于这些危险，警觉和发现将是困难的——表述上和感知上的双重困难。即我们一时难
以分清某种思想和联想在多大程度上必须借助外力推动、对客观世界的顺从与反抗而带来的
某些自觉又有多少意义，等等。我们面对一种无可奈何，常常发出“只能如此”、“必须如
此”的叹息，实际上当然不必这样。
一个作家如果要奋力摆脱一些文化制成品的影响，整个过程有时竟会表现得十分壮美。
事实上也是如此。这就足以表明当代作家已经无路可逃，而不得不进行风格、观念，以及与
之有关的一切方面的拼死突围。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大陆。可是我们却很容易发现大致相同的两个作家。于是我们从
中分辨那剩下的极少一部分异质，已经具有了重要意义。作家不可能成为群体。我们总是在
一个群体中只发现一个人：唯有这一个人才具有意义。其他的只会是一些充填剂，是被涂过
相同颜色的一种粉末和颗粒。
交流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一个小说家的角度去考察，不由得陷入了迷惘。没有人敢于
公然否定它的意义。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不自觉地将欣赏的快感当成了全部，遮盖甚至混淆
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那种意义。我们阅读来自另一个大陆的作品，其实是在注视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