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口军队尚未集中，不肯开动。王一连催了好几次，萧的口气都没有改变。8月6日，王接到前方战败的消息，便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宣布辞职。当天发出通电说：“默察时局，非自治无以顺应潮流。军阀揽权，久为世所诟病。占元素性淡漠，何忍以衰病乞退之身，为拥兵自卫之举。”这是他下台时用以遮羞的门面话。另一电报说：“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已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能自由作战”。这个电报露骨地揭破直军不是前来应援，而是别有用心。
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这样一来，吴的假面具完全被戳穿了。他一贯表示不要地盘，原来要的是一省以上的地盘；一贯表示不做督军，却替部下争抢督军的地位；一贯自命为心口如一的直性汉子，原来是个借刀杀人的阴谋家。
北京政府处理湖北问题，引起了张作霖的极大不满。他从来把吴佩孚看作是偏裨小将，现在这个小将一跃而为巡阅使，和他并驾齐驱，因此一怒而辞蒙疆经略使，口口声声对“援库”问题不再负责。关于湖北地盘问题，直奉两系的看法各有不同：直系认为湖北原来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没有多得什么东西；奉系却认为王占元并不属于曹、吴一家，直系取得湖北地盘，他也必须取得一省地盘才能相互抵偿。他不便把抢夺地盘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于是借题发挥地指责湘军破坏和平，问题十分严重，他愿意移“征蒙”之师以“援鄂”，或者出兵假道江西进攻湖南。直系懂得这是张作霖夺取江西地盘的一个手段，如果奉系夺去江西，与浙江卢永祥、安徽张文生打成一片，直系在长江的势力就会全部被推翻，因此直系竭力阻止奉军“援鄂”，并授意江西督军陈光远出兵湘东，以免奉军有所借口。北京政府看出他们的心事，只得调任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而以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张作霖的气才平下来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3）
8月11日，王占元解除湖北督军职，乘轮离开武汉。他向送行者吞声饮泣地说：“我六十多岁的老翁，这次却上了人家的当了。”他所讲的“人家”，是指赵恒惕还是指吴佩孚，或者兼而有之，却没有明白地说出来。
王占元离汉前，密令军法处代处长瞿昌阀私放吴光新。8月15日晚，吴在瞿的掩护下出狱，匿居汉口日租界，旋又在日人城口的护送下，由汉赴沪转往天津。
三吴佩孚的“缓兵计”。赵恒惕下令停战并向直军提出和平条件。湘直和议不成，吴派海军袭占岳州。英国领事调停湘直战争，吴、赵在岳州兵舰上签定停战条约
王占元离开湖北的第二天，吴佩孚快马加鞭地到了汉口。他下车时一迭连声地叫人快找“弼臣”来见面。“弼臣”是寇英杰的别号，曾任鄂军旅长，因为勾结吴佩孚被撤职，现在马上“官封原职”。吴又看中孙传芳勇敢善战，已经保荐为长江上游总司令，随后又叫他兼任北军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成为吴的重要战将之一。
吴到汉口来，新任督军萧耀南就像他的小媳妇一样，一切要看他的眼色行事。萧已派第二十五师参谋长余鹏举兼任督署参谋长，成宪担任督署秘书长，这两人都是湖北人，吴却改派张联棻为参谋长，孙尔康为秘书长。吴到汉口后，各方面都只看见“吴大帅”，而看不见萧督军。
在此以前，吴派第八混成旅靳云鹗部开抵汀泗桥，河南宏威军司令赵杰部开抵纸坊，第二十五师第四十九旅陈嘉祐部开抵贺胜桥。吴到汉口后，忙于调兵遣将，续调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鲁军张克瑶旅开到汉口，命令前方各军只许固守阵地，不得向前进攻。吴到汉口前，靳旅曾向湘军发动一次偷袭，却被湘军击退，自己反而放弃了汀泗桥的阵地。这位战将就是北京内阁总理靳云鹏的兄弟。靳云鹏醉心于北洋派传统的武力统一政策，没有征求张作霖的同意，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就是要利用这位“常胜将军”首先打败湘军，进而平定西南。
这个时期，湘军的士气很高，如果继续进攻，武汉就很难守得住，因此吴授意萧耀南向湘军提出停战的建议，并称即日派遣代表前来议和。赵恒惕立刻下了停战命令。正是由于赵恒惕迫切希望与直系成立和平协定，吴佩孚才能够取得喘息时间，布置直军阵地，并调动海军来威胁湘军的后方。
吴佩孚和赵恒惕各有一套如意算盘。赵根本没有准备与直军进行战争，希望取得一定的代价撤回湘军，将湖北地盘让予直系。赵的希望是：一、直系承认湖北自治，湖南承认萧耀南的实际地位（萧为湖北黄冈人，吴派萧到湖北来，也是为了要应付“鄂人治鄂”的自治潮流），但必须改称为“湖北总司令”，以符合于西南“自治”各省的体制；二、吴自动不就两湖巡阅使；三、湘直公推蒋作宾为湖北省长；四、直系偿还湘军军费500万元。赵与湘军将领估计吴佩孚不致与湘军为敌，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为奉系随时可以俟隙而动，直军不可能南北两面作战，而这些代价也不算高。但是，吴佩孚却认为，过去直军自动撤出湖南，湘军因而取得驱张战争的胜利，这次湘军撤出湖北，只能算得“投桃报李”，如果湘军一定要与直军较量高低，则广东北伐军乘机而入，湖南就会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
吴佩孚的另一战将张福来到汉口后，也直接向赵恒惕通电表示友谊，似乎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所以从直军开到前方以来，湘军停止了进攻，并且自动地放弃了汀泗桥车站和前方若干突出据点，以避免双方因阵地相接而可能发生的冲突。不料8月13日，靳旅发动了第二次偷袭，企图占领汀泗桥车站，又被埋伏在车站两边高地的湘军击退了。湘军曾向萧耀南提出质问，萧回答说：“这是误会。”湘军在战场上查出靳云鹏致靳云鹗的电报，上面写道：“……南人禽兽也，不可理喻，惟有杀尽无遗耳！彼以诈来，莫怪我以诈往，一面与之敷衍，一面因利乘便。以后务宜爱惜兵士，爱惜子弹，勿轻攻，勿浪战，凡百持重沉稳为主”。这个电报，说明靳云鹏咬牙切齿地仇恨南方人，教导他的兄弟用“诈和计”欺骗湘军，不妨乘机偷袭，但须保全实力，不要打硬仗损失自己的本钱。湘军把这个电报影印出来交报纸发表。
从8月上旬到中旬，湘直两军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赵恒惕派总部秘书长钟才宏、参谋长唐义彬、军法处长萧光礼先后到湖北进行和谈，并且提出了以上四个条件。萧耀南除表示可以补偿湘军军费100万元外，其余各条须待“吴巡阅使”决定。湖南代表直接去找吴，可是吴是一个“马不停蹄”的忙人，12日视察前方阵地，13日在咸宁召集张福来、靳云鹗、赵杰等讨论军事，14日乘舰巡视金口，即使偶尔在汉口停留一下，他既不与赵恒惕直接通电，也不肯接见湖南代表。15日他又回到汉口来了，在百忙中下令禁止武汉学生召开弭战国民大会和武汉市民召开弭兵大会。16日，湖北各界联合会函请吴表明对湖北自治与湘鄂停战的态度，吴置之不理。吴的狰狞面貌日益暴露，因此全国涌现了反对直系军阀穷兵黩武的浪潮，除人民团体通电呼吁停战外，旅津湘鄂人士黎元洪、熊希龄等劝告曹、吴不要迷信武力，梁启超劝告吴“勿将安福系之垢衣，取而自披于肩背”。吴对这些呼声充耳不闻，16日又派海军总司令杜锡珪ND337率领建中、江元等舰，协助张克瑶、王都庆两旅向已经进抵宝塔州、嘉鱼一带的湘军左翼进攻。等到前方布置完全就绪，吴就改派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扣留湖南代表萧光礼湖南代表钟才宏、唐义彬看见吴佩孚调兵遣将，知道事情不妙，便先回长沙，只留萧光礼一人在汉口等候与吴见面。吴对湘军作战时，指责萧光礼捏造假情报，蒙蔽赵恒惕，以致引起湘鄂战争，把他拘禁起来。一直到1921年年底，吴准备对奉军作战时，为了讨好湘军，才把萧释放（此项资料由钟才宏提供）。并向湖南提出两个反条件：一、湘军完全退出湖北；二、惩办甘为戎首的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关于任命蒋作宾为湖北省长的问题，吴表示可以由北京政府考虑，其余废督、自治和赔款等问题都谈不到。
赵恒惕得到以上消息，不禁大为吃惊。8月19日，他到蒲圻召开军事会议，下级军官和兵士们推举代表请求再战，因此22日赵又下了攻击命令。在这次战斗中，湘军兵士和军官订立“生死不退”的誓约，军官退缩，兵士可以擒而斩之，兵士退缩，军官可在阵前执法，旅长以上军官亦须随时上火线督战。直军方面，吴佩孚也组织了督战队随军出发，只许前进，不许后退。22日，湘、直两军展开了汀泗桥的争夺战，湘军被阻于强烈的炮火网不能前进，这时赵已上了火车，准备开回长沙，看见这个形势，他又跳下车来组织了几十名敢死队，每人犒赏20元，冒着炮火冲锋前进，夺得直军的机关枪四挺，直军被迫向后退走，赵才再上火车回长沙去了。
23日，直军增援反攻，战斗十分激烈。24日，湘军才把直军压迫到汀泗桥以北，汀泗桥车站重入湘军之手。25日，靳旅被湘军包围时，湘军因争夺北军枪支起了内讧，直军乘势反攻，湘军向蒲圻赵李桥败退。同时湘军右翼独立旅旅长易震东部（葛豪的铁道警备队改编的，易是葛的表兄）忽然倒起戈来，湘军右翼向通城迅速撤退。吴佩孚又叫海军在金口决堤以淹湘军，左翼湘军也不能立足，由嘉鱼向临湘迅速撤退。赵接到以上战报，26日又赶到前线来，诰诫官兵不得再退，并亲自处决作战不力的团长二人，湘军阵地便又稳定下来。当时中外报纸描绘湘、直两军的战争情况，认为“中国历年来的内战，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是震动全国的直皖战争，也不过打了三天就告结束，从来没有像这次战争打得这么久而激烈的”。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4）
赵恒惕用全力应付当前的敌人，将“援桂”军谢国光部调回，但是负隅湘西的蔡巨猷、陈渠珍各部都调不动，因此在兵力上大有“难乎为继”之势。在军火、军饷上，王占元所送的子弹几乎全部都“回敬”给王占元了，而本来打算打到武汉补发军饷的计划，又已成为泡影。湘军为久战疲劳之师，而直军是新投入战斗的生力军，吴佩孚调动海、陆军源源而来，军火又很充足，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大大优于湘军。赵恒惕眼见这场军事赌博快要失败，只得饥不择食地收容在广西不能立足已经逃到永州的桂军沈鸿英部，给以“湖南援鄂自治军第三军”的番号，令其火速开赴前线。同时，孙中山已经指定许崇智的第二军和李福林的福字军为北伐军，整装待发。赵对北伐军仍然存在“伐虢取虞”的顾虑，一面商请孙中山改道江西，一面商请陈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