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慢慢成为当地风行一时的日常饮料。也许是一个周游四方的阿拉伯调料商人，或是到处浪迹的叙利亚的毒品贩，或是一个水手……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咖啡离开它孤寂的高原走向广阔的世界，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这个世界的命运就这样被确定无疑了。
咖啡树在也门的土地上生长出人意料的茂盛，下种后4年才能收获的咖啡豆连年高产，跻身于咖啡业的雄心勃勃的商人们，不再满足于从圣地麦加到开罗的阿拉伯市场。当15世纪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日趋没落的时候，“阿拉伯的咖啡豆”却跃跃欲试地跨出了国界。恰在此时，北部强大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大军南下，占领了开罗和东非的大部分地域，土耳其人嗜饮咖啡的传统也就由此开始了。在这之后的整整一个世纪，奥斯曼帝国直至地中海巴尔干半岛的广大疆域，发达的贸易，加上对欧洲中心奥地利等国不断的大规模军事攻势，为咖啡向西方的扩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1530年，帝国北方的大马士革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1554年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咖啡已经成为街谈巷议中的“黑色金子”，十分流行。短短数年间，从古老的君士坦丁堡到高加索，从波斯湾到布达佩斯，在整个帝国的两百多个城市都拥有不同数量的咖啡铺，而连接这些城市的穿过沙漠荒野的道路沿途也到处都有可以移动的“咖啡帐篷”，为络绎不绝的商旅和军队服务。
另一方面，从海上和陆路涌向近东的越来越多的西方探险家、商人和外交官也开始频频拜访街上浓香扑鼻的“土耳其咖啡馆”，兴奋不已地把褐色的咖啡豆当做一种新发现的东方奢侈品，经各种渠道带回自己远在地中海另一端甚至濒临大西洋的故国。
在咖啡西行的漫漫路途上，曾隶属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港城威尼斯和隔着亚得里亚海相对的杜布尼可港（Dubrovnik）以其多达180艘海轮的庞大船队；扮演了最初中介贸易的主角。
据记载，1596年从威尼斯寄往荷兰的一包样品，曾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见到过的最早咖啡豆。有传说，因为当时咖啡在西欧十分稀罕，最初竟还有德国家庭主妇用鸡汤来做咖啡的笑话。据学者推测，在16世纪末繁荣的调味原料进出口贸易中，有不少来自东方的咖啡豆开始经贸易发达的威尼斯源源不断地进入欧陆。
咖啡在欧陆上流社会，尤其是新兴的城市有产阶级沙龙里大受欢迎。渴望开拓市场和冒险的西方海上贸易商人，由此一发而不可止，用远洋海船把土耳其咖啡长途辗转运往西欧各地。
1624年后，大批咖啡陆续到达阿姆斯特丹、汉堡、伦敦、马塞等重要港口。但由于路程遥远和当时海运能力的限制，咖啡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经过跨越东部巴尔干半岛的陆路。不过在这条大道上，最先奔驰的却是奥斯曼帝国大举西征的战车。地处中欧的奥地利帝国是抵挡弯刀横扫东欧的土耳其人进入阿尔卑斯山腹地的最后防线，同时无意中也成为接受“东方”式咖啡文化的前站。
自1529～1683年，奥斯曼大军几度挥师西进，兵临维也纳城下，围攻这个中欧头号帝国的首都达数年之久。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咖啡铺里最热衷的常客：行旅商人、周游传教的乐师、军官、法院神职人员和年轻热血的学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属于这场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欧洲远征的中坚。不言而喻，他们往日的咖啡嗜好也自然而然地被带到了遥远的多瑙河畔的前沿阵地。在最初的轮番攻坚受挫之后，围城扎下了长期驻守的营寨，也搭起了不可缺少的咖啡帐篷。热气喷香的家乡咖啡成了他们在异国消磨无聊的时光和抵御北部严寒的秘方，同时也带来了一笔利润可观的生意。因为当漫无尽头的围城战役变成了纯粹的外交桌上马拉松游戏之后，连战场对面的奥军官兵和维也纳市民也禁不住不断飘来的咖啡浓香和种种传闻的诱惑，不时越过早就没有刀光剑影的火线，进入土耳其人的营帐品尝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令人兴奋不眠的“黑色饮料”。军营无形中成了变相的咖啡铺和交易场所，一批批咖啡豆被精明的土耳其商人悄悄运过名存实亡的战地防线，涌进了维也纳和它背后广阔的欧洲地区。这实际上也是以后西方百年不断的大规模咖啡走向的开始。难怪维也纳流传着一句老话“欧洲挡得住土耳其人的弯刀，挡不住土耳其人的咖啡”。
历史似乎是应验了这个断言，在战线南端不远的威尼斯1645年出现了全欧首家街头咖啡馆，1656年来奥国议和的土耳其特使卡哈·穆特巴夏更是劳师动众，带着300多个随员和全套东方奢侈品，包括咖啡正式进入维也纳城，拜见奥地利皇帝。随团的两位技艺高超的咖啡厨师几乎每天都是特使宴上惹人注目的主角。他们不但烹调各式可口的咖啡，而且展览富有豪华色彩的品尝咖啡的东方仪式和绚丽考究的咖啡餐具，成为轰动整个首都的新闻。维也纳全城仿佛都卷进了一场不可遏止的咖啡热，特使府里贵宾盈门，门前的广场上也支起桌椅，款待过路客人和市民。据记载，仅请客消耗的咖啡每天就达几十千克之多。这场历时数月成果辉煌的咖啡外交，4年后在欧洲另一强国法兰西首都巴黎再度重演，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赢得了战场上得不到的近20年喘息备战的时间，而欧洲则从自己对手那里得到了或许是更为宝贵和长久的咖啡文化的精华。维也纳和巴黎后来成为西方城市咖啡馆发展中引领潮流的两大翘楚，这大概也与这段历史有着不可忽视的渊源关系。
1683年奥斯曼大军再度卷土重来，同年在重兵围困下的维也纳街头，出现了第一家公开营业的咖啡馆，以精悍出众的亚美尼亚商人约翰·迪奥达（JohannseKiodato）为首的通晓欧洲和土耳其语言的商人，在战时不光为奥地利军队担任翻译和向导，而且也在火线两边从事获利惊人的咖啡贸易，在满足他们自己经营的咖啡馆需要的同时，还为许多贵族和富有市民家庭沙龙咖啡聚会解决了原料短缺的燃眉之急，深得上层人士的青睐。
两年后，奥地利彻底击溃强敌，重新恢复了在巴尔干和东欧的势力范围。作为奖赏，约翰·迪奥达也从皇宫获得了在帝国独家专营咖啡业的特权。这点虽曾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早期维也纳咖啡馆多彩的发展，但他苦心经营的遍布整个庞大帝国的运输和销售网络，却满足了欧洲心脏地区的无数人对咖啡的渴望。后来，他在战时和土耳其人过于密切的关系终于引起了宫廷的猜疑，不得不流亡威尼斯，暂避风头。至此，他的行业垄断也就名存实亡了。几年后，当他得到特赦，匆匆忙忙重返首都的时候，不禁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咖啡业的飞速发展大吃一惊。这些咖啡馆大都是由他的“同乡”或来自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的“土耳其”人开办的，自然而然地带有相当浓厚的“中东”风味：许多街头拐角飘出咖啡热香的狭窄店堂里，还可以看见君士坦丁堡咖啡铺里特有的靠墙的长板凳，烧柴的咖啡炉，里面的客人也大部分是来自附近市集的摊贩、工匠和异乡谋生的手艺人。严格地说：这些还只能算是小小的简易咖啡铺子。
那时，中上层社会的人们还陶醉在自己家里封闭的私人咖啡圈子里，热衷于最初经济成功的自由市民阶级还未成为左右社会政治的力量。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或者想象中的高雅、舒适、具有开放的社交沙龙气氛的纯欧洲风格的咖啡馆，在当时还要等待大约50年的时间——直到市民意识普遍觉醒的启蒙主义时代，才真正开始登上维也纳和其他西方城市生活的舞台中心。
巴黎：“两个丑八怪”咖啡馆
“两个丑八怪”坐落在圣日耳曼小广场边上，在成千上万家巴黎咖啡馆里，它上了各语种的巴黎导游书，因为它是塞纳河左岸出了名的作家咖啡馆，甚至巴黎文学圈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文学奖，也叫“两个丑八怪”。
其实那“两个丑八怪”，却是店堂里的两个木头人雕像，两个尖嘴猴腮的人，穿了中国清朝的衣服，留了奸诈的八字胡。
从前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常常去那里会朋友、读书、高谈阔论和写作，没有成名的天才在这里把自己最重要的成名作三文不值两文地卖给出版商。没有钱住好房子的人，一早就来到这里，帮酒保一起放下昨夜翻起在咖啡桌上的椅子，然后买一杯牛奶咖啡就开始写作，省了暖气的钱，就像海明威在1921年到1926年在圣日尔曼广场的咖啡馆里度过的写作生涯一样。但还有别的原因，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咖啡馆已经形成的自由无拘、畅所欲言的气氛。别的桌上嗡嗡的细小谈话声，刺激着自己倦怠的思想，激发着自己想表达的愿望，偶尔进来坐在门边等人的年轻姑娘，以浑然不知的姿态，打开了海明威的思路，“也许我可以把她写到小说里去。”他这么想。灵感突然来了：意念，细节，故事，紧跟着汹涌而生动地汩汩而来。也许这就是巴黎的文人们，把咖啡馆当做是自己家的一个房间的原因。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像海明威一样，可最终是海明威出了大名，于是，我们现在就只知道他的故事了。进入“两个丑八怪”，用眼睛找到的是结实粗壮的美国青年，上唇留着剪齐的胡子。
也有人喝醉酒，吵架，调情，用报纸的一角团起来掏耳朵，好像这儿是大家的起居家。在1950年波伏娃给美国情人的信里，她提到在这里写《第二性》时被来找她说话的人干扰的事，因此她决定上午在家里写作了。要是会她的同性恋女朋友，听她说自己写的小说，她们还是到这里，那个丑女人爱着波伏娃，坐在她对面眼泪汪汪地说着自己不求回报的爱情。而波伏娃对奥尔格伦说，自己不得不假装高兴地接受，为了不要太伤她的心。
萨特有一张有名的照片，他低着一对鼓出来的大眼睛在咖啡圆桌前，读放在咖啡杯子旁边的书，这张照片就是在“两个丑八怪”里拍的。那时他已不是一个无名的哲学老师，而是著名的左倾知识分子。现在，照片上的咖啡圆桌还在那里放着。要是你现在走进去说，要一杯加牛奶的咖啡，酒保给你端来的，还是一样的杯子，小碟子上放着把小勺。只是价钱很不一样了，从瑞士来的人也喊贵。但是大家装作很接受的样子，掩饰自己一个外国人吃惊的表情，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怕显出自己乡气。其实这是最彻底的乡气表情。这里的酒保就像真正老派的绅士，小心周到，气宇轩昂，即使是围着白色的长围单，他们看上去还是那么有身份，一举一动合乎章法，他微微俯下身来听你南腔北调的怯懦的法文，如亲王体恤民情一样的高贵而礼貌。让人忘记了自己不是来看法国贵族遗风，而是来找文人们曾经坐过的地方，穿牛仔裤的人赶紧把两条腿往桌子里移进去。等酒保得令而去，再说：“原来这么贵啊，巴黎真的太文化沙文主义了。”
可是，源源不断进来的人还是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