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找到了消磨一个晚上的地方。
这地方没有巴黎的丁香园咖啡馆那么大，桌椅有些相似之处，在北美的咖啡馆里，就是小巧而古典的了。只是没有巴黎咖啡馆那种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轻飘飘。墙上挂着巴黎的风景画，白色的圣心教堂，西奈岛上的小街巷，还有蒙巴纳斯的大街等等，都是小丘广场的小店里到处买得到的旅游纪念品。它们被郑重地挂在墙上，一下子就让人想起这里是千万里之外的新大陆，在一个迟迟不肯忘记自己故国的小城市里。
唱机里唱着法文的歌，曲调是欧洲式的繁复与沉郁。篮里放着牛角面包和切开的长棍面包，不少客人吃牡蛎和牛尾汤，还有青口，桌上的盘子里堆了高高的空壳。空气里是法国菜的那种考究的香味。
又是那种黯然若失的情调。这是在圣日耳曼广场的丁香园咖啡馆里所没有的。
像奥玛丽酒馆的那样。在上海的一栋殖民地时期的老房子里，也到处放着爱尔兰来的烛台，老式的地图和坛坛罐罐，晚上常常让爱尔兰来的歌手唱爱尔兰人的怨曲，篮里放着黑面包，那是用专门从爱尔兰运来的面粉做出来的，客人们吃着装在白色瓷钵子里的炖羊肉，是爱尔兰式的寡淡无味。
坐在那里，慢慢地，也是一样的黯然若失烟一样轻轻地罩住了你。陷到一种没落的清淡的惆怅里面，实在是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过去的历史留下来的老房子里，弥散着与异乡的一种不正常的联系和暧昧的盼望。
与上海的咖啡馆一样，要是存心找殖民地式样的老房子做咖啡馆，要的就是这种追忆的气氛，老木板在什么地方远远地兀自响着。于是就容易想起，从前有什么人越过千山万水来到这里，造起这房子，住在里面，在这里睡觉，说话，笑，哭，然后，永远地离开。
魁北克的丁香园咖啡馆里，法国干邑差不多是每桌客人都会要的餐后酒，人们将手指握在细长的长脚杯上，举到鼻子前，闻着杯中清冽的酒香，这是从温暖的法国来的酒呢。跑堂的女孩在打开酒瓶以前，会特意将商标上的小字给客人过目，这真的是从法国本土运来的酒啊，像从前他们的祖先一样，大船一路从大西洋过来。魁北克人倔强地怀念着法国，想要带着这块怀乡的土地一起离开加拿大的愿望，也一直没有熄灭过。
奥玛丽的吧台里也有据说是英国运来的正宗白兰地，但也有法国酒，还有意大利酒和德国酒，大约也会有日本的清酒。上海要茫然许多，因为它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才心口一致，它的怀念师出无名，那么容易让人非议，连自己都不容易说出口。
那个褐色的高大法国人又带了客人进来，这次他飞快地说着法文，把他们那一桌安顿好了，他过来看看我们桌上，笑着问：“怎么样？”
“很罗曼蒂克呢。”
“上海也是一样的。”他说。
是啊，也许还是加倍的。
马德里：希洪咖啡馆
午饭以后的一段时间，走在马德里起起伏伏的老城马路上，就看到家家店铺关门，户户人家的木头百页窗哗哗地降下来遮住大窗子，这才知道，原来中午西班牙人要有这样正式的午休，很快地，街上就只有太阳散步了。要是不见了眉飞色舞晃着肩膀的西班牙人走在街道上，没有了那些用多明戈的声调叫卖彩票的声音，也没有了那些男人色迷迷的眼风在露天咖啡座里乱飞，西班牙的太阳会很荒凉很悲壮。
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下午5点。空无一人的各色店铺又开始哗哗地拉开卷帘，咖啡馆那些皮肤黝黑的摩尔人混血儿乒乓地将翻在桌上的圆椅子放下来，酒保也将坚实的玻璃杯子在吧台上跺得乱响，家家的绿色百页窗都敞开来，里面的人好像与街上所有的人都认识一样，朝下面“哦啦哦啦”地乱叫。这时，你突然就会发现街上充满了人，兴高采烈的人倾巢出动，万人空巷，涌向各种各样的咖啡馆、酒馆。马德里人的晚上就这样开始了，不管是失业者，不管是银行经理，不管是教师还是跳弗拉明戈舞的美貌女人，他们要从一个咖啡馆喝到另一个咖啡馆，在那里会朋友，高谈阔论，唱歌，跳舞，吃盐焗过的海虾，把酒喝到微酣使得自己容光焕发，妙语如珠而且是断了线的，直到黎明。
马德里的咖啡馆更多的与酒馆相似，嘈杂，热烈，到深夜以后，地上常常被吐满了红色的虾壳子，踩在上面软软的。侍者常常把你要的东西很响地放到桌子上，然后招到你面前，可他们却不是对你不满，而是习惯了用种种响声来帮衬屋子里的人气，让你觉得这里喧腾热烈，让你心怀大开，将各种心里的禁忌渐渐瓦解。所以西班牙的咖啡馆不是通常那种浅唱低吟、小桥流水的地方。
在西班牙广场边上的小咖啡馆里要是看到一个黑发窄脸、穿了白绸灯笼袖衬衣的酒保为人斟酒，他的身体仿佛随着暗夜飞金、血火相宜、带着阿拉伯膻气的西班牙音乐波动着，女人常常要倒抽一口气，觉得自己看到了美洲豹。这里的女人不怎么喜欢小白脸，而是喜欢那些看上去强健而危险的东西。那看中了酒保的女人，眼光炯炯地在大堆金色长发里瞪着手脚利落地一边洗杯子一边热奶一边招呼客人的人，好像一只将要下山的母狮子一样。说到底，西班牙是一个混血的民族，阿拉伯人的血，哥特人的血，摩尔人的血，高卢人的血，在一个人的身体里彼此冲撞，总是在血管里沸腾，这情形真让人想到西班牙人对生活的看法：很残酷也很美丽。
在希洪咖啡馆里看到一大群知识分子靠在镀了金边的大镜子下面高谈阔论天下大事，神色飞扬，手指在长条的棕色桌子上乱飞，要是懂得西班牙有过几十年弗朗哥专制统治，杀尽胆敢有不同意见者。知识分子再不敢去咖啡馆胡说的现代史，就觉得自己仿佛在现在的咖啡馆大声喧哗的人群里、那些倨傲的脸上，又看到了细指冲天的唐·吉诃德。
在洗脚区的学生咖啡馆里，总是挤满了在手腕上套着牛皮手环，将彩色红布裙子悄悄拉到胯骨下，以求显得裙子长及脚踝的年轻人。他们手里拿着酒，嘴里吃着放了洋葱和土豆的蛋卷，将自己晃动的身影投在嵌满了用白蓝两色瓷砖烧成的阿拉伯风格图案的墙壁上和地上。在学生区的咖啡馆里常常播着年轻人喜欢的流行歌曲，他们心爱的歌星用无所顾忌的声音唱着歌，沙哑低沉，性感自在，骄傲自尊，那个让他们爱死了的声音唱着：“生命是这样短暂，所以尽量地享受生活吧。”他们年轻的脸上有着一种放任自流的样子，天塌下来，自有高个子顶着的那种不负责任。
这样沸腾的咖啡馆之夜，一直持续到午夜，它周围的国家，葡萄牙的大街上已经只听到喷泉的洒水声了，康洛哥的牧羊狗都睡着了，法国的咖啡馆里酒保开始捂着嘴打哈欠了，而在西班牙，刚刚开始了被称为“马德鲁加达”的好时光，这段从午夜到清晨的“马德鲁加达”，是大家吃饱喝酣、精神抖擞、大卖嘴皮子的时光——咖啡馆的黄金时间，全是说话声，有时把音乐完全盖下去了。我开始对大家谈话时那流光溢彩的模样非常好奇，慢慢地，才知道那谈话的内容是：西班牙足球；爸爸修不好70年代的旧车，可是也不想扔了它；和秘鲁情人分手的原因；为什么不愿意找德国人做情人；卡莱拉斯好像生了白血病。在我看来，可谓杀鸡用牛刀，如此隆重地讨论这些事。
此刻走到大街上，能马上收获一两声来自街头小混混调情的口哨，甚至他们也如此兴致勃勃地熬着夜，挥霍着生命，好像明天就不活了。
长崎：异人咖啡馆
像日本其他的地方一样，即使是咖啡馆，它也同样井井有条，整洁如仪。褐色的桌椅和褐色的护壁板，椅背上有柔软而简明的曲线，像通常欧洲咖啡馆里会有的椅子一样。在适当的地方装饰着画了荷兰帆船与风车的木头鞋和紫色的玻璃花瓶，还有陶瓷做的烟缸，是夸张得很可爱的欧洲大鼻子男人，穿着红棕色的传教士长袍。
长崎是日本最早向西方开放的港口，最早踏进这个蓝色港湾的，是两个荷兰传教士。他们带来了一座白色的小教堂，制作玻璃的工艺，还有咖啡。现在，在长崎这样不像大城市那样西化的地方，有着日本天主教徒几百年中与日本传统苦苦相争的历史，现在化为一个小博物馆。在那里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佛像，在它们的笑脸背面刻着十字架，还有散落在安静街巷里无所不在的咖啡馆。走进去，坐下来，不像欧洲本土的咖啡馆那么活泼和随意，气氛里有一种欧洲大陆的安适和幽暗夹带在日本人的一丝不苟里。
起初，东亚的人并不习惯喝咖啡，安然度世的日本人学着中国人，喝许多清淡而隽永的茶，他们按照岛国人的口味，使得茶水更绿，放进去一些炒焦的米粒，于是茶水变得更加醇和柔软，带上一点稻米本分的香气。日本茶适当地提神，更多的是安抚人的身心。然后，咖啡来了，一种苦苦的黑水。明治维新的年代，日本人疯狂地崇拜西方来的一切东西，对于咖啡，人们努力着接受它，喜欢它，盼望着喝下去以后哪一天肚子不再咕噜咕噜响个不停，而且可以像西洋人一样孔武有力，战无不胜。他们对待咖啡，就像对待大海对面金发碧眼的人，带着敬畏的心情。
如今就是大开着窗子，也挥不去里面的咖啡香。
里面的人安静而小心地守着桌前自己的一杯咖啡，并拢双膝，坐直着身体，以茶道的庄严，有时喝上一小口咖啡。阿拉伯人喝咖啡，因为用于过教仪式前的提神，所以神态也是庄严考究的，类似净手拈香。而这里，白色的窗幔在和风下缓缓地飘起，那是东京的樱花刚刚落了的4月，阳光下已经很暖了，古典的室内乐轻轻地在咖啡桌间回荡着，却是一种刻意的亲近。像上海的咖啡馆一样，大多数人习惯在里面加糖，兑上一小盅牛奶，使它柔和起来，它本来刺激的香气也因此变得温和，适合东方人清静的肠胃。那日本人淡黄色的手指握着法国出产的白瓷杯子，轻轻地将半杯咖啡放回碟子里，“叮”地响一声。
咖啡馆的菜单上有许多式样繁复的咖啡，听说都是日本人喝咖啡的心得：在咖啡里加上很厚的一层鲜奶油，鲜奶油上撒了肉桂粉，要用勺子探到很深，才能发现底下的咖啡；还有加了茶的咖啡，他们叫它东洋咖啡；还有往咖啡里加上冰激凌球，再加上冰牛奶，装进深口的玻璃杯，插上吸管的圣代咖啡。这是大多数意大利咖啡馆里的跑堂闻所未闻的，我想这也许会让维也纳金环大道上老牌咖啡馆里的老主人愤怒，他们以为自己才是懂得咖啡的。当日本人在咖啡里加上三分之二的牛奶，放到冰箱里冰镇，然后给它起名叫冰咖啡，并在日本各地的咖啡馆里大受欢迎时，欧洲人简直气得冷笑不已。日本人崇拜咖啡是可以的，喜爱咖啡也是可以的，可他们把它拿来加上自己的花样，把它真正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就让欧洲人有点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