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1994年4月1日19时38分，《焦点访谈》开播，第一期节目由张恒主持，编导戴明，题目是：《’94国债发行第一天》。
《焦点访谈》第一期的节目内容和倾向可以显示出，该栏目的最初设想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定位在“舆论监督”性质上。孙玉胜的编辑原则是，既不回避矛盾与问题，又不做“过把瘾就死”的事。“对于政府工作，我们是‘只帮忙，不添乱’———因为舆论监督所及的问题，都是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也全都是政府急于解决的问题。”
当初孙玉胜习惯于把《焦点访谈》昵称为“15分钟”，因为节目的设计时长是15分钟，后来广告部从中切去2分钟，所以这个节目开播时的实际长度是13分钟。在这13分钟中，孙玉胜拿出12秒制作了一个栏目形象广告：“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每日请看《焦点访谈》”。一时间，这四句话传遍中国，巷里坊间耳熟能详。
现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总制片人梁建增，在1994年是《焦点访谈》记者二组的制片人。尽管他现在掌管着多个节目，但对《焦点访谈》，梁建增的偏爱之情仍跃然于言语之间。
梁建增说：“4月1日，在西方是愚人节。巧合的是在这一天我们中国开创了一个‘以事实说话’的节目，当初我们也没想到10年后《焦点访谈》会受到这么大的关注。”
“《焦点访谈》第一期节目是国债发行；第二期是标准化信封；第三期才算是舆论监督，当时叫做‘批评报道’或‘负面报道’。报道的是北京郊区占用耕地建坟墓的情况。这个线索本来是群众举报到《观察思考》节目的，后来《焦点访谈》拿来做。从今天看，该节目具有标本意义，日后《焦点访谈》的新闻表现手法在这个节目中已初见端倪：以调查为基础，逐步展示事实；逻辑是由表及里，由未知到已知。节目形态由过去主要展示主持人的评论，发展到展示当事人的看法，也就是来自老百姓自身的评论。”梁建增说。
当时这种想法还处于试验阶段，早间播出的《焦点时刻》就成了晚间热播的《焦点访谈》的试验田。1994年，新闻评论部做了一个流浪儿童题材的报道，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对未成年人问题进行报道。孙玉胜看了这个报道后认为片子非常好，但对于该片是否可以在《焦点访谈》中播出“有些犹豫”。最后报道就先在《焦点时刻》报道，群众反响很好；然后才放到《焦点访谈》中播出，中央有关领导收看之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就这样，《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逐渐扩展到了社会的纵深。
《焦点访谈》播出两个月之后，观众好评如潮。开始纷纷主动为《焦点访谈》提供新闻线索，期望他人或自身的不平能够借《焦点访谈》得以解决。
“现在我们每天接收到的各种线索平均有2300多条，过去来信比较多，经常没几天就一麻袋一麻袋的；现在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新闻线索的来源很‘立体化’。”梁建增说。
“用事实说话”
梁建增认为，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看望《焦点访谈》，是《焦点访谈》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的时间，可以称为《焦点访谈》的发展期。
1998年《焦点访谈》开播4周年之际，栏目的四句广告词浓缩为“用事实说话”。
“可以说，是《焦点访谈》确立了电视新闻的地位。1994年以前，电视新闻从内容到形式都无法与文字报道相媲美。当时谁也没想到电视新闻竟然能成为新闻发展的突破点。”梁建增说。
发展源于创新。责任感、工作人员的理想主义冲动是发展的动力，但部门文化、管理模式的突破之于《焦点访谈》发展的重大作用也不容忽视。
《焦点访谈》节目组的内部文化是“以人为本，以屏为根”。首先，《焦点访谈》在用人制度上，打破了中央媒体的“铁饭碗”模式，公开向社会、全国招聘人才。水均益等人就是通过招聘，从五湖四海各个单位聚集到了《焦点访谈》旗下。
“《焦点访谈》没有铁饭碗，工作人员在人格上，在待遇上，在机遇上都是平等的。我们内部有人说，在《焦点访谈》，人没有三六九等，节目有金银铜奖。”梁建增说。
“文化即性格，性格即命运。”梁建增说。然而《焦点访谈》并不是文化小沙龙，“以人为本”偏重于人文色彩，而“以屏为根”则强调的是业绩导向。如果说旧的体制是“因人设事”，则《焦点访谈》就属于“因事设人”了。
在节目管理和制作上，《焦点访谈》采用制片人制。制片人是栏目的管理者和节目创作的组织者与把关人，也是节目的第一责任人，对节目的全程制作、经费使用、人员调配具有决定权。
《焦点访谈》的节目形态很受观众欢迎，培养出了一批新闻素质、文化底蕴都很高的“明星”主持人，比如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
对于《焦点访谈》的文化和管理的开拓，最有发言权者当属孙玉胜：“以用工制度而言，《焦点访谈》的方式，在2000年春节后才在全台普遍实行。由于有了《焦点访谈》等节目的长期铺垫，2000年中央电视台全台的用人制度改革波澜不惊。”
2002年，《焦点访谈》在中国电视媒体中第一家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至于《焦点访谈》的监督力度的加深，孙玉胜与梁建增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了1997年10月与11月的两期节目，这两期节目使《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对象发展到了司法人员、国家公务人员身上。
第一个节目是1997年10月播出的，河南警察张金柱开车撞人后把人拖死的事件，当时该节目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轰动。张金柱事后说，我就是被记者整死的。
第二个节目是1997年11月播出的，《焦点访谈》对309国道山西段交警乱收费现象进行了报道。交警见车就罚款，空车也要罚；如果司机辩解一句，罚款当场翻番。
如果说“张金柱事件”提升了《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力度，将舆论监督对象扩大到了“大盖帽儿”身上；那么“309国道事件”则惠及全国：此后全国范围内开始治理公路乱收费的现象，这样的监督既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焦点访谈》的报道，大多数都引起了中央和省部委领导的重视，不少陈案积案疑难案常见案等等，都在中央领导的直接重视下得到解决。
从1994年至2003年，《焦点访谈》荣获中国新闻奖、中国电视新闻奖等20项大奖，其中，《“罚”要依法》、《巨额粮款化为水》、《难圆绿色梦》、《和平使沙漠变绿洲》、《粮食满仓”的真相》、《吉烟现象》、《铲苗种烟，违法伤农》、《河道建起商品楼》等节目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并获得当年度中国新闻奖评论类大奖。《焦点访谈》曾两次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十大名栏目”，连续两届获中国新闻名栏目奖，1994年—2003年连续获中央电视台优秀栏目一等奖。
梁建增说，《焦点访谈》很多节目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比如2000年的《铲苗种烟，违法伤农》，报道的是重庆巫山县把青苗铲掉，种植烤烟。当时的主流声音是号召大力推广经济作物，而今天看来，粮食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焦点访谈》以舆论监督为特色，说穿了，也就是得罪人。那么《焦点访谈》是否曾被人告上过法庭？
就此问题，梁建增谈到了舆论监督的“技术问题”：“《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遵循的是‘三个说话，两个原则’，这使我们经得起事实检验，当事人质疑，有关部门的质问。”
三个说话：事实说话，过程说话，当事人说话。“1998年开始，《焦点访谈》突出了‘用事实说话’。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因为新闻本身就是要用事实说话。我们认为这绝不是废话，相反我们还要把‘用事实说话’的精神高扬起来。我们的报道都是事实本身，不是主观色彩和道听途说。”梁建增说，“对事实的选择，也是观点的表露。”
两个原则：与人为善，掌握好度。
与人为善的意思是“我们的报道不是要给人出丑，或泄私愤。而是协助政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梁建增说。今年《焦点访谈》报道了海口街头非法行医者猖獗现象以后，海南省省长卫留成表示：“舆论监督和媒体曝光是促进我们解决老大难问题的一种契机。”海南省政府并以此为契机，全面推行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
掌握好度，则涉及两方面的度。在记者方面，舆论监督的时机要掌握好；记者的情感要控制得当，既不能面善心软，也不能咄咄逼人。
对监督对象，则要控制数量上的平衡，比如“一个省连续报道几期，最终其产生的很可能是逆反或抵触情绪”。梁建增说。
据记者掌握的情况，到目前为止《焦点访谈》还没有被人告上法庭的经历。
“反监督”的力量
毫不夸张地说，《焦点访谈》的成功是记者的汗水和生命换来的。
10年来《焦点访谈》的记者经受过多少磨难，无法确切统计。尽管身经百战，但孙玉胜回忆起“沈阳白玫瑰事件”，仍就语调升高，语气激动。
2000年3月初，记者喻晓轩、摄像王守城前去沈阳白玫瑰美容保健品公司采访其假冒伪劣产品问题被强行扣留和搜身，并被撕掉录像带。
“记者被非法拘禁了几个小时。当时是晚上，整个过程中，《焦点访谈》领导和电视台主管台领导，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我当时也非常紧张。被诬告拿了5万元钱，而且记者的包里也确实出现了钱。当时区公安局第一审时，已经定性为拿钱了；到市公安局重审，五个诬告者被分别讯问，问题是‘送给记者的钱是从哪儿拿出来的’？有人说从保险柜里，有人说从家里。事情才算水落石出。当记者从沈阳回来时，《焦点访谈》当时的总制片人袁正明到机场迎接他们，大家当场就拥抱到了一起。记者潸然泪下，记者落泪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终于清白地回到了北京。”
“五个人出来作证，你《焦点访谈》的记者拿了黑钱。如果台里没能强有力地解决，我们的记者面临着什么后果？《焦点访谈》还怎么进行舆论监督？”孙玉胜说。
如果说“沈阳白玫瑰事件”是个案，那么《焦点访谈》记者的职业风险则几乎是时刻都存在着的。1996年11月，《焦点访谈》四组记者谢子猛到东北拍摄一个粮食专项款被挪用的事件，在采访途中突遇车祸住进医院；1999年1月，《焦点访谈》记者刘涛和吕少波赴江西一个贫困县采访，途中发生车祸，汽车油箱燃烧。刘涛右臂粉碎性骨折，挠神经系统完全烧伤；吕少波的脸上、手上严重烧伤。“几天后我见到他们时，两个小伙子被烧得面目全非，浑身绷带地躺在病床上。”孙玉胜说。
《焦点访谈》记者采访越来越难，其中尤为难者，是地方有关部门设置的行政、司法�